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學那陣兒，我所在的物理系仍有三門必修的公共政治課程，即《政治經濟學》、《哲學》和《中共黨史》。因為要“突出政治”，這三門課都被定為“大課程”。所謂“大課程”，都是課程時數很多，每門都要上兩個學期的重要課程。記得在《政治經濟學》中有一條原理叫做“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最最基本的原理。這個原理的意思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相比越來越貧困，這就是“相對貧困化”；即便是工人階級自己與自己相比，生活的水準也會越來越差，這就是“絕對貧困化”。

        不去分析馬克思這一原理的正確與錯誤，我只是把“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這一概念拿來一用，對天津市與其他城市的生活品質做一比較。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後，天津市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可以說現在最貧窮的人也比改革開放前中上等的人生活質量還要好。可與其他城市相比，天津卻是大大落後了。

        衡量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發展水準的一個指標叫做 GDP 。這幾十年中國得了 GDP 崇拜症，拼命地 追求GDP 數字的增長。這一追求也帶來了中國的快速發展。可用 GDP 反映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水準是極為片面的。 GDP 只算產值不計成本和代價，不衡量效益和質量。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某地蓋了一座大樓，沒住人就扒了，結果是連蓋帶扒，這一效果為 0 的工程，卻要算兩次的 GDP 產值。

        還有一個指標是人均 GDP ，其含義是城市或地區的 GDP 除以該城市或地區的人口數量。這個數據反映了一個城市或地區產值的人均水準，與 GDP 相比有一定的合理性 , 。例如中國 2013 年中國城市 GDP 總量第一的是上海，可是上海的人均 GDP 為 9.o75 萬元在中國各城市排名中僅列第 29 位，而排名第一的是克拉瑪依市，其人均 GDP 為 22.7115 萬元。

        但 GDP 的人均水準也避免不了上述所講的 GDP 的片面性，更不反映這個城市或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準。仍以上海和克拉瑪依兩市為例，上海的產值是“生產”和“經營”出來的，而克拉瑪依的產值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對不同性質的產值，國家肯定會課以不同稅賦以調劑財富的分配比例。

        為了更能反映一個城市或地區的人民生活水準，又制定出一個數據叫做“ GDP 含金量”，其含義是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佔人均 GDP 的比例，即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 GDP 。這個數據反映出一個城市或地區的人均產值中有多大的比例確確實實地成了人民自己腰包中的財富。這個數據也被稱作居民的“幸福感指數”。

        《中國經濟週刊》公佈的中國 31 個省市的人均 GDP 含金量排名如下：上海、北京、廣州、浙江、雲南、江西、安徽、海南、重慶、山西、福建、黑龍江、廣西、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蘇、天津、遼寧、河南、甘肅、河北、寧夏、吉林、山東、陝西、青海、新疆、內蒙古、西藏。天津僅排名第 19 位！而在2012 年，天津的這個排名僅僅是第 22 位！

        再看一下 2013 年全國人均 GDP 的排名：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遼寧、廣州、福建、山東、吉林、陝西、重慶、湖北、寧夏、河北、黑龍江、新疆、湖南、青海、海南、山西、河南、四川、江西、安徽、廣西、西藏、雲南、甘肅、貴州。天津的排名居然是全國第一！

        以上兩組數據的對比，即可看出上帝對天津的不公。當然還不止天津，江蘇、山東、遼寧等也很值得可憐。當然這 GDP 還有好多說道，你的 GDP 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還是流大汗“流”出來的，還是“經營”出來的，還是“管理”出來的。有“地下”的資源型的，有“勞力”型的，有“勞心”型的。不同的勞動有不同的“層次”，也就有不同的“效益”，也就會有不同的報酬。要是按著上述不同的“層次”來決定財富分配的比例也倒罷了，這也不失為“客觀”。可事情的背後，還有一隻強有力的手在主導著財富的分配，既難以客觀，也難以公正。

        其實即使是 GDP 含金量，仍然難以全面反映一個地區的人民生活的質量。原因之一是，居民的生活質量並不僅僅取決於個人腰包中的錢的多寡，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公共設施的水準，而這些公共設施是不需要個人投資的。這些設施有公共的體育設施、文化設施、道路交通、醫療、學校及娛樂設施等等。以其中一項最不起眼的文化設施來說，北京的大歌劇院、無數的圖書館、博物館和展覽館， 使得北京人的文化享受和孩子們所能受到的文化薰陶是完全不同的。更別說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醫療資源，在你或你的家人受到死亡的威脅時，你才會體會到這一點對你的生活的品質會有多麼深刻的影響。

        原因之二是， GDP 含金量沒有包括進去大量的灰色收入。以北京為例，國家部委數十個，大型國有企業的總部 100 多家。他們掌控著一切大權——資金和政策，實際上他們掌控著各地，各下屬企業致富之門的鑰匙。於是地方和下麵的企業，帶著錢來賄賂在京的上司，然後要資金要項目，這種“吃小虧佔大便宜”，“用小錢換大錢”的交易，早已成“明規則”。記得當年和坤貪汙的銀兩，總計竟比大清帝國全年的稅賦還要多！一個人貪腐的能力尚有這麼大，如果官員普遍貪腐，其聚斂財富的能力可想而知！

        由於政權性質決定，中國政府權力之大、能力之強，對經濟、商業、文化等任何方面介入之深刻，之全面，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作為首善之區，北京對社會財富和人才的吸納能力，也是中國任何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不幸的是，一個城市的繁榮也與權力一樣，具有“排他性”，即這種繁榮只能由我獨享，而不允許別的城市“掠美”。就在北京的眼皮子底下，個頭並不比北京小（當年）的天津，其處境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天津學習、工作、生活多年，可以說與天津的感情至深，天津的一切，都會引起我的關心和注意。這些經濟數據，著實地讓我吃了一驚，讓我心中不是個滋味。不過還應該心平氣和地看到，天津也還不是最差，比上不足，比下卻是有餘。天津人窮一些，也是相對的，應該“知足常樂”才是。並且還有一說，現在改革開放了，雖然戶口本還在，但並非不能離開你的戶口所在地。今天，人們對就業和就業地有了更廣泛的選擇和自由。如果感到在一個地方不能發揮出你的才幹，收入沒有達到你的期望值，你盡可以拿出你“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豪邁，拍拍屁股走人，找一個能養“大爺我”的地方去！比起當年，一個戶口本，一個糧食本，一個檔案袋就把你捆死了的情況，強得多了！

2014 年 5 月 12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