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在黄浦江畔，站立在近代上海的母亲河边上

            “沪”是上海的简称。晋朝为了海防需要，在沪渎边修起了一座叫“沪渎垒”的城堡，于是“沪”诞生了。唐朝时，上海是一个小鱼村；宋朝时，沪渎西端兴起一个港口——青龙镇；元朝时，上海成为县城；明清时，海上贸易时而开放，时而禁止，上海的发展波动起伏，但已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从设县起，上海建城有700年的历史。

                                                                        一，初吻上海滩

            文艺复兴激活了欧洲大地，工业革命把西方人造成了这个地球上的先锋者和巨人，他们就像从那个宝瓶里跳出来。如果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那个宝瓶里跳出来的是仅仅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而上帝埋藏在西方大地里那个宝瓶被打开后，随着一缕青烟，宝瓶里跳出来的家伙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对待自己更像天使，对待别人却像魔鬼。他们来了，从欧罗巴走向全世界，从西方走向东方。上帝究竟想让他们干什么呢？当他们的商船和炮舰乘风破浪割开蓝色的海洋，驶向中国海岸的时候……

            我的眼光似乎穿行过几百年的尘雾，遥望到中国的万里海疆上。于是一幕幕历史景观撞入了我的眼帘。开始是葡萄牙的船队进入澳门，区区小夷，大明皇朝指定他们在一个小岛上做点生意并无大碍。第二位是荷兰舰队，强占了台湾岛，岛屿离中华大地还有点距离，民族英雄郑成功扫荡了台湾岛，但这位英雄也只是大清手下的败将，一个简单的推理，荷寇应该是败将手下的败将，大清帝国好像并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东方的末日皇朝的臂膀上还有一点肌肉，而且被一种自以为是的骄傲蒙住了双眼。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这个封建帝国短视的眼光无法遥看到新航路后面的灿烂的景色，那边的白色人种正在创造出这个地球上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奇迹。

            西方的不速之客从几百前一个一个地来了，葡萄牙——荷兰——然后又将是谁呢？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那是谁。而我似乎看到的是一个数学程式，这个程式又排成一个渐进的序列，但是这并不像1+1那样简单，第三位来到了，雄壮的大英帝国来了，舰船中夹带着东印度公司的鸦片，“鸦片战争”爆响，黑色的鸦片剥夺了末代皇朝的尊严，“南京条约”像一道咒符套在大清皇帝的头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白纸黑字记载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上。而上海就是那五口之一。

            然后是虎豹豺狼大驾光临，纷至踏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次次数目相加，数字变成了精灵，用那句哲学语言说，量变到达了质变。中国发生了质变，而这个质变最醒目的地方也许就是上海。于是我发现上帝的眼光也一眼瞄到了地球东方的这块土地，然后它好像在上海滩上初吻了一下，尽管这个“吻”有点冷酷，有点儿咬牙切齿，因为那时候的上帝温情更加眷顾蒸蒸日上的强者。

            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呢？中国的大地面对着东方的太阳，万里海岸线犹如一把弓型，而上海就在这条海岸线的中间；另一个万里则像横在中华土地上的一支长箭，就是那条万里长江，上海的土地是长江带来的泥沙和东海浪潮抨击中沉淀下来形成的，那么上海就是弓弦上的箭头。我仰望蓝天，向上苍发问，那是自然的巧合，还是谁故意造就了这块造型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土地呢？上海这支箭头应该射向何方？

            于是，我仿佛听到了那支古老的民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们的祖先百姓迷恋于在江水中温柔的情歌，如同他们的统治者帝皇将相们沉醉在中国大地上围猎，不会也无法把目光射向蓝色的大海背后。我曾经想过，如果那些帝皇具有一点谦卑的精神，能够从中华大地上遥望到海外；如果那些士大夫有点儿数学的认知，问一问，那些遥远的西方异邦为什么能够接二连三光临中华的海疆？如果当年的百姓具有一点振奋的血性和冒险的奢求，扬帆出海，去追求人间天国的梦想。那么中国以后很多年的苦难也可能化为一缕青烟，宝瓶也许将对中华民族打开。然而，中国古代的伦理学很难造就那种追求者的大无畏的精神，也无法营造出科学之树成长的氛围，贫困的哲学土壤更难开出奇异的真理之花。可惜这些假设，只能成为后来思索者的断想。

