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農民更多地將“土改”說成是“平分”，這種說法既通俗易懂，又符合實際。“平分”以後，村上基本上沒有了貧富的差別，大家都處在一個相同的水平上。土改時的鬥爭留給村民的裂痕很快就撫平了，大家都明白那是上級的政策，並且是村村如此，各地都一樣。那時人們也不懂什麼階級鬥爭，農村中村民生活的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本上靠著兩種因素或者是兩種勢力維繫著，一種是共產黨新建立起來的政權，一種是基於血緣親情的家族關係。村民之間大多是同一個老祖宗傳下來的後世子孫，這種固有的血緣親情在維繫人與人的關係中，化解矛盾衝突，幫助村民建立相互支援相互幫助的關係。在穩定社會秩序上大致是起著積極的正面的作用。

新建立起來的基層政權得到了農民們的真心擁戴。那些本來就是一般老百姓出身的人，走進革命的隊伍，受著“為人們服務”的教導也習慣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約束，革命勝利以後，依然保持著當年本色。與農民並無區別，農民也不拿他們當作外人。

最基層的政權是村里的村長和和副村長，當年我村的村長是張省才，副村長是傅元令，平時也沒多少事，種自家的地過自家的日子而已。村上面的政權是鄉政府了，記得鄉長是韓莊的馮書悟，書記是我的二伯父傅德明，一個秘書是新合村的任宏賓。一共才三個大員，下轄十來個自然村，書記和鄉長還都不脫產，只有鄉秘書背著個書包裡面裝著顆大印那就是一個流動鄉政府了。在鄉和縣之間，還有區一級政府，大概由5—6個鄉組成一個區。

區裡的官員經常下鄉。經常去我們村並且我也很熟悉的干部一個叫時錫珍，是 ​​我們村西面6—7里遠的時莊村人，另一個叫王善，是交河縣西北饒陽縣人。饒陽受深澤、蠡縣的影響革命發展較早，所以解放後交河縣、區兩級的官員基本上全是饒陽人。王善是個細高個，很年輕也很精神，說話有點侉（口音與當地不同），待人很隨和也很隨便，深得村民的愛戴。不管是時錫珍還是王善還是別的干部，到了村里就和老百姓一起幹活，一起吃飯。我父親是貧農，還是黨員，我們家也是他們常去的人家之一。那時我還小，小孩子家不知大人之間還有沒有什麼事，可干活吃飯的事是看到眼裡，並且至今不忘的。幹活時確確實實地干，吃飯時就吃家常飯，從不再特地做點什麼好的。

從滿清末年，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到日本鬼子，幾十年的兵荒馬亂，擔驚受怕的日子總算過去了。如今共產黨一統天下，人們總算過上了太平安定的日子。並且共產黨的干部又都這麼好，人們能不高興麼？那時的一首歌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這首歌唱出了當年解放初農村的實際狀況，也唱到了人們的心眼裡。

因為共產黨官員勤政愛民，在農民中有極好的聲譽，政府的政策也就很有號召力。當時的各級政府以極高的效率辦了一系列的事情。

一個大事是興辦教育，每個村莊都辦起一個初級小學，即小學1—4年級，每個鄉辦一座完全小學，即小學5—6年級，縣城建了一所初級中學。交河縣在解放後才由新生的共產黨政府辦起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初中，可見河北農村文化水平的落後。交河中學1952年才招收第一屆初中生，後來官至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是53年入學的第二屆學生，我是55年入學的，是這個中學的第四屆學生了。我與賈慶林並不相識，他後來在政壇上的作為在社會上也有些爭議。不過聽鄉親們說，賈慶林是個有情有意的人，他 ​​後來在福建及北京為官，見了老鄉，總是禮貌有加，盡量予以幫助。不像交河鄰縣南皮縣出身的那位張立昌，官坐至天津市委書記，不管是天津人還是他老家的南皮人，沒有不罵他的。

解放初期的小學的一個奇觀是同一個年級的學生年齡大小相差極大，大至5—6歲甚至更大。這原因是解放前很多的失學的孩子，解放後不管大小都一律進了學校。這樣小學一年級既有6—7歲的小孩，也有十幾歲的少年，既然這個情況很普遍，大家也就不覺得有什麼難為情。

除了 ​​小學外，對成年人也辦起了掃盲班，村里的婦女們也組織起來，成立起識字班。有一首配合掃盲運動的歌，歌詞是“黑咕隆 ​​冬的天上出呀麼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這首歌很好聽，我至今不忘。那時有個什麼人發明了一種“速成識字法”，就是拼音教學法而已。所用的拼音字母不是現在的拉丁拼音字母，而是北洋軍閥政府於1918年制定頒布的一套拼音字母，如今的台灣仍在使用這套字母。村里的婦女識字班有一個大女孩傅雲蘭當老師，我母親也是這個班的學員之一。那時我已上了小學，我也就盡起了輔導母親的責任。母親比較聰明，也挺願意學，所以成績很不錯，雲蘭老師常表揚她。可惜後來識字班沒堅持長久，更重要的原因，當時農村十分落後，根本就沒有什麼讀物。我母親學了不少字，可後來無書可讀，慢慢也就忘光了。

推廣新的作物和推廣先進的耕作技術也是新政府重點要做的事。記得當時推廣種植棉花，在此以前當地人從未種過棉花。要想做什麼事，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這是共產黨人的拿手好戲。於是農村的牆上，到處都是“一畝棉，三畝田”，“棗芽發，種棉花”的大標語。政府調來棉花種籽，並在每個階段都派人做技術指導。此後當地人掌握了棉花種植技術，並且在很長的時間之內，棉花都是農民喜歡種植的作物之一。政府經常推廣優良品種，就光小麥，就曾經有過無芒的（當地叫小禿），麥穗表皮有些發紅的等等品種。政府還推廣新式農具，一種“七寸步犁”，據說耕地深可達七寸，後來又出來一種“雙輪雙鏵犁”，都是言過其實，農民買來後並不適用，也就扔到那兒了。後來因為天旱政府推廣鑄鐵的水車，安裝在水井上用牛拉著澆地，倒是很受歡迎，以後許多年抗旱澆地都是用這種水車。

說起抗旱，就在1951年當地遭遇到了大旱，政府號召打井抗旱，於是農村的牆上又出現了大量“抗旱打井，人定勝天”的大標語。當地的水井大約有十幾米深，先用磚砌成一個大約直徑兩米多的圓筒，然後逐漸往地下挖土，讓這個圓筒逐漸地沉到地下。說來容易，幹起來可是件難事，必須有二三十人共同奮力才能完成。記得那一年村里就打出了十來口井，這麼大的工程量，並且這井打到誰家的地裡，日後又怎樣地讓大家共同受益，這還有一系列的協調工作。全仗著政府的威望，這些事情全都迎刃而解了。一口水井的壽命很長，幾十年上百年都沒問題。這些水井在以後的30—40年裡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只是後來，由於根治海河工程以及地下水的過度採掘，使得當地地下水位嚴重下降，這些井就都乾涸了。

2014年11月8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