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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黔川行随笔之一
作者: 文扬 人气: 6026 日期: 2014/7/267月，从贵阳出发一路北上，过乌江、赤水、娄山关，再过长江进四川，转入千里大巴山。
这是一条经典的“红色线路”，当年的红军依托这一带的林密山高水险躲过围剿，成功保存了实力，而后逐渐发展壮大，十几年之后打下了整个江山。
早期的红军，就是强烈反抗意志与简单红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佛头山，政府修建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陕 山区且遗迹犹存的石刻红军标语。“苏维埃政府是穷人把发财人推翻了自己选代表建立起来的保护工农利益的政权！”“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参加 红军好分田！”“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国民党是刮民党！”“赤化全川！”“赤化全球！”等等，就代表了当时的观念水平。
除非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否则今天的人们会大惑不解：如果继承红军的理想，我们今天要推翻所有“发财人”吗？要继续输出革命、实现“赤化全球”的目标吗？
如果所有这些口号都不再算数，而且还要颠倒过来——不仅不能推翻“发财人”，还要保护、扶持、鼓励现在这些改叫“民营企业家”的新富人投资兴业；不仅不能再 咒骂国民党，还要和当下的台湾蓝营握手言欢探讨合作和共赢；不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还要动员今天的农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参与土地流转——那么，为什么还 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甚至继续宣扬呢？
八十年多前这些充满煽动性的、激进的左翼运动口号，在当今世上任何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国家里，都不会公开展示，更不会被执政党当作光荣传统加以纪念，即使是左翼政党如工党和社民党也不会，更不用说国家党和保守党，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这样做？
当 年红色政权要推翻国家政权，代表了民间对国家的反抗，而在红色政权成为国家政权之后，又转为维护国家政权，代表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同一个政党，覆盖了从 左到右从红到蓝各个政治光谱，为什么中国民间社会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路线大掉头、政策大转向呢？怎么会当年全力支持斗争性的左翼路线，现在又同意各项和谐 化的右倾政策呢？
由于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中国，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寻找答案。在大巴山区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巴中，自古以来因兵家必争群雄逐鹿而得名，从未以丰饶富庶民众安康而著称。此地山区农民的贫穷和苦难，幸得当代油画家、现任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1980年创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亲》记录了下来，画作中的人物原型邓开选，就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千千万万的“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穷苦人的化身，他们深重的贫苦，无言地挑战着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当年红军许下的承诺显然没有兑现，在社会被国家所整合并为国家做出牺牲之后，边缘人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父亲”的形象，就反映了他们在生存线上自生自灭的惨况。
但同时，《父亲》画作的获奖，也代表了红色政权反省自身问题的开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就是首先启动了对于沿海等地“强大”社会的大解放，随后又开始了国家对于老少边穷“弱小”社会的大救助。
历 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几年落实的。政府提供了从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户的安置动员、五花八门的惠农补贴等等一整套 的“新农村建设”措施，将原本散落在山腰沟底的千百家小农户，集中到了一个个现代化的新村当中，又通过各种形式的“打造”，将新村变成集旅游观光和现代农 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体。
由于力度极大，一个村就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规模，这些经过“打造”的新村，个个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 别墅，村头像花园，农业成休闲。在平昌县驷马镇一个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参观者见到了连城里的公园都自叹不如的园林化布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条精致豪华的 “文化长廊”。据村长介绍说，一家农户靠提供“农家乐”餐饮住宿挣到的钱，仅一个节假日短短几天就相当于在外打工两年。
今日巴中市
巴中平昌禹王宫石刻红军标语遗迹
巴中平昌新农村一角
巴中恩阳古镇
在这种救助中，红 色政权的确是以“穷人救星”的面目出现的，它在规划设计中代表了科学技术水平，在安置整顿中代表了组织动员能力，在项目引进中代表了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手 段，所有这些，都是刚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贫弱社会完全不具备的，除非依靠政府，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同时集中调动所有这些资源，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提 升改造。
在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很忙，要做的事情极多。红军在八十年前许下的承诺，现在正由他们逐一兑现，而且超额兑现。在这里，大政府几 乎是必需的，其发展模式就是国进带动民进，没有国进就没有民进。对于这一点，政府是这样宣讲的，农民也是这么理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对抗，只有携手合 作。
当然，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 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 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在巴中这样的地区，八十年来的红色故事说圆了，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完成了自洽。