            当蓝色的海浪冲入长江的时候，两种文明的撞击从这儿开始，长江口的冲击平原上又被一片喧嚣的海浪和怒潮浸灌了，一个现代意义的上海诞生了，人们用了一个词“开埠”。上帝究竟想在这块土地上制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在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身上，也许我可以用上另一个词“开悟”。

                                                            二，上海的地上和地下

            一百七十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上千百幢高楼组成了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上海也许是今天地球上高楼最多的城市之一。当我这个从上海出生长大，如今从海外回沪的游子，也感到眼花缭乱，有点儿乡巴佬的状态。有一种红色的双层旅游巴士在这个城市里穿梭，票价三十元，经济实惠，我在人民广场始发站登车。

            这个广场今天像一个拼盘，大片的花圃绿地和宽阔的车道相交。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个空旷的大广场，正面对着市政府的一个建筑，建筑背后是人民公园。如果让历史再朝后倒退百年，广场和公园的土地上是外国租界的跑马场。从奔腾的高头大洋马中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到西洋人的精神世界之一斑，运动冒险和赌博，于是为什么在百年以前，他们就能远涉重洋而来，便有了一种简洁的答案。如今在英国和英联邦诸国，许多跑马场和昔日没有什么区别，仍然是一个运动加赌博的场所。作为英国留下的殖民文化遗产，中国的香港人依旧对跑马如痴如醉。车行第一站，一长排整齐的石头的建筑，连接着那幢西洋式的钟楼，现在是上海美术馆，以前是上海图书馆，再以前就是跑马场的看台。跑马场上人们疯狂的呼唤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遗音。崭新时髦的上海大剧院端坐在石头建筑的那一端。

            第二站是南京路步行街，我站在街头眺望着这条流淌出上海的马路，在历史的年轮中，十里洋场从东朝西，由黄浦江边一直开发到静安寺。1856年，当局命名了这条租界内最繁华的街道——“南京路”，其象征意义就是把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南京条约”。那是殖民者的骄傲，但也是封建主义在这块土地上终结的信号。每一样事物的出现，往往会包含着多层意义，有名有暗，有实有虚，错综复杂，如同上帝的谜藏。

            南京路上的那些经典旧建筑基本都保留着，但无可救药地陷落在两旁更加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的峡谷中间，那幢二十四层的曾经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的花园饭店，如今看去只能算是缩进群体中间的一幢小楼。从南京路上我似乎看到了上海滩上的一种历史的走向，尽管这种走向在高楼下面显得有一点狭窄，无数的上海人拥挤着朝前走着，他们走向哪里，是不是有一个清晰的远方？

            第三站来到了外滩。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条影响上海的河流，一条叫吴松江，从古代流到近代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条仅有四五十米宽度的细长的河流——苏州河，今天它仍然可以从上海连接到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姑苏城，把古老和现代串在一起，而它的出口交汇在黄浦江上。黄浦江是万里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是从一条被称为“上海浦”的又宽又深的支流发展变化而来的。“上海浦”就是上海名字的由来，宽容和深度似乎预示着大上海的未来。

            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曾经有一个外滩公园，这个狭小的公园之所以出名，大概是租界当局曾经在门口树立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当年，这块牌子在积弱的中华民族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但它又造就了多少革命者的诞生。今天，那儿竖立起用三支高大的石头步枪组合成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这块纪念碑的下面是一个外滩历史纪念馆。展览馆里叙述着黄浦江边的一幢幢西洋式的花岗石大楼，汇丰银行，沙逊大厦……，当年这些豪华的建筑大部分是外国银行，以至于后来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而在这条中国土地上的金融街，仅仅只有一幢可怜的中国银行。在地下的展览馆里走完一圈，我认真地读完那些老照片，沿着石头台阶又走回到江堤上面。黄浦江边的大堤已经整修一新，游人如织，但是天空有点灰蒙蒙的。拨开历史变迁中的尘雾，让我们探望一下它的初始原因。

