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人興奮而又焦慮的年代——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吃飯問題一直困擾著毛澤東和他的執政黨。戰爭的結束和工業化發展使新生的共和國對糧食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積貧積弱的中國要解決溫飽問題還只是個夢想。1949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信中說：“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艾奇遜的這個斷言不是沒有依據的。

                      就拿曾經名噪一時的山西昔陽縣大寨村來說，1945年剛解放時，村民住的是破土窖，吃的是糠菜糧，村裡的虎頭山顆粒不收，60多戶人家有9戶離鄉討飯，有4戶滅門絕戶。那時流傳的歌謠是：當長工，沒鋪蓋，賣兒女，當乞丐，好女不嫁窮大寨。

                      毛澤東在當年的一篇文章裡回擊艾奇遜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他諷刺艾奇遜是想讓中國進口美國的麵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他宣稱“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他“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

                      1952年，在大寨村擔任領導的陳永貴那年正好36歲。他長著中國農民特有的粗壯骨骼，頭頂一塊白毛巾，身空黑夾襖，腰纏粗布帶，這身打扮成了他永遠的標記。他一個大字不識，雖然不知道美國人和毛澤東說的那些話，但他知道吃飯是第一重要的。他自己家因為沒糧食吃已經餓死了4口人，他們村更是窮得鍋底朝上。他天天在地裡轉來轉去，挖空心思琢磨，有什麼法子能讓這虎頭山的山溝多打糧食。

                      虎頭山，“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畝平，年年災情多”。虎頭山的地形特別怪，相傳它本來是宋代打仗時安營紮寨的咽喉之地，不是人住的地方。當地百姓說這裡荒山禿嶺，十年九旱，山洪暴發，立時成災。虎頭山山坡上是一道道深淺寬窄不同的山溝，溝與溝之間是一道道高低長短不一的坡梁，組成了七溝八梁一面坡。坡上除了黃土就是石頭，一塊塊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掛在山梁上，就是擠在溝邊，在一面不大的山坡上，居然七零八落分佈著無法耕作的4700多塊碎地。

                      大寨村裡有棵大柳樹，說是活了100多年。每天村民們都捧著飯碗到樹下蹲著邊吃邊聊，這個習慣也延續了100多年。有一天就在這棵大柳樹下，陳永貴氣呑山河地對全村人宣佈：要用鐝頭和扁擔向虎頭山要糧食，把溝壘起石壩，再填上泥土，把小塊田變成大塊，把斜坡變成平原。後來的學者管這種地叫做“梯田”。陳永貴說，既然祖祖輩輩要吃糧食，那我們就要祖祖輩輩修地，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輩子不行還有子孫。言談之間頗有愚公移山的氣概。

                      修地的第一仗是整治白駝溝。

                      白駝溝一裡多長三丈多寬，共24道堤壩。陳永貴採用“大軍團”作戰辦法，全村58人齊上陣。上至70多歲的老漢，下至十幾歲的娃，早上天不亮就出工，中午在工地就著涼水啃玉米餅子，晚上不見月亮不收工。寒冬臘月，滴水成冰，老漢的鬍子都連成了一塊。結果村裡投工1500多個，硬是在18天內築起24道堤壩，可是只修出5畝好地。

                       第二年冬天，“大軍團”又向後底溝進軍。這回壘了了5道石壩，填平了12畝地。到1955年，零零散散的幾條溝真成了梯田。到了第三年，又開始向狼窩掌溝進軍。

                      狼窩掌，是因為這裡經常有狼出沒而得名。3 裡多長，4丈多寬，從上到下高低落差有200多米。這裡山高坡陡，地勢險要，平日裡亂石鋪地，荒草棲棲。還是這幫子人，還是這些鐝頭、荊條筐和扁擔，還是披星戴月，氣勢高昂的“大寨軍團”竟活活壘起了38道石壩，填了幾萬方土，造出了20畝好地。開春後撒下種子，又施肥又鋤草，只盼秋天有個好收成。

                      可是令人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狼窩掌可怕的山洪暴發，引來七溝八汊的山水橫行，將磨盤大的石頭輕輕舉起再拋向遠處。大雨好像魔鬼下山，咆哮的山洪把30道石壩全部衝垮。20畝土地像一堆堆摔在石頭上的爛柿子，綠油油的莊稼一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所有的人都蔫了，陳永貴心疼得說不出話來。兩天后他終於開了口，第一句話竟是“明年冬天再幹！”

