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是本有趣的小書。為單獨的字做一本書這個行為本身就挺有意思的，它無疑是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的實踐嘗試。

在讀此書之前，我以為“她”字是漢語中自古至今就在用的代詞，沒想到統共算下來也不到一百年。“她”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按照該書作者的考證，應該算是劉半農的發明。在此之前，“他”字囊括了漢語中所有的第三人稱單數代詞。

早期的翻譯者們在翻譯英文著作的過程中發現“he”、“she”、“it”等在漢語中沒有對應的詞。為了應付這種無法對譯的現象，他們機靈地以“他”字右下角帶個“男”或“女”來區分性別，而不是另造新字。這其中有印刷成本的考量，新鑄字模的成本比多排一個字的成本似乎大得多。此後“伊”一度成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並比“她”還流行。

對於“她”是如何具體地戰勝“他女”、“伊”、“𡛥”等成為廣受國人接受的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我們大可以去翻閱原書內容。這裡只想就個人感興趣的地方說些體會。

作者的視角無疑是精英知識份子的視角，所引用的資料多來自當時的報刊，並集中關注代表性的知識份子如劉半農、錢玄同、葉紹鈞、康白情、俞平伯、王統照、朱自清 、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陳寅恪、周瘦鵑、嚴複、辜鴻銘等等。普通人對“她”的日常使用和認知情況幾乎沒有提及。

我們可能會說，普通人的言行沒有文字記載可考，無法尋找到證據。不過以普通人為主體的大眾文化在那時實際上已經有了萌芽，瞭解的途徑還是有一些的，比如查找面向中下層知識份子或者普通百姓的報紙等出版物，或者像牛津大學沈艾娣寫《夢醒子》那樣發掘一些普通人的日記記載。可惜作者沒有使用這種微觀、底層化的角度，至少沒有像著力分析精英材料的那樣來“平衡”地分析非精英的材料。

這無疑影響了書中某些關鍵論點的可靠性。比如作者在第八章分析“她”勝“伊”的主因時，斷定是因為“她”與“他”發音相同。換言之，以音為主的口頭（大眾）文化最後勝了以形為主的書寫（精英）文化。由於原作材料幾乎沒有涉及到對口頭（大眾）文化中“她”字的擴散分析，得出“主因論”的理由便是不充分的。

把大眾與精英視為截然對立的兩個範疇似乎也不對。但作為分析概念，大眾的視角不宜被忽略。何況如果不是像作者指出的那樣——“她”字的勝出恰恰是因大眾的選擇而被固化下來的——至少也是大眾與精英的合作互動而使之成為文化事實的。

在另一個核心論點中，作者同樣有些證據不太充分的偏廢。“‘她’字之發生與成功，最初雖起源于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但在根本上卻是其被時代激發出的具有內在矛盾的現代性訴求、或者說現代化需要的結果，是這種訴求、需要與漢語傳統互動的結晶。”作者將中國人自身的現代性需要及其訴求視作決定因素，而與英語等西方語言的遭遇只是直接因緣。這大約是為了迎合文化研究中某種政治正確的需要。現代性與西方性是相互相成、無法分開的東西。現代性內涵中的“科學”、“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概念無一例外都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性與西方性是一回事。在“她”字上刻意地割裂這種關係而試圖分出個主次，是有失偏頗的。

值得肯定的是該書比較精彩地還原了早期女權運動對“她”字的態度。這個與今天的女權者所理解的完全不同。書中舉了雜誌《婦女共鳴》的兩次拒用“她”字的啟事，認為他、她、牠等三字，“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子旁代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該刊因此號召其“投稿諸君”拒絕用“她”字而用“伊”字。今日女權運動者要知道了這樣的故事不知有何感想。

至少我所讀到的英文刊物中，現在要以“man”來通稱第三人稱是會受到女權者指責的。越來越多的做法是，一定要在字面上體現女性，比如“(wo)man”、“s/he”等。受其影響，中文中處理通性用法時，要用“他/她”，而不是以前單獨使用“他”就行。“她”字經歷了從被解讀為歧視女性到一定得加上以體現男女平等，政治正確的時代性實在很有趣。

補充一下：任何地方都要來個斜線，這對文字潔癖患者而言，簡直難以忍受。實際上，民國知識份子對此早已做了些努力，如陳望道提出“渠（們）”[後來改作“佢（們）”，今多見於粵語]、陳斯白主張“彵（們）”來解決該問題。這個也許值得今日之女權運動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