            一，为什么是外滩而不是其它地方？因为停泊在黄浦江里的英国军舰，可以用大炮来保护租界里的它的侨民。二，为什么外滩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是银行？那是现代的“资本”观念走进了东方古老的国家。三，殖民主义者已经从黄浦江边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模仿西洋式的大城，这和租界政府命名“南京路”是异曲同工。地理，经济，政治，至少我们已经找到了三个原因。

            后来这个城市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变化，是谁在主宰着这个城市变化呢？当我再一次抬头仰望那座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又想到了它的下面那个纪念馆，其实老照片里那些豪华的大楼仍然排列在外滩的马路边上，只是在它们的背后又竖立起一群更加现代化的高楼。相比之下，那些花岗石的老大楼好像建造得更加坚实精致和带有艺术风格。百年的石头缝里又引起了我的无限的遐思。

            1899年，上海的一份“西潮”报纸上印着这样一幅漫画，画面上的洋人是半神半鬼三头六臂的怪物，三只手拿着电灯轮船和洋娃娃，另三只手拿着巡棍鸦片和手枪。从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是魔鬼。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开工厂，修码头，办商场，建学校，盖医院，造教堂，又从这个城市里扩展开一条条血管，伸入中国的内地，如同一条章鱼般的从这块大地上汲取养料，无疑地，殖民主义者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施舍，而是为了金钱和巨大的利润。如同要在这里喝咖啡和吃蛋糕一样，必须把吃蛋糕和喝咖啡的方式方法带来，西方的现代化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科学技术，政治和司法制度，同样涌入了上海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掠夺中输出文明”。西方的那个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上帝之城”里，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上帝预示着魔鬼，但也预示着它们对改善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的作用。”

            汲取和输入表达的是一种交换状态，而在不公平的交换状态下面经常会暗藏着深刻和渐进的变化。当西方的资本在这块土地上“运转”和获得暴利的时候，西方的知识和思想也渗进了东方的土壤，“西学东渐”触动了末代皇朝的知识分子，他们骚动起来。他们骚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几千年封闭的东方文化受到西洋文化浪潮般的冲击，现实中的皇朝屈服和没落，国土沦丧和百姓的双重苦难更使人产生了切肤之痛。以至于后来的共产党人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半封建半殖民地”。但也可以这样说，在上海滩上“半殖民地”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半封建”已经被跟随在洋人后面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替代。

            假如说西方的炮舰没有在东方轰鸣，血色的资本没有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的皇朝很可能再延长千年，也许还会夹带着几次农民起义然后又演变成皇朝的循环游戏，前面不已经有过如此缓慢的几千年了吗，后面为什么不能续上另一个千年呢？资本主义犹如一把利刃砍掉了中国后面的皇朝。

            当年的西学滥觞，天演论，物竞天择，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殖民地上的统治者肯定没有想到过在他们从西方带来的思想和主义中，其中的一种会为他们的兴高采烈的统治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在繁荣的上海滩地下给自己埋下了一条颠覆自己的暗线。当年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回荡。”不到半个世纪，西方人就把这个“幽灵”带到了东方。这条暗线很像西方人说的那样，是上帝那张看不见的手的安排。这时候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已经把清皇朝送进了棺材，但中国依旧黑暗，甚至更加混乱不堪。上海滩上秩序井然，仍然是洋人统治的上海。上海滩上的文人陈独秀立志要把中国的旧文化改造为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把那个“幽灵”积聚成组织和力量，鲁迅说地下的火在燃烧着。毛泽东开始分析中国的另外的一大半“半封建。”

            上海滩上风水轮流转，军阀当政的时代和民国政府的执政初期，还能和租界当局相处为安，互相利用。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踏平了上海滩，把租界的一切占为己有。而在1949年后，中国的后起之秀共产党人终于把一切颠倒过来，暗线变成了明线，地下的火烧到了地上。于是革命者的纪念碑竖立到地面上，老照片和它概括的旧时代放到了地下。但老照片里那些花岗石建筑仍然屹立在江畔，好像在诉说着什么？那是什么呢？

            共产党的初始理念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指导国家，最后建立起“帕拉图”式的理想社会，有点儿像上帝的天国。于是，执政者们利用贫民被激发起来的热情来改变这个“资本主义”的上海，强行把“资本”埋入了地下。

