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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谈中华保守主义
作者: 文扬 人气: 日期: 2011/4/6今天重点谈一下这个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大背景。
作为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主张，这个主义之产生和成形，表面上看，是我和寒竹等少数几个生活在海外的自由写作人独立思考的结果，但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在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之物。
第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成功。衡量这个成功可以有很多指标，借用张维为教授的一个指标：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总体上增加了18倍，作为对比，东欧只增加了1倍。
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在“演进”的意义上隐含地说明了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也是具有“长期的合理性”的。但由于中国政府仍是共产党政府，并没有抛弃掉其基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一整套正统理论，于是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严重脱节。
一方面，是各种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得不到很好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是正统的官方学说完全无法应用于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宏观指导和预测。
第二个大的时代背景，是近二十多年来自由主义学说在指导和预测中国问题上的全面失败。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知识界盛行一时。“独裁专制”VS.“民主自由”这个在冷战结束后被西方当作一种全球战略工具的概念框架，也成了把握中国政治问题的最高信条、“第一原则”。
但是，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有意绕开了这个战略性的“埋伏”，避免了无谓的理论论战，凭借“实事求是”的实践路线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阵营本身，在失去了显著的专制主义敌人之后，自己也随之失去了其历史动力。
具 体到中国的海内外自由主义阵营，由于无知、盲目、偏执或者就是故意，一直深陷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混乱之中。这些只会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运动口号的激进战士， 从来没有弄清楚，西方追求霸权的“主人”自由与被统治者追求内斗的“奴隶”自由完全不同，非西方国家中亲西方势力的“人权”问题与谋取独立自主的“民权” 问题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思潮的“文化”自由主义与作为一种战略工具的“政治”自由主义完全不同。思维严重混乱的结果就是，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上 不得不奉行双重标准。
就这样，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民间反政府势力所奉行的自由主义学说，同时成为了过时的、破产的、失去了历史动力的、不再具有解释力和预测能力的虚假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自中国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政治理论、引入各种“主义”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现 实是，由于理论的缺位，无论是过时且破产的共产主义，还是过时且破产的自由主义，却都还在其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拙劣地、霸道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如此说 来，即使是出于平衡和补充的目的，也一定需要有一种新的主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预测和展望的需要，这样一个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主义， 则不得不走上历史舞台发挥其作用。
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华保守主义，为了反对假革命而不得不在思想领域发动的真革命。▊
作为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主张，这个主义之产生和成形，表面上看，是我和寒竹等少数几个生活在海外的自由写作人独立思考的结果，但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在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之物。
第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成功。衡量这个成功可以有很多指标，借用张维为教授的一个指标：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总体上增加了18倍，作为对比，东欧只增加了1倍。
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在“演进”的意义上隐含地说明了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也是具有“长期的合理性”的。但由于中国政府仍是共产党政府，并没有抛弃掉其基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一整套正统理论，于是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严重脱节。
一方面，是各种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得不到很好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是正统的官方学说完全无法应用于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宏观指导和预测。
第二个大的时代背景，是近二十多年来自由主义学说在指导和预测中国问题上的全面失败。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知识界盛行一时。“独裁专制”VS.“民主自由”这个在冷战结束后被西方当作一种全球战略工具的概念框架，也成了把握中国政治问题的最高信条、“第一原则”。
但是，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有意绕开了这个战略性的“埋伏”，避免了无谓的理论论战，凭借“实事求是”的实践路线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阵营本身，在失去了显著的专制主义敌人之后，自己也随之失去了其历史动力。
具 体到中国的海内外自由主义阵营，由于无知、盲目、偏执或者就是故意，一直深陷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混乱之中。这些只会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运动口号的激进战士， 从来没有弄清楚，西方追求霸权的“主人”自由与被统治者追求内斗的“奴隶”自由完全不同，非西方国家中亲西方势力的“人权”问题与谋取独立自主的“民权” 问题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思潮的“文化”自由主义与作为一种战略工具的“政治”自由主义完全不同。思维严重混乱的结果就是，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上 不得不奉行双重标准。
就这样，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民间反政府势力所奉行的自由主义学说，同时成为了过时的、破产的、失去了历史动力的、不再具有解释力和预测能力的虚假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自中国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政治理论、引入各种“主义”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现 实是，由于理论的缺位，无论是过时且破产的共产主义，还是过时且破产的自由主义，却都还在其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拙劣地、霸道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如此说 来，即使是出于平衡和补充的目的，也一定需要有一种新的主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预测和展望的需要，这样一个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主义， 则不得不走上历史舞台发挥其作用。
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华保守主义，为了反对假革命而不得不在思想领域发动的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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