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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最大障碍--乌托邦思维
作者: 文扬 人气: 日期: 2011/4/18因为新西兰英文先驱报连续一周刊发关于中国的系列报道，新西兰社会再一次喧闹了起来。
总的来看，这个系列报道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公正，作者们着重在描述事实，没有加入太多主观判断。
随后的几天里，出现了一些评论。正是这些立场鲜明、锋芒毕露、有话直说的评论，让我们得以了解新西兰政坛各派在“中国与我们”这一问题上各自的观点和态度。
实际上，西方政坛对中国问题的反应，一直很有规律，观察人士不难发现：对中国持反对态度者，既不全在右派阵营，也不全在左派阵营，最激烈的反对者，一般都出现在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两端。
在新西兰，就常常体现在绿党和优先党这两个小党上，并且以Russel Norman和Garth George这两位活跃的发言人为代表。
乍一看，这一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在很多政策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会在反对中国这个立场上却空前一致呢？左派反对，似乎意味着中国在他们眼里太右了；右派反对，似乎意味着中国在他们眼里太左了；那么中国到底是偏右还是偏左呢？
具体地分析一下。
西方的左派在右派眼里是自由派，凡事都用自由民主人权来衡量，这一派反对中国，就是批评中国不自由、不民主、违反人权。
西方的右派呢？这一派在左派眼里是保守派，是左派的敌人，双方势不两立，那么，这些在本国国内同样被视为自由民主人权之敌的人们反对中国什么呢？
读一下Garth George上周在NZ Herald上发表的那篇NZ at mercy of hungry Chinese dragon，人们发现，他气势汹汹为中国“定罪”时所依据的标准，其实也是自由民主人权。
Garth George先生用一种很雄辩的方式为中国罗列了七大罪状：1）中国是信奉毛泽东版马列主义的极权国家；2）中国工商业的很大一部分被军队所拥有和控 制；3）中国政府野蛮地压制不同政见，违反人权；4）中国的“一个孩子”政策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5）中国贪赃枉法、贪污腐败泛滥，公民只管挣钱、挣地 位；6）中国严格控制货币使之只有利于自己；7）中国通过经济援助南太平洋岛国使之成为其负债国。
看得出，西方左派与右派，前者多一些平等理想，后者多一些道德标准，前者多一些对自由民主权利的捍卫和争取，后者多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名义的主动进攻。
Garth George先生属于极右派，道德标准更高，主动进攻更多。他的时评文章，我读过不少，往往就是一笑置之。在中国人的俗语里，这样的人被称为“九斤老 太”，永远在抱怨，永远在警世，永远在用他那一套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德标准和理想国标准衡量现实中的一切。当然，因为一切都不可能符合他的标准，所以一切都 在越来越坏。
这就是西方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派别的共同基础：在观念中构造一个乌托邦理想国，以此为标准对一切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其乌托邦 理想越美好，对现实的批判就越强烈；其“彼岸”越神圣，“此岸”的一切就越像是罪恶。这种思维一旦再加进宗教情结，某种形式的“圣战”也就一触即发，不可 避免了。
为什么中国必定成为西方极左派和极右派共同的敌人？因为今天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彻底走出了毛时代乌托邦陷阱的国家。为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不能直接应用于处理中国问题？因为在西方这些东西要么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呓语，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乌托邦口号。
归根结底，中国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也不那么难懂，其实就是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引起的最现实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西方不摆脱掉乌托邦思维，就永远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总的来看，这个系列报道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公正，作者们着重在描述事实，没有加入太多主观判断。
随后的几天里，出现了一些评论。正是这些立场鲜明、锋芒毕露、有话直说的评论，让我们得以了解新西兰政坛各派在“中国与我们”这一问题上各自的观点和态度。
实际上，西方政坛对中国问题的反应，一直很有规律，观察人士不难发现：对中国持反对态度者，既不全在右派阵营，也不全在左派阵营，最激烈的反对者，一般都出现在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两端。
在新西兰，就常常体现在绿党和优先党这两个小党上，并且以Russel Norman和Garth George这两位活跃的发言人为代表。
乍一看，这一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在很多政策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会在反对中国这个立场上却空前一致呢？左派反对，似乎意味着中国在他们眼里太右了；右派反对，似乎意味着中国在他们眼里太左了；那么中国到底是偏右还是偏左呢？
具体地分析一下。
西方的左派在右派眼里是自由派，凡事都用自由民主人权来衡量，这一派反对中国，就是批评中国不自由、不民主、违反人权。
西方的右派呢？这一派在左派眼里是保守派，是左派的敌人，双方势不两立，那么，这些在本国国内同样被视为自由民主人权之敌的人们反对中国什么呢？
读一下Garth George上周在NZ Herald上发表的那篇NZ at mercy of hungry Chinese dragon，人们发现，他气势汹汹为中国“定罪”时所依据的标准，其实也是自由民主人权。
Garth George先生用一种很雄辩的方式为中国罗列了七大罪状：1）中国是信奉毛泽东版马列主义的极权国家；2）中国工商业的很大一部分被军队所拥有和控 制；3）中国政府野蛮地压制不同政见，违反人权；4）中国的“一个孩子”政策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5）中国贪赃枉法、贪污腐败泛滥，公民只管挣钱、挣地 位；6）中国严格控制货币使之只有利于自己；7）中国通过经济援助南太平洋岛国使之成为其负债国。
看得出，西方左派与右派，前者多一些平等理想，后者多一些道德标准，前者多一些对自由民主权利的捍卫和争取，后者多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名义的主动进攻。
Garth George先生属于极右派，道德标准更高，主动进攻更多。他的时评文章，我读过不少，往往就是一笑置之。在中国人的俗语里，这样的人被称为“九斤老 太”，永远在抱怨，永远在警世，永远在用他那一套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德标准和理想国标准衡量现实中的一切。当然，因为一切都不可能符合他的标准，所以一切都 在越来越坏。
这就是西方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派别的共同基础：在观念中构造一个乌托邦理想国，以此为标准对一切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其乌托邦 理想越美好，对现实的批判就越强烈；其“彼岸”越神圣，“此岸”的一切就越像是罪恶。这种思维一旦再加进宗教情结，某种形式的“圣战”也就一触即发，不可 避免了。
为什么中国必定成为西方极左派和极右派共同的敌人？因为今天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彻底走出了毛时代乌托邦陷阱的国家。为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不能直接应用于处理中国问题？因为在西方这些东西要么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呓语，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乌托邦口号。
归根结底，中国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也不那么难懂，其实就是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引起的最现实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西方不摆脱掉乌托邦思维，就永远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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