            无疑地“资本”和人类的私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当上帝和人类在互动中催生它以后，它在改造封建化的旧世界的过程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在促进现代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魔术”般的功能。“资本”并没有死亡，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执政后对它穷追猛打，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偏离“真理”的误区，并使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无可奈何的伤害。于是乎，“地上的”和“地下的”进行了换位。那位西方的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经在人类身上研究出一种“潜意识”的理论。那么“资本”就如同上海躯体上的“潜意识”，在那个年代这种“潜意识”处于被催眠的状态。同样可以运用鲁迅的语言，它是潜伏在地下的火。

            第四站是十六铺的游览码头。当我坐在游览船的顶层，眺望黄浦江两岸的景观时，耳朵里撞进的是江中的波涛声，开阔的视野里有了更加强烈的触觉。我的头颅由西转向东面，当年的浦东除了几个码头是一片贫乏的地方，在上海人中间曾经有过“浦东一间房不如浦西一张床”的说法。而今浦东高楼林立，上海滩上最高的大厦也坐落在浦东，浦西河浦东有数条高架公路和江底隧道相连，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成了新世纪上海的标志。这一切都是在这二三十年间的“资本运作”中奇迹般的崛起的。而就在这时候，江面上传来了“东方红”的钟乐声，那是西面江畔钟楼里几十年前保留下来的红色节目，我又转过头聆听着，在灰色的江雾中，分明听到这种声音好像来自农耕时代的陕北高原断裂的山谷之中。而在一百年前的殖民时期，那幢钟楼是外滩著名的“海关大厦”，沉闷的钟声里没有敲出音乐，却来自更加遥远的西方彼岸。钟声和钟声虽然不一样，却同样慢慢沉浸在浑浊的江水之中。

            共产党在执政的几十年后，终于逐步认识到“资本”这位无可替代的“魔术家”的面目。历史已经证明“资本”可以造出“资本家”，可以制造“剥削和压榨”；历史同样可以证明，“资本”更可以制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只要分配和使用得当，也能让大众过上像样的日子。

            黄浦江畔那些花岗石的建筑就像冷漠的贵族，钉在石头上的铜牌说明书犹如是贵族的标志。欧洲的贵族初始以野蛮争夺而获得爵位，以后，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建立和传承了有底蕴的贵族文化。今天那些石头建筑又变成了一家家中外银行的所在地。南京路上依旧熙熙攘攘，那些老牌商号全都恢复了旧时的面目。上海滩上资产阶级的数量肯定超过了1949年以前，但是现在他们的名字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企业家。而共产党人也已扬弃了初始的“无产阶级专政”，把自己归纳为“执政党”。当然中国还没有不执政的“反对党”。有些人说，如今回到了从前。

            外滩的石头大楼后面出现了更多的超越它们的现代化高楼，南京路的老牌商号周围新品牌层出不穷，高大的立交公路一圈又一圈地围绕着城市。从天上看地下那是一个洋洋洒洒的让上帝也感到有点儿兴奋的图案，它那无形的眼睛大概也在欣赏自己一百多年前的冰冷的初吻，和它那看不见的手造就的杰作。但从上海的地上仰望高空，仍然是灰蒙蒙的，视线有限，即使在阳光高照的日子，也看不到清晰的蓝天。                                                                       

                                                            三，历史让上海产生“爆响”

            车行第五站来到豫园，当年这里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保持着老城隍庙的风范。不少老建筑整修一新，那家老庙黄金店更是从红色的画栋雕梁里透出金光，让传统发扬光大，诱引出现代人古老的欲求。当年租界区的大马路上亮起电灯，自来水进入楼房里的时候，这里的老房子里还点着油灯，夜行者打着灯笼，上等人出入骑马乘轿，穷人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河水和井水是他们的共享的水源。于是，我又领略到上海滩历史的意蕴。

            其实当年殖民主义者的脚步刚踏入上海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不想在这里长期居住，只想在这里狠捞一笔银钱后，返回家乡，这和我们的祖先在海外挖到金子后打道回府的意思差不多，可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是人类共同的虚荣心。但西洋人在这儿住着住着就感到舒服了，他们划出租界，把全套生活方式都带来了，从教堂到跑马场，煤气灯，电灯，电车，电报，电影报纸……冒险家的乐园不仅仅是在冒险中能带来金钱名誉和地位，还有这块土地上有太多的冒险机遇，而洋人冒险家的投机行为在这里受到特权的庇护。

