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後，作家巴金聽到有人唱「革命樣板戲」，百感交集，便寫了一篇文章：「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牛棚裡交待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鬆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板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早給拆掉了，我才高高興興地下床穿衣服。”

他還寫道：「我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這種夢在某一個時期我非常熟習，它同樣板戲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現在我才知道樣板戲在我心上烙下的烙印是抹不掉的，從烙印上產生了一個一個的噩夢。

「近來幾次夢見自己回到大唱樣板戲'的日子，醒來我總覺得心情很不舒暢……所以聽見唱樣板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栗。」

類似的噩夢我也做過，而且持續多年，前幾年回探望病重的父親，卧在家中温軟的床榻上，還夢見自己的外國護照被沒收，拉回工廠接受批鬥。大喝一声「老婆救我！」便驚醒，已是一身冷汗。

曾經怀疑是否自己記性特強，所以才將慘痛往事謹記，搞得自己忐忑不安，後來接觸同樣曾經磨難的友人，又看了許多二戰回憶著作與電影，漸漸明白凡是經過大苦大難之人，必留下刻骨銘心記憶，雖然隨著時光流逝，這些記憶被移置腦海偏僻一角，但待夜深人靜，它又如鬼魅爬出來撕扯癒合了的傷疤，讓那凝結了的鮮血再度流出。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受難者，做的是同一噩夢！

雖然是夢，但前塵事影，歷歷在目，似梦非梦。那一種得自往事的教訓，份量十足。納粹死亡營的倖存者，特別珍惜溫飽，失去過自由的人，特別重视自由，漂泊海上的水手，常親吻堅實的陸地。原因就在這里。

  命運弄人，我生也逢時，由童年至青年，二十年間歷經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那二十年是中國人的噩夢，三餐不繼，日用品匱乏，住房狹窄，除卻生活物質貧困，還政治運動接二連三，每次名堂不同，但手法如一，都是意識形態范疇內的階級清洗與思想整肅，一個人說過的話，包括他內心的思想，都可以成為定罪的根據。一來就是暴風驟雨，人人心驚胆顫，除了整人就是被人整，或者是看著人整人。

  意識形態似如空氣無形無色無味，但用它可以窒息甚至處死生命。就是因為它不是法律條文，而是掌握話語權與生殺大權者手中的鞭子与刀子，一旦你被划入階級敵人、敵對勢力等等另類，就可以抽打你，也可以砍殺你。

  我們見證的類似悲劇，是那些沒有身歷其境的中國人所難以想象的。用意識形態整人，能令一個人瞬間失去公民權利，被剝奪言論自由、人身自由，無法尋求法律的公正保護。不要忘記，這個悲劇的代價是數千萬人寶貴的生命！

  意識形態鬥爭最大特點是給了掌權者一條孫行者手中的金剛棒，只要念起意識形態咒語，它就千變萬化可大可小，總能找到一个砸你腦袋的理由。

  不同意見，針砭時弊，大膽諫言，揭露罪錯，都可能招來這根棍子一頓暴打。

  文革中這一種意識形態亂棍打人，被發展到了極致。元老習仲勛一直力主制定「保護不同意見法」，彭真致力重建法制，概因有见於此。

  其後三十餘年，雖经反自由化或不同程度打壓，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討論與爭論，一直是被允許的。因為中國人須要更多的獨立人格與思想自由，須要形成公民社會，須要探索出一條理想的治國之道。

當今中國大陸竟出現意識形態「你死我活」的字眼，給人的感覺是倒過來走的。本以為中華民族已經覺醒，文革噩夢不再，今又见意識形態之大棒高舉，不由令人毛骨悚然。

  毛左文學代表作《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年輕時因創作此一洗腦教材名成利就，官拜文化部長，後又坐牢。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他晚年深刻自省反思，公開承認「當年寫《歐陽海之歌》時我正睡着，現在我醒了。」他認為一個人錯了不可怕，「所有人都錯了，才可怕。」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不批判文革，中國就沒有希望。如果一个有十三億人口的偉大的、強大的民族，都不認真反思自己做過些甚麼，那就是一個不清醒的民族，那麼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