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冬天，他是要回家乡的。常做的一件事是跟小叔叔上山烧炭。小叔叔爬上松树，用柴刀剔下树枝，柳在地面把这些松枝锲成一尺左右的树段，放进挖好的坑里。

等树枝填满了炭坑，小叔叔从树上下来，点燃了引火柴，然后用铲子铲来泥土，覆盖在树枝堆上。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等着火苗燃尽，再刨开面上的泥土，就能得到一挑乌黑的木炭了。

在这个时候，小叔叔往往要亮开嗓门，对着大山唱一段山歌。那山歌象山里的鸟儿，飞到对面山涧，在树林里、小溪边回荡着。旁边的柳睁大了眼睛，惊诧于叔叔那年轻但却瘦弱的身躯里如何能够发出这么高亢、辽远的声音。他也试着清了清嗓子，吼出了稚嫩的歌声，倒把小叔叔吓了一跳：布林，梦瑟嗽地喔下？（苗语：林哥哥—苗家人对男孩不论长幼都称哥哥，你也会唱山歌？）

于是小叔叔每天都教柳唱山歌。柳的嗓门比小叔叔还要高亮，当叔叔的山歌有赶山的姑娘回和时，小叔叔就叫柳对唱，自己在旁边为他递歌词。

那时候，柳只知道这件他喜欢的事儿叫唱歌，不知道还可以叫做音乐。

从中国东北来的余先生夫妇在奥克兰中区开了一家中国民族乐器商店，他们俩都是专业的演奏员，有着二、三十年扬琴和二胡演奏和教学经验。

能够选择自己喜欢而且专长的事情作为职业，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每当有客人上门，哪怕只是浏览一番，余先生夫妇俩都会热情地应客人之邀演奏一段乐曲。余先生奏扬琴，余太太拉二胡，一阳一刚，一阴一柔，那荡气回肠的乐曲如清泉般从俩人的丝弦上流淌而出，令客人如痴如醉，在最后一个音符奏出之后，客人们还沉醉在音乐里，往往要楞上几秒钟才缓过神来，使劲儿地把两只手掌合在一起，鼓出由衷的欣赏和称许。

音乐是缘，连和了他们的琴弦和人生，古人云“琴瑟和鸣”，大概就是这种境地。

如果不是柳孤陋寡闻，这应该是奥克兰乃至这个国家的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中国民族乐器行。有时候，“唯一”意味着机遇，可是，眼前这份“唯一”却似乎跟晴朗的明天有着看不清楚的一段距离。一丝疑虑掠过柳的心际，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与这对音乐家讨论这一问题。

那一天，柳又走进了这家乐器店里。一个正在与店主人说话的背影转过身来，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笑脸让柳迈入店堂的最后两个脚步诧异地慢下了些许。余先生见状问道：你们认识？

是的，他认识她，似乎昨天才刚刚听过她的演奏。其实，在认识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他们只有过数得清楚的几次邂逅。第一次认识，是在中华联合会举办的“五彩星”音乐会上。她的节目是拉手风琴。柳当时对这个节目深不以为然：小叔叔过去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吹笛子、拉二胡样样都来，也会拉手风琴。记得手风琴只是用来伴奏，那“咿咿呀呀”的声音远不如其它乐器来得动听。然而，在天空城弧形的舞台上，她的手指在她胸前的手风琴上弹拨出令全场观众摒住呼吸的音符时，柳才知道，原来手风琴的琴声是如此曼妙，尤其是她在第二个节目中，伴着自己的琴声，翩跹跳出爱尔兰踢踏舞时，那全场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让柳砰然悟到她的音乐语言的那份深邃。

听到柳讲起“五彩星”，余先生才知道，眼前的这位客人是怎样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几位音乐家在进行音乐的对话，柳静静地听着，他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到音乐世界跳动、流淌的节律。

“如果音乐是一种语言，那么这种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有人这么说。信奉这一说法的人们，怀揣着将中华民族音乐的种子撒播到西方的梦，从东方来到西方。可最终却发现，东方的丝竹始终未能融入主流音乐，象那流浪的人儿，一直徘徊在艺术殿堂的门外。西方人可以在东方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礼节性地说一声“东方音乐好极了”，可骨子里却对东方音乐十分固执地排挤，因此在人们经常可以触碰到音乐的地方如酒吧，只能听得见爱尔兰打击乐的鼓点，却听不到东方丝竹的旋律。她主修音乐教育硕士，执拗地坚信东方的音乐一定可以在西方的舞台上起舞，直到学成毕业，额头上心坎里碰了许多个包块，才弄明白冷酷的现实，并非如音乐那么温情。

中华的音乐家、舞蹈者们，飘洋过海到这天之涯海之角虔诚地传播中华文化，当梦境被现实打得粉碎之后依然选择留在这里，靠教几个或老或少的学生打发日子，与其说对那彩色的梦不离不弃，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份执着，还不如说是一种酸楚的失落：故国已经回不去了。离开故国，犹如离开那片升根、发芽的土壤，水土不服，发育受影响，这时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故国的同行们抛离了很远，如何能够回去？在原生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供自己翱翔的天空。

于是东方人的音乐，在这块土地上，蜕变成没有根的浮萍，只能存活于东方人的世界里。在这个东方人连生存都十分艰难的地方，东方音乐如何找得到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于是，东方音乐就只能蜷缩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

她建议余先生在开店的同时，尝试办音乐培训班。这样或许可以带动乐器的销售。然而，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让孩子们学习东方乐器，又能够多卖几把琴？这个问题，不仅余先生心里没底，即使是学贯中西音乐的她，也同样茫然。

如此说来，热爱音乐是一回事情，然而选择音乐尤其是东方音乐则又是另一回事情。选择音乐做职业，其实是选择了一道未必如音乐那般浪漫的生存命题。

临走，余先生夫妇为他们演奏了一支扬琴、二胡协奏曲，那时而激昂、时而温婉的旋律，一直萦绕在柳的心里，久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