            一八五三年，上海 “爆响”了小刀会起义，老城厢内的“点春堂”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小刀会“反清复明”的口号和南京的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崇拜基督，和上海滩上的洋人们信奉同一个天主。开始的“泥城之战”，租界里的洋人军队帮助小刀会，打败了清军。后来清廷用以出让上海海关和租界权益为条件，换取英、美、法对他们镇压小刀会的支持。于是乎，“主”的这一部分子民不仅仅像“犹大”那样的出卖，更是帮凶，使“主”另一部分子民倒入在血泊之中。可见，殖民主义者往往为了世俗的利益而将上帝置之度外。

            第二次的“爆响”，前后炸响了两次。第一次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国民党的北伐部队结束了旧军阀在上海的统治。第二次，是1927年4月，“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分道扬镳，共产党惨败。从此以后，共产党人走上了独立武装抗暴的道路。这次“爆响”奠定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却也埋下了颠覆自己的“地雷”。可以这样说：没有1927年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会有1949年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海”，制造仇恨拖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两个政党的争夺和纠缠几乎勾画出中国当代史的全部面貌，至今还没有结束。

            第三次“爆响”同样是前后两次，前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第二次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击日寇之战的开始，而“‘八·一三’淞沪战役”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日中双方都投入巨大的兵力武装。这场战役后，基本上决定了日中两国的战略态势，国军无法抵达住日军的强大攻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决定了中国走入长期抗战的道路。

            第四次“爆响”是1949年5月，共产党军队在上海战胜国民党军队，其意义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无法在大陆立足，不得不将中国的“天下”让位给共产党政府。

            还有一次大事件也许已被不少人从记忆里遗忘，那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极左的革命家们决定冒险推翻自己的政府。有上海造反派始发的“一月革命风暴”，终于将政府踢到了一边，成立了模仿巴黎公社的“上海公社”，以后又改称为“革命委员会”，然后全国造反派纷纷夺权，“革命委员会”遍布全国。这次上海滩上的“爆响”，决定了共产党内毛泽东利用造反派战胜刘少奇政府体系的命运。

            从一次次“爆响”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积极意义或者是消极意义上来说，在上海发生的大事件往往会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是历史步伐走到关键时刻的“轰鸣”。

            而从“个性化”的角度考察，这些“爆响”还会衍生出某些人们意想不到的事物。比如，第一次“爆响”的年代，人们纷纷逃避战乱进入租界，租界人口大增，于是租界政府制造出一个“石库门”的样式。而在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石库门差不多成了上海人的标准房，石库门里培育了上海人的个性，石库门也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共性。

                                                                        四，“石库门”革命和新天地

            红色的巴士在上海滩上穿行，第六站来到了一条保持着石库门的老街，老街都已整修一新。其中的一幢石库门的天井里竖立起一面高过二楼屋顶的红旗，那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我数次踏进过那幢小楼，里面还保持着石库门房间的原来格式。这条小街的路名也很有意思，以前叫“望志路”，后来叫“兴业路”，从“望志”到“兴业”似乎隐含着这条街的全部内涵。

            同是这条小街，没走步路，拐进隔壁一条弄堂就是当今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新天地”。旅游杂志上是这样叙述：“新天地是一个具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旅游景点，它是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成具国际水平的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是具传统和新纪元生活文化特色的景点。” 其中的关键字我认为是“改造”两字。今天的潮流把这儿“改造”成了什么模样呢？中间的石库门被拆了一片，形成了一片小广场，太阳伞下是一排排西式的咖啡坐，两旁的石库门几乎看不出的原来模样。

            在这里喝一杯意大利的咖啡绝对比在意大利的街上还贵。而那些风格高档的商店里，一件外衣，一双皮鞋，动辄几千，贵辄上万。那是沪上一批中高薪阶层的消费场所，再添上一点儿艺术粉末，也就成了流行的时尚。在这里玩时尚表示着某些人的身份和档次。