当然，这只是对老少边穷等地的贫弱社会而言，以中国幅员之大、差异之大，不可能是同一个历史逻辑。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富裕地区，中国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容后再谈。▊
2014年7月18日
这是一条经典的“红色线路”，当年的红军依托这一带的林密山高水险躲过围剿，成功保存了实力，而后逐渐发展壮大，十几年之后打下了整个江山。
早期的红军，就是强烈反抗意志与简单红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佛头山，政府修建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陕 山区且遗迹犹存的石刻红军标语。“苏维埃政府是穷人把发财人推翻了自己选代表建立起来的保护工农利益的政权！”“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参加 红军好分田！”“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国民党是刮民党！”“赤化全川！”“赤化全球！”等等，就代表了当时的观念水平。
除非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否则今天的人们会大惑不解：如果继承红军的理想，我们今天要推翻所有“发财人”吗？要继续输出革命、实现“赤化全球”的目标吗？
如果所有这些口号都不再算数，而且还要颠倒过来——不仅不能推翻“发财人”，还要保护、扶持、鼓励现在这些改叫“民营企业家”的新富人投资兴业；不仅不能再 咒骂国民党，还要和当下的台湾蓝营握手言欢探讨合作和共赢；不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还要动员今天的农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参与土地流转——那么，为什么还 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甚至继续宣扬呢？
八十年多前这些充满煽动性的、激进的左翼运动口号，在当今世上任何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国家里，都不会公开展示，更不会被执政党当作光荣传统加以纪念，即使是左翼政党如工党和社民党也不会，更不用说国家党和保守党，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这样做？
当 年红色政权要推翻国家政权，代表了民间对国家的反抗，而在红色政权成为国家政权之后，又转为维护国家政权，代表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同一个政党，覆盖了从 左到右从红到蓝各个政治光谱，为什么中国民间社会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路线大掉头、政策大转向呢？怎么会当年全力支持斗争性的左翼路线，现在又同意各项和谐 化的右倾政策呢？
由于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中国，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寻找答案。在大巴山区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巴中，自古以来因兵家必争群雄逐鹿而得名，从未以丰饶富庶民众安康而著称。此地山区农民的贫穷和苦难，幸得当代油画家、现任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1980年创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亲》记录了下来，画作中的人物原型邓开选，就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千千万万的“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穷苦人的化身，他们深重的贫苦，无言地挑战着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当年红军许下的承诺显然没有兑现，在社会被国家所整合并为国家做出牺牲之后，边缘人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父亲”的形象，就反映了他们在生存线上自生自灭的惨况。
但同时，《父亲》画作的获奖，也代表了红色政权反省自身问题的开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就是首先启动了对于沿海等地“强大”社会的大解放，随后又开始了国家对于老少边穷“弱小”社会的大救助。
历 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几年落实的。政府提供了从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户的安置动员、五花八门的惠农补贴等等一整套 的“新农村建设”措施，将原本散落在山腰沟底的千百家小农户，集中到了一个个现代化的新村当中，又通过各种形式的“打造”，将新村变成集旅游观光和现代农 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体。
由于力度极大，一个村就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规模，这些经过“打造”的新村，个个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 别墅，村头像花园，农业成休闲。在平昌县驷马镇一个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参观者见到了连城里的公园都自叹不如的园林化布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条精致豪华的 “文化长廊”。据村长介绍说，一家农户靠提供“农家乐”餐饮住宿挣到的钱，仅一个节假日短短几天就相当于在外打工两年。
今日巴中市
巴中平昌禹王宫石刻红军标语遗迹
巴中平昌新农村一角
巴中恩阳古镇
在这种救助中，红 色政权的确是以“穷人救星”的面目出现的，它在规划设计中代表了科学技术水平，在安置整顿中代表了组织动员能力，在项目引进中代表了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手 段，所有这些，都是刚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贫弱社会完全不具备的，除非依靠政府，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同时集中调动所有这些资源，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提 升改造。
在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很忙，要做的事情极多。红军在八十年前许下的承诺，现在正由他们逐一兑现，而且超额兑现。在这里，大政府几 乎是必需的，其发展模式就是国进带动民进，没有国进就没有民进。对于这一点，政府是这样宣讲的，农民也是这么理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对抗，只有携手合 作。
当然，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 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 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在巴中这样的地区，