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兩年半以後日本才投降，可我對日本鬼子基本上沒有什麼印象。一個情節是母親抱著我“逃荒”（即逃避日本鬼子），路上聽到槍聲，母親說：“樹，你聽聽！”我就會豎起耳朵做傾聽狀。 “樹”是我的小名。這件事是因為在我懂事、記事以後母親還屢屢提起，才讓我留下印象並且至今不忘。實際上這種逃荒的經歷也不是很多，在那時我們那一帶城鎮和鐵路線被鬼子偽軍佔據著，而廣大的鄉村卻是八路軍游擊隊的天下。而太平洋戰爭打響後，日本人的戰線拖得那麼長，它哪裡還有精力到處折騰，只好整天縮在城裡，不敢輕易出來騷擾。
日本投降以後人們瘋狂地歡呼、慶典，這些事我倒是有了清楚地記憶。歡慶 的隊伍從這村走到那村，通常這些退伍中都有一些穿著紅紅綠綠的戲衣的簡單的劇目，當地叫做“玩藝兒”。所以一聽到鑼鼓聲，母親立即抱上我外出觀看。記得清楚的一次，不知是哪個村的隊伍，帶的“玩藝兒”中有《豬八戒鬧媳婦》，我一看到舉著一個釘耙並且長著大耳朵長嘴巴的那個黑傢伙，竟嚇得大驚失色，母親立刻把我摟在她的懷中。
我能夠記憶的最早的大事便是土改了，我推測大概就是47年的事。日本投降以後，共產黨立刻接管了當地的政權，並且不久就實行土改，平分土地了。我們村沒有太大的地主，成分劃定的結果是有一戶被定為富農，有幾戶劃為富裕中農，其他就是中農和貧農了。平分時鬥得還是相當厲害。至今我記得的一個鏡頭是鬥一個富裕中農，逼他說出“浮財”藏在什麼地方，把他捆起來打他，他被逼不過只能胡說他的浮財偷埋到東窪或者西窪了。還一個鏡頭是一次分配富人的一些東西，先分成一堆一堆的，然後編好號，有資格分配的戶抓鬮，父親剛好有事不在，母親讓我去抓。
我們家被劃為貧農，除原有土地外，土改中又分得了2畝地。其實在我爺爺輩上時，我們家還算是個富裕人家。只是我爺爺49歲時，撂下5男1女去世了，我爸爸是最小的一個，才4歲。我奶奶帶著這一大幫兒女，其艱難可想而知。好在我奶奶的娘家是一個富有的人家，而我奶奶的父親即我的太姥爺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按著當時的規矩，死後的土地家產是不能讓女兒繼承的。太姥爺雖然也過繼了一個侄子，可侄子到底不如自己的親骨肉更親，於是明里暗裡沒有少貼補我奶奶，並長期住在女兒家幫我奶奶料理家務，這樣家庭狀況才沒有陷落下去。我最大的大爺在其19歲剛娶媳婦不久就去世了。後來我父親他們也都陸續長大並成家，以後又都有了他們自己的孩子，於是這樣的大家庭便無法維持下去，只好分家了。分家時姑媽已出嫁並且她也無權參與分配，而大爺去世後媳婦已再嫁並且未留下兒女，那麼參與分配的就我父親弟兄4人了。一個家庭一分為四，於是不管房產還是地產，一下子少了許多，這麼一來到了47年共產黨進行土改時，我父親兄弟四人都成了響噹噹的貧農。
分得土地後的父親、母親都十分高興，我至今記得父親母親總是時不時地把“土地證”拿出來觀看，那紙好像是宣紙，上邊蓋著一個人民政府的大大的紅色的方印。
我們村那個富農叫傅寶恆。他有兩個老婆，大老婆沒有生育，二老婆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比我小一歲，小名叫“錘兒”，大名叫“雲清”，二兒子叫“榔頭”。他家有一個長工，是流落的此地的一個山東討飯的人，人們叫他“老楊”。寶恆家當年擁有多少土地我沒有印象，肯定比較多，可我知道他家住的房子並不好。我們村才80餘戶，從小在村子裡到處亂跑的我對每一個家庭的住房情況都很熟悉。當時全村人住的絕大部分是土房，只有幾家是磚瓦房，不是他家。
寶恆又在後來的“鎮反”運動中被“鎮壓”了，時間大約是1951年。我聽說的罪行有兩項：我村的一個村民是他的一個遠房本家，打劫了一個走村串戶收購廢品的一個小商販的一麻袋廢品，劫後將贓物藏在了寶恆家。說起這個“劫匪”，也是一念之差，並非慣犯，而且所劫的物品也無非是些猪鬃、豬毛之類的農家廢品，可他因此日後坐監近20年，而寶恆也因此成了“窩臟犯”。寶恆的另一罪行是在土改時分得他土地的一戶人家，想把這塊土地出售，可是買家擔心這塊地的原來的主人是寶恆，可共產黨的政權能否持久，土改的結果日後會不會被推翻，如果自己買下這塊土地，所有權是否有保證？對待這樣一個嚴肅的大問題，當時買賣雙方想到的竟是找寶恆，讓他出具一個日後不再索要這塊土地的字據。據說是寶恆在這件事情上犯有“反攻倒算”的罪，具體犯罪情節，我也說不清楚了。被槍斃後他的屍體運回家，我還去看了。頭被一塊布包著但包得不嚴，像豆腐腦一樣的腦子仍然裸露著，那個鏡頭我至今不忘。
因為那時我還小，長大後我對這件事才有了一點的了解，可能也很片面，甚至不對。寶恆也可能還有其他的罪行，我就不知道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大老婆沒有生養，先就抬身走了，後來他的二老婆也走了。之後“錘兒”和“榔頭”由他奶奶帶著，在家過日子，後來就合作化了。開始他家的情況也就是隨大流，雖然比一般的人家差一些，但相差並不很多。那時人們還不講什麼階級鬥爭，他們也不會遭到刻意的歧視。58年後講“階級鬥爭”了，他們的處境就更難了。後來到了59年或者60年，到了全國人民都餓肚皮的困難時期，大概是實在過不下去，他奶奶帶著兩個孫子到東北去了，此後再也沒有回來。
土地問題歷朝歷代都是大問題。古代戰爭期間大量的殺戮，和平時期人口的無序繁衍，使得土地或者被少數人兼併，或者大量土地荒蕪，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貧苦人無地可耕。因此，要不了多久，就必須來一場“土地革命”，什麼“井田制”，什麼“屯田制”，什麼“均田制”等等。這些變革既緩和了社會矛盾，也發展了經濟，增加了朝廷的稅收。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其主要參與者是貧苦的農民。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才動員起廣大的貧苦農民參與到這一進程中去的。革命勝利後新政權實踐自己的諾言，打土豪分田地，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解放後並經土改後，由於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家家得以安居，人人得以樂業。並且農民稅賦不重，政府官員也十分的廉潔親民，於是廣大農村真正地開啟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新時代。
2014年10月25日於奧克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