            于是我的思绪又从“新天地”回到了那些革命者的身上。参加“一大”的十五位中外代表，他们的命运各有千秋，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有的脱党，有的被党开除，有的成了汉奸，有的被共产党的敌人杀害，也有的在自己同志掀起的政治狂热中遇害，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最终在领导岗位上过世。但毫无疑问，当年他们都有着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天地是这群早期革命者的历史使命。但我可以这样断定，九十年后在隔壁弄堂里的那片享受主义的“新天地”，肯定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想象力，颠覆了他们当年神圣的使命感，造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黑色幽默”。

            在“黑色幽默”中间也包含着部分的真理，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从两处隔壁相邻的石库门房子里似乎可意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在他的那个年代里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把无产阶级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随着时代的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资产阶级并没有减少，而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已被越来越众多城市中产阶级所替代。上海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如今城区内已经很难找到一家像样的工厂，工厂远郊化带来的城市工人队伍的萎缩和被流动的农民工所替代，而真正赤贫化的无产阶级在工业化的国家里越来越少，阶级对抗意识在消解。第二，为什么那些“一大”代表以后会走上形形式式的人生道路？这似乎也在对后人进行暗示，历史的走向并不是由当初的革命者的理论和情感所规定，尽管在某一个阶段产生了这种导向，以后上帝常常会翻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新花样，犹如一部变化多端，但又合乎情理的侦探作品。而革命者对远景的描绘却情不自禁地走入了脱离现实的 “乌托邦”。第三，彻底的公平主义并不能形成文明社会的走向，追求舒适的生活是人生而由来的生理属性，企图通过政治革命的手段来彻底消灭这种属性，其实是徒劳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只能被少数革命者在某一个阶段所坚持，克制是暂时的，在物质上追求过好日子是人们的生活常态，也是永久性的。所谓的高档的生活时尚，今天是高薪者的嗜好，明天就可能成为平民百姓的渴求。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法消灭的秘诀，也是今天这个“新天地”产生的理由。从以上的三点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有着更加复杂的结构形态需要人们去探索。

            我走入弄堂深处，当年的租界是华洋杂居的地方，设计和建造起的石库门房子就有点儿中西结合的风范，既保留着中国院墙的格式，但一条条弄堂的布局又形成西洋式的规范。上海容纳了八方来客，而石库门代表着近代中国人都市生活的开始。在租界的地盘上，中国人既要受到洋人的歧视，但又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和近代规范化的社会，喧嚣而有秩序。当中国大地上发生战乱的时候，这里又成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上海的土地挥洒着劳工们血汗，也是投机者的天堂，更是思想者的温床，而那些人和那些事差不多都酝酿在这些黑漆门的石库门里。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石库门里容纳和演绎了一代又一代所谓“上海人”，上海从昨天到今天它接纳了一次次移民大潮，从洋泾浜到乡巴佬的各种文化观念都在这里交汇，造成了上海滩上的五光十色。

            今天“一大”旧址和“新天地”的石库门房子都处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而“新天地”的小广场更像大厦中间的“天井”。“天井”是踏进石库门房子的第一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能享受到从空中投入的阳光。今天，上海人别出心裁地把这块老地盘做成了“新天地”。既是概念，又是创意，还有点象征主义意识。我在想，今天的上海不仅仅是上海滩，也有点像是中国的“天井”，既有“怀旧情怀”，也在为未来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五，关于上海的断想

            夜晚天放晴了，我又换乘另一辆单层巴士穿过江底隧道，进入浦东宽阔的大街。

            星光下，站在浦东江边观看夜景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视觉享受，由建筑和灯光构成的两岸逶迤连绵的美丽图案表达了一种历史和现代化相交的理念。上海人可以骄傲地说，今天黄浦江畔灿烂的夜景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夜景。又一艘游轮划破黑色的江水，游轮上的霓虹灯闪烁着银行的广告，灯光跳入江水里好像是无数的银币在晃动，这似乎又是上海的另一种表达。数十年里，这块土地上日新月异，一次一次刷新了自己的容貌。上海人民建设和改造成的新地标展示这个城市新的格局，上海港国际客运总站，东方体育中心，十六铺码头，外滩源，耀龙路桥，复兴五库阳光沙滩，吴松港邮轮码头等。上海已经迈开走向明天的步伐。

