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中还隐含着危险

正准备结束本文，收到一位老友针对蒋先生《纽约时报》文章发来的英文评论，决定再加一段，以为呼应。

该评论大意是，虽然可以支持对西方民主的批评，同意西方民主不适应中国的说法，但是这个儒家宪政学说却是站不住脚的，无法令人信服，或者说就是荒诞的。参照一下伊朗的情况，伊朗在其国家政治架构中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Guardian Council of the Constitution），以确保可兰经教义得到坚持，并参与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但就我所知，这个机构除了动辄行使否决权，多加了一些官僚位置之外，并无其他作用。

但这还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最使我担忧的是，伊朗已经被妖魔化了，中国也正在与伊朗一起被西方妖魔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儒家宪政的主张与其说是一剂良药，毋宁说是一副毒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并不是好事，只会使情况更坏。归根结底，当今中国政府需要直面国民权利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民利益的问题，我看不出儒家宪政方案在这方面有何优势。

老友的这段评论，涉及到两点：第一、如果拿蒋氏儒学宪政的原教旨的这一套（坚持儒学政统和世袭制的制度设计）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对抗，不仅没有取胜的可能，反而会为西方妖魔化中国提供更多的口实，让中国带上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帽子，最终将自取其辱，自取其败。

第二、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属于现代政治的范畴，国民权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传统儒学不仅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就是造成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一。牟宗三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儒家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不是国家单位，整个社会靠伦常礼教来维系，人民实际上只能成为一个伦理上的“道德的存在（Moral being）”,而不能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不能站起来成为政治上觉醒的、有个性的个体，不能站起来以政治法律的形态限制皇帝。这进一步促成了中国以往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社会现实。无政道则治道不能客观化，民主政治便不能转出。（《历史哲学》）

对于老一代新儒家指出的这个问题，蒋氏儒家宪政不仅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反而还要退回到为了制约庶民院（民权）不惜求助于通儒院（礼教-道统）和国体院（世袭-政统）的老套路上，这已经不只是要不要当真对待的问题了。

在国际上，为恶意者提供了打击中国的炮弹；在国内，为不满者提供了制造冲突的炸弹。毕竟，蒋氏儒家宪政论已经不再是学术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已经通过大型英文媒体走上了国际舆论舞台，那么，这样的效果真是蒋氏儒家宪政主张的本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