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算得上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参加人数到底多少暂且不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数已连续五年增加，而且情绪也一年比一年激烈。

一位现场观察人士写道：“虽然明目张胆的‘港独’分子并非游行主流，但观乎以学联、学民思潮、人民力量为主的中环留守人群，则‘本土’意味甚浓，其主调并非仅仅在普选中争取公民提名，而是压根儿就不承认中国的主权与宪法。我就亲耳听到他们在台上高呼反政府的口号。”

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6月中发表的“白皮书”，对港人的反政府情绪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导致民众偏向激进的人数增多，客观上助推了香港的街头抗争。

然若反问：如果不发表“白皮书”，反对派会放弃他们的激进路线吗？恐怕不会有人这么认为，无论北京方面，还是香港方面，都不会。

同样的问题也可针对台湾：如果北京政府在两岸关系方面不作为，台湾的激进政治就会自动退潮吗？答案同样会是否定。

港台激进政治愈演愈烈，显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只拿北京政府说事，是有意误导。事到如今，是时候把港台的激进政治当作一个特殊现象，认真进行梳理，看看到底是如何发展成了现在这个规模，这个势头。



动因之一：威权缺失

在香港，因为97回归，以中央政府为抗争对象的激进政治，被认为是“回归后”才有的事。从03年反23条立法开始，每年都有大游行，发展至今，不仅搞了“政改公投”，还要“占中”，处处与中央对着干，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但激进政治在香港的横行，显然并不只因为中央政府。立法院里频频发生辱骂撕打、投掷器物的事件，最近又因不满新界开发而暴力冲击立法院，并非事事都因北京“破坏香港法治”“打压民主自由”而起。

在台湾更是如此，民进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衷于暴力斗争、街头政治的激进主义政党。如果说围困陈云林、殴打张铭清、泼漆张志军的确是针对北京政府，那么，多年来“立法院”里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美女与野兽，以及反核四社运、太阳花学运，竟至“立法院”被占据长达二十多天，实际上就是民进党激进的斗争主义党文化长期发挥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北京政府这个因素，港台两地的政治近十几年来又会怎样呢？会和港英当局和蒋氏当局执政时一样吗？显然不会！

很多人没有正视这一点：港英当局和蒋氏当局都是不折不扣的威权体制，既具有强硬的压制手段，又有软性的怀柔措施，不会轻易任由经济矛盾和社会不满积累发展，演变成针对政府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港台的激进反对派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当年香港的反对派没有任何作为，而台湾的民进党只能在地下活动。

所以，归根结底，港台的激进政治，与其说是在北京威权政治降临之后的奋起反抗，毋宁说是在原有威权体制结束之后的乘势而起！北京政府不过被当成了闹事的借口！

在香港，名义上港英当局的权力被中央政府接管，但实际上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治设计，北京政府并不能在香港建立起具有管治效力的威权。23条立法流产、中央意图一再受阻，进一步扩大了管治真空。街头出现英国米字旗，报刊上公开歌颂殖民政府，激进派与其说真的是在怀念旧时代，不如说就是在滥用毫无约束的自由——明知道英国人回不来了，又看到北京的威权不能落地，不闹白不闹。

台湾也是一样，民进党不属于成熟民主政治中合乎常规的反对党，它既反政策，也反体制，既反执政党，也反整个国家，属于完全不守游戏规则、可以滥用各种自由的一种“超级反对党”。它以“台独”理想为号召，以“卖台”的指控做武器，不仅成功分裂了台湾社会，也瓦解了国民党任何形式的威权。今年3月的“反服贸”和“占领立法院”标志着台湾激进政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含义在于：今日台湾社会不接受任何带有威权意味的施政，政府推出的政策只能在民众的一致认同之下进行。一致认同形式的民主高于一切，既高于代议制，也高于法治。于是，也是不闹白不闹。

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威权长期缺失必然导致民粹大泛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这与真正的民主没什么关系。



动因之二：“影子政治”

当然，北京政府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

近年来，随着两岸四地交往互动越来越多，尽管“一国两制”、“两岸分治”，但北京政府对于港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仍然越来越大了，仅经贸往来和自由行，就几乎到了影响无处不在的地步。

在一体化形势的推动下，北京政府这个威权实体，就犹如一个巨大的云朵，从过去的地平线之外慢慢飘到了头顶上空，成了当地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马英九的“马省长”帽子，梁振英的“梁书记”称谓，正是这一政治现实的反映。

然而，“云朵”虽大，落在地上只有影子，于是一种“影子政治”出现了。没有威权之实，但却顶着专制之名，岂不是自找“躺枪”？就这样，原本只是当地社会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不满，开始有了新的归罪对象，一个政治化的出口，一个激发斗争的理想“敌方”。

台湾爆发“太阳花民运”，香港的反对派前往取经；香港举行七一大游行，台湾的社运人士前来声援；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针对“影子政治”的“隔空战争”，在两地迅速蔓延。北京政府的影响越大、惠顾政策越多，激进政治反倒越受到激励。因为就其本性而言，这种政治只与权力的你进我退相关，不大受经济利益的左右。