            从上海的昨天到上海的今天，我在寻找着一个梦幻般的启示。如果仅仅用进化论的观点和简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似乎太单薄了，我感觉到在冥冥之中是否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形而上学的构架呢？我站立在黄浦江畔，站立在近代上海的母亲河边上，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假如说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让小渔村深圳变成了一个大都市，那只是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的一个实验性的作品。那么上海一百多年的变迁，则可以放在中国数千年封建时代的背景上，是历史和上苍在这个东方古国所做的一个“实验”过程，其历史意义是要求中国人民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其现实意义是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模型，对未来社会的指导含义也许更加深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验过程”的各种理念变化。和世界上各个大城市相比较，一百多年来，上海跌宕起伏，变化层出不穷，是各种理念最丰富的大都市，而各种理念又表达了它的历史状态。从执政者的理念来判析，有早期封建主义理念，有殖民主义者的理念，有被占领时期反抗者的理念和屈服者的理念，有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理念，有东方式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如今改革开放后的理念等。从其它角度来判析，就更加绚丽多彩，各种各样的市民理念，民主理念，宗教理念，社会形态中的三教九流理念等等。于是我们可以分辨出上海之所以区别于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和东京等城市的特点。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上海和外来的交换过程中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概念。一百多年的“实验”过程，已经让上海走向成熟和定型。

            一个国家可以产生许多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文明水平的差异，一些落后的城市只能跟随着先进城市的脚步，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是对近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城市，所谓“贡献”，不但是指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更深刻的是指向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和的交换过程。

            而当今中国城市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距离，恰好为拉动经济提供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机会。而发达城市从人口流量到经济建设似乎正在走向“饱满”的境地，而我认为在“饱满”之上产生一种精神的张力，才是伟大城市的标志，才能更上一层楼，产生更宽阔的视野，从而促进这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就如同一个人，必须超越自己。

            一个伟大的城市不能只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市民的结合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制造物质财富和享乐主义的工场。每一个城市都自己的特点，但一个伟大的城市则需要培养自己的优秀品格和价值观，一个伟大的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影子不仅仅是它的繁华，更是它的人文主义精神。

            于是在辉煌的霓虹灯下，我不得不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几处阴影：一，在这个城市中，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他们对于奢靡的过度追求，导致普遍的浅薄。（过度的奢靡更会造成人的精神麻木，欧洲历史上的罗马皇朝衰落中国历史上的南宋皇朝的衰落就是事例。而在当代世界上，欧美各国过度的适宜生活耗去大量金钱，养成民族结构性的惰性，也已造成拖累社会发展的逆向力）。二，当代社会形成的投机心理也在上海滩泛滥，驱使市民目光短浅，把“金钱”作为成功者的唯一尺度，而这一尺度最终只能造成富人金色的无聊，和贫者黑色的仇恨。三，知识界缺乏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度耕耘，浅尝辄止，无法形成对精神文明高度的追求。就以我偏爱的文学为例，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不少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都来自河南陕西等地，固然黄土地含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这是一种“泥土的深刻”。而上海滩上，这些年却没有贡献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其实海派文化在它的初始年代就显现出光辉，就包含着一种新的基因，那是长江之水和东海的波浪撞击之中产生的“深刻”，这种大江大海中造成的“深刻”有别于“泥土的深刻”。近代史上，中国的那些思想家，文化大师和作家诗人们，差不多都和上海有着渊源关系，并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化产品。那么，在今天的上海滩上欣欣向荣和纸醉金迷的风光里，文化精英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竖立起一个更高的具有人类价值观的精神标杆？有什么理由不能再造一个辉煌呢？

            几天后，我去崇明岛观光，经过一条数公里长的江底隧道先到达长兴岛，然后从这个上海北面的小岛上，再由一条横跨江面十公里的大桥驶向对面那个中国的第三大岛。这座大桥是从东海进入长江的第一座大桥，从大桥遥望江面，波浪滚滚连接着后面滔滔的大海，江岸变成了遥远的影子。白云苍茫，大桥的高度好像是通向天上，让人突发奇想，在那云层的背后，是否有一张上帝的脸，它俯视着这条大江边上的上海滩。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不会简单的重复。就像古希腊哲人说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两次趟入同一片河水。但是当一个国家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是若干次下水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在水中行走呢？那要看这个国家里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的智慧。因为上帝总是让人们有几种选择，在哲学里，既有“必然性”，也有“或然性”，那是中国人和上帝的对弈。        

（2012年7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