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薄案的審理也有一些不明或期望,如這次審判的精神能否延伸貫徹到一般案件?這種人道做法能否用於對待有冤的千百萬上訪普通百姓?另外,以薄的閱歷、機靈,所處社會的氛圍,他所涉“金錢、利用職權”僅只這些麼?中共政壇與薄類同者又有多少?甚至想到,反過來如果薄熙來上去主政,他會如何幹?他會為中國政壇帶來什麼?會比別人差嗎?
再深一層探討這個案子,薄熙來這個文革初才十七歲,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過的5名紅衛兵之一,踹斷過其父三根肋骨的前《聯動》分子。受父牽連文革吃過苦,改革開放後他的躥升又與父蔭有關。不過鄧後的中共政壇,上位的許多接班人依靠前輩庇蔭、裙帶關係的比毛時代多得多。但在眾多八旗子弟中,薄溫文爾雅,形象嶄新,給外界的印象是個有活力、熱衷改革的新起之秀。他官至大連市長時,被臺灣著名傳媒人陳文茜稱為大陸“小馬哥”。大陸夢想政治改革人士對他曾經是有所期望的,認為薄有機會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甚至更高。
可 是薄沒有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在升至商業部長、政治局委員後止步,被調到遠離京城的重慶。這一調動外間普遍認為表面上賦以重任,去當一個直轄市的封疆大 吏,似乎極為信任,實際是“明升暗降”。是有人要把他從京畿之地甩開,以防這個雄心勃勃、難以駕馭的“潛在競爭者”。我們很容易在當時公開的電視畫面中, 發現薄被調離中樞時那種隱約的不快。
相信薄不會不瞭解被調離京城的用意!可惜薄到重慶後違背了中共政壇向上奮鬥“潛龍勿用”的秘訣。不是暗下功夫,依附主流,然後等待騰雲之機。他過高估計自己力量,沉不住鳥氣,大施花樣翻新之法,來個“唱紅打黑”怪招。
薄氏在重慶做了不少百姓高興的事,而針對前任班子也大開“殺戒”,但他的“唱紅打黑”運動產生了三個效果:
普通百姓中感覺改革對自己獲利不均、紅利不多,埋怨周圍社會許多黑暗現象者,他們心儀薄“平均分大餅”的支票,或出於各種緣故懷念毛時代,因此對薄很認同、讚賞又有期待。
而大量痛恨、瞭解文革因由、深受文革之害,夢想政改人士,他們感到薄的所為與過去搞“運動”如出一轍。薄有試圖還毛之魂,韜文革覆轍的嫌疑。對薄大不為然,大失所望。
對 於胡溫體系的中央來說,薄大搞“唱紅打黑”、讓學生下鄉,邀請政治局常委站臺力挺,使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肯定重慶五個建設成績。薄以恢復毛精神並唯恐擾攘不 夠的大動作,被認為是讓“無所作為的”中央難堪甚至叫板。王立軍事件實際已向薄敲起了喪鐘,薄最看不起的溫家寶隨之在香港著名左派吳康民面前斥責“國內仍 面對封建制度的‘殘餘’和文化大革命的‘遺毒’的影響”。終於薄因與中共政壇主流結怨,最後在劫難逃、身陷牢獄之災,他覺得只剩餘生了。
大 陸有《烏有之鄉》與《炎黃春秋》對當今政治立場迥異,此兩刊物被視為大陸政治思潮左、右的兩個代表。不過筆者印象,大陸政壇主流似乎介於兩者之間而稍偏 “炎黃”。而薄在政壇先“炎黃”後“烏有”,忽左忽右,薄的政治生涯脈絡,凸顯作為高級領導的他,理念、宗旨及社會責任的混亂。
不 過大陸公務人員又何不皆然?以至官場及私下形成的風氣:說事論道指責別人,大義凜然,公平正直。輪到處理政務馬上以自我利益為上,視法律規章如無物。整個 社會功利主義盛行,一切以得快錢為上的心態漫佈各個階層,搞經濟如此,搞政治、軍事、學術的不例外,甚至入黨參軍不礙為此目的。
現在大陸貪腐情況如此嚴重,歷年出現薄熙來式的高級貪官不少,無疑與上述社會思潮有關,與制度的缺失有關。
再 追而思之,今天中華社會何至如此?當然非千把字的文章可以道明。但是筆者認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我們悠久的中華文化本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為實現共產主 義,毛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這個文革也被後來中共定性為“浩劫”!這是當年深受其害,有良心的中共領導出自肺腑的結論,說明當時已看到 文革後遺症之嚴重。有評論認為,反右斷了知識份子的脊樑,而毛做的這第二件事幾乎打斷的是中華文化,甚至中華民族的脊樑。人們的思想被搞亂了,中共以前上 層曾經的無所不用其極,殘酷甚至變態的互鬥方式,被有意無意地蔓延到地方。人們無原則地學用,變為追逐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絕無道德底線,“目的就是 一切,手段是次要的”。
後 來的改革又只注重經濟的盡速發展,“部分人先富起來”。錯過了一個在恢復、發展經濟的同時,重整中華文化道德的時機。如從那時就在道德重整上有所作為,尤 其強調對青少年的教育,改變過去牢固灌輸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鼓勵人們從小崇尚、重拾已被“砸爛”,已為之一掃的優秀中華傳統道德、習俗、做人 基本原則……。作為今天社會中堅的五零後、六零後、七零後……,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承傳也許會好得多?道德風氣會比現在大不一樣?!
可惜仁慈的上帝讓這個時機過去了,現在難度就大了……!
(以上僅從一個方面的個人觀點,水準有限如有不妥,請多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