                      一說還要再幹，整個“軍團”都陷入沉默。

                      有老漢說不戰了，還有人說賣豆腐掙下河灣地，江裡來水裡去，不戰了。

                      陳永貴有辦法。他把大家叫到大柳樹下，問不同意再戰的舉手。這當口又有誰敢舉手呀。他又說同意的就鼓掌，於是大柳樹下一片掌聲。二戰狼窩掌的決議通過了。

                      第二次改造狼窩掌，58個勞力再次上陣。開石用的是鐵錘鋼釺，運石靠的是木棍和雙肩，一塊塊幾百斤的巨石全靠一條鐵鍊欄腰一圍，拖著就走。一下午十幾個人只搬動了四塊石頭。老天爺也來湊熱鬧，狠狠地下了幾場大雪，倒也為這些修山者添了幾分豪情。這次工程用了整整三個月，新壩重新站了起來。第二年春天村民又開始精耕細作，播種鋤草，鬆土施肥。眼看小苗要長新芽了，小夥子們還沒來得及放開嗓子唱首歌，暴風雨再次降臨。只聽半夜裡一聲霹靂，把陳永貴從炕上震起，他點燃一支馬燈，提了一把鐵鍬往外跑。雷嗚電閃，大雨如注，他跌跌撞撞爬上山梁，只見狼窩掌上已是翻江倒海。緊接著，更大的山洪像猛獸般沿著狼窩掌呼嘯而下，摧枯拉朽般衝擊著一道道防線。轉眼間，苦苦支撐的38道石壩在石頭的互相撞擊下全線崩潰，所有辛苦打造的田地全部化為烏有。陳永貴渾身頓時散了架，癱倒在泥水裡。

                      之前，陳永貴和他的軍團大戰狼窩掌的消息已經引起新聞界的注意，一些記者拿著小本在等待狼窩掌的喜訊。陳永貴曾喊過“天冷冷不了熱心，地凍凍不了決心，寒風吹不倒恒心”的口號，這些都已經寫進了記者們的小本子裡。可眼下“千日打柴一火燒，一冬辛苦一水漂”，58個勞力一個冬春的血汗全部付之東流。

                      村裡的老漢們議論說，人有人道，水有水道，溝有溝道，哪有不給水留道的。兩年修了兩畝地，跟著陳永貴活受罪。

                      陳永貴躺在炕上起不來了。上級領導來看他，說長征路上那麼難也走過來了，鼓勵陳永貴重新站起來。

                      有人說他騎虎難下，有人說他非打退堂鼓不可，也有人說他不會善罷甘休。

                      陳永貴沒有文化，不懂水量多大，水落差的力度，也不會研究阻擋水的水利工程原理。但他有自己多年的個人經驗。他一遍又一遍在虎頭山上轉悠，煙袋鍋亮了又滅，滅了又亮。最後他終於發話了，1957年冬天，大寒開始了“三戰狼窩掌！”

                      這回陳永貴決定把石壩修成拱形以可減少水的壓力。石壩基礎要挖到5米深，底部要壘起7到8層石頭。石塊間的縫隙要用石子填塞，用灰漿灌注。村民們半信半疑在大柳樹下再次鼓了掌。在“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陳永貴調兵遣將，全村58名男女老少又重上虎頭山。後來寫書的人把這次修地稱為“戰役”，因為這真是玩命的事。

                      那年冬天零下20多度，有人在前面開石，有的在後面運石，山上沒有路，全部用人一塊塊肩扛手抬運到狼窩掌。都說人是累不死的，肩膀壓不壞的。果然用挑過石頭的肩膀再挑糞就像玩似的。

                      大家吃的是糠麵糊糊，把小米脫了皮，再和玉米攪在一起，一人一大碗，在寒風中都成了冰楂飯。饑寒交迫中，看著地頭領袖的語錄，望著遠處飄動的紅旗，用革命時期哲學家的話說，人的精神力量對物質生產有著巨大反作用。有專家說，六七十年代，面對中國資本短缺勞動力豐富的現實，人們在追求以物質為標準的共產主義時，始終貫穿著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期盼。大寨計畫一個月的工程僅用20多天就完成。一條條大壩像一把把鐵鎖將野性的狼窩掌捆住，30多道堤壩最高的壘起8米高，灌溉的石灰用去6萬斤。這段奇異的奮鬥史不知被後人寫了多少遍，只覺得用什麼語言描寫都不過分。有報紙評論說如果所有中國人都能爆發出大寨式的“精神原子彈”的能量，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就不會太遠。

                      幾年後的1963年，一場特大洪水再次咆哮而來。幾十道大壩完好如初，大寒人終於贏了一回。

                      以後，大寨每年用於改造土地的投工數比種地多了三倍。如果將壘起的大壩擺成一米寬兩米高的石陣，體積可達13萬立方米。有人估算說，把村民們所用的石頭一塊塊接起來，可以從虎頭山一直擺到北京城。難怪有人把虎頭山工程的難度，與秦始皇的長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提並論。

                       後來有人提問：付出這樣的代價去換取糧食究竟值不值？讓人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吃玉米冰楂飯幹著超負荷勞動的“苦行僧”生活是不是太過殘酷？像虎頭山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土地究竟應該種點樹還是去改造種糧？……陳永貴和他的村民們說什麼也沒想到，三戰狼窩掌的故事竟給後人留下了沒完沒了的疑問。

                       不管怎樣,第二年的虎頭山已經多出了800多畝良田，被改造的土地畝產由過去的3、40公斤增加到200公斤，村民們不再埃餓了。

                       1959年國慶，陳永貴作為勞動模範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慶典，第一次見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