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中国其他地方，湖湘大地有一个人文景象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它是近代以来诞生了最多风云人物的英才摇篮。

原长沙府一带，方圆不足百里的地界，却是王夫之（船山）、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谭延闿、齐白石、金岳霖、周光召、田汉等 人共同的故乡，也是毛泽东、李立三、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陈赓、左权、王震、李富春、耿飚、黄克诚、萧劲光、程潜、陶峙岳、陈明仁等人的出生 地。

这群湖湘子弟之间，或互为同志，或互为死敌，或互为同志之后又互为死敌，但无论相互关系如何，也无论各自历史功过如何，还是有着明显类似的精神和气质。

有人将其归纳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精神，似有道理，可是这种独有的精神取向又从何而来？更为悠远的文化源流又藏在何处？

同为儒家士大夫，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人物大多都受到道家和佛家出世精神的强烈影响，往往表现为半心半意的入世，并不过分汲汲于事功，惟有近代以来的湖湘士大夫群体入世最深，在立德、立言、立功等事业上，普遍有着难以遏制的冲动？

同为儒家士大夫，为什么其他人大多都秉持传统儒家的历史观，坚持着“遵先王之制，法先王之道”的信念，即便是革新也要“托古改制”，惟有近代以来的湖湘士大夫群体，不为古学所囿，专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境界，普遍有着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激情？

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在毛泽东这位本质上仍是湖湘士大夫的革命者那里，深厚的湖湘儒学传统与共产主义哲学中的彼岸理念、目标文化、乌托邦情结等西方舶来品 之间，竟然结合得天衣无缝，全无冲突，这其中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从半心半意的入世，转为全心全意的入世，再转向非常接近西方现代化哲学中征服世界、改造世 界精神的“经世”和“造世”，这几个意义重大的“现代性”转向，为什么最充分地体现在了近代以来的湖湘士大夫群体身上？

具体到毛泽东，他不是道家，更不是佛家，尽管他曾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却也没有成为曾国藩式讲求“进德修业”的儒家。从他典型的湖湘儒学背景中，竟能开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造世”境界，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何在？

沿湘江走进长沙、株洲和湘潭，这里的山山水水中仍隐藏着太多的秘密。湘江这条有着“哲学之河”之美誉的大江，自南向北默默流淌，等待人们更多地揭示千年来一直盛行于这一方土地上的程朱理学和新儒家的历史哲学意义。

正如余英时等现代学者所揭示的，宋代以来的新儒家，是因应唐代时新禅宗对于传统儒家的进攻而兴起的。宋代新儒家主将朱熹曾直言：“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宗， 专就身上做功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人、妇人，皆得 入其门。”（《朱子语类》）

新儒家“卫国战争”的一个主战场，就是针对新禅宗关于儒教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只有“用”没有“体”、只有“事”没有“理”的指控，重建儒教的“彼岸”，使之成为有别于佛教空寂彼岸的实有彼岸。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程朱学派如是说。

二元论出现了。在与天理所在之“彼岸”的相对中，传统儒家所有的“人伦近事”、“治世之法”有了新的位置——“此岸”。于是，宇宙就成了彼岸之“理”与此岸之“气”的二元对立，也是彼岸之“天理”与此岸之“人欲”的二元对立。

由于永远是气强理弱，儒家的圣人就要立教，教人助“理”以制“气”，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正如朱子所言，“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得一步，则彼退一步。…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朱子语类》）

在我看来，这里就是一个要害。新儒家二元论在“此世”与“彼世”两者之间所制造出的高度紧张，以及新儒家所赋予儒家圣人在人世间助“理”制“气”、为善去 恶的神圣使命，等于是在传统儒家士大夫当中激发出来一种直通神圣的新精神。这种犹如西方新教革命之于新教徒一般的新精神，大大激励了近代以来的湖湘士大夫 这个既饱受中原文化涵养，又不乏古代蛮苗阳刚血性的特殊群体，于是，“经世”乃至“造世”的豪迈理想终于冲破了“出世”“遁世”消极文化的精神羁绊，一代 又一代叱咤风云的英才就在他们当中诞生了。

如此看来，这一脉精神传统并不会轻易中断。就像是蜿蜒北上的湘江，它还在寻找着下一个出山的峡口，奔向下一个可以让它一泻千里的平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