动因之三：革命传统

“隔空战争”当然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的，因为北京政府很容易被妖魔化为专制独裁的化身。

自由民主是先进的，专制独裁是落后的，自由民主是优越的，专制独裁是低劣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激进政治多么出格，甚至把法治当儿戏，也会受到这种民主观念的庇护，不受责备。这就叫“政治正确”。

但激进政治不可能正确，如果认真追究一下激进政治的起源，人们就会看到真相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激进政治没有市场，民主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下有序运行，尽管实行普选和政党轮替，但绝少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更不会发生国家分裂的危机。

政治成熟、制度完善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会被限定在社会领域之内，通过法律和道德解决，不会轻易上升到政治领域当中。

但不得不承认，仅就政治领域的边界限定和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分割这方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都还算不上是成熟。这一点，在近几年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社会问题动辄政治化，所有不满统统归咎政府，大小问题一律指向体制，社会领域直通政治领域，中间毫无隔阻，正是两岸三地共同存在的问题。

年轻人对经济和就业不满，原村民对开发和征地不满，都可以瞬间转为激烈的政治活动，随便找个理由就直接占领立法机构，这种典型的“劣质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认为民主法治已经实行得很好的台湾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问题的根源，深植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当中。由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国是通过大规模的、暴烈的社会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天鹅绒革命”这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里的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强大传统。早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起源于民间社会，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产物，都熟稔于自下至上的革命行动，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讽刺的是，作为国民党对立面而崛起的民进党，却又是一个更加民间、更加社会化的政党，更加缺少成熟政治传统，其党文化就是早期革命党的翻版。

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民进党信奉自由主义，三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却都是民间型政党，不是国家型政党。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港澳实行资本主义，两岸四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却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见，政治领域缺乏边界，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成一团，不是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恰恰就是共同的近代传统带来的问题。



动因之四：民主观念

外人对此看得更清楚。《世界邮报》主编、《21世纪智慧治理》一书作者之一内森·加德尔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葛兰西（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关于共产党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的论述。据此，他写道：“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型政党融合了两种形式的霸权，开创了维持权力的新途径，即模糊了强制力和认可之间的界限。”

作者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它正在试图将两种形式的权力融为一体，一方面作为国家型政党强化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又作为民间型政党努力维系民间的认可。

现在看来，也只有中国大陆的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逐渐具备了国家型政党的能力，也逐渐具有了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分割开来的主动意识和操作能力。而相比之下，港台的激进反对派，却继续沉浸在暴烈社会革命的传统之中，在他们的主导之下，恰恰是港台，而不是大陆，越来越像“文革还在搞”。

而这个形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在港台方面，表面上拥抱了自由民主，实际上也接续了中国的社会革命传统，但却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反倒误认为这才是相对于大陆的优越之处、进步之处，所以，决不肯自省和改正。而在大陆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是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通过“摸石头过河”悄然之间完成的，在转变过程中，党的名称没有改，章程和宗旨没有改，只是变换了路线，调整了方针政策，所以，它又无法以“过来人”身份对港台进行忠告。恰恰相反，它的国家型政党性质的强硬政策，反倒被妖魔化为专制独裁，被认为是抱残守缺。

就这样，在肤浅的民主观念误导之下，实质上的进步却背负着落后的名声，实质上的优越却被贬为低劣。北京政府明明看到台湾和香港都在走向歧路、落入陷阱，却无法进行规劝，因为真正的道理不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内，而官方话语在这方面的道理却又自相矛盾。



动因之五：西方势力

每当北京政府严词警告西方势力不要插手中国内政，总会引起港台反对派的冷嘲热讽，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实际上，本地的激进政治，与西方的全球战略在方向和目标上甚至步调上都高度一致，这是激进反对派最无法解释清楚的一个问题。冷嘲热讽容易，但敢说西方没有任何“软战争”战略吗？

只要承认西方有如此战略，就可断定其中必包含如此策划：当对手国家实现了内部团结，就要策动其国内的“自由民主”，令其分裂和瘫痪；当对手国家实现了国家发展，就要策动其国内的“自由民主”，令其步伐减慢、发展受阻；总之，无论对手国家取得了什么令西方感觉受到了威胁的成就，都可以通过“自由民主”这个武器发动攻击，令其威胁减小。激进反对派们如何将自己原生的“自由民主”诉求与西方这个带有战略含义的、主动输出的“自由民主”区分开呢？事实上，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做过这个区分，恰恰相反，他们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公开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西方战略家们来说，要想打击中国，搞乱中国，港台的激进政治潮流，就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求之不得的威权缺失，歪打正着的“影子政治”，根深蒂固的革命传统，懵懵懂懂的民主观念，几乎就是万事具备了，只欠来自太平洋上的那一点东风。

这就是港台激进政治问题的五大主要动因，归纳起来，威权缺位放纵了它，“影子政治”刺激了它，革命传统养育了它，民主观念掩护了它，西方势力利用了它，岂有不蓬勃发展、愈演愈烈的道理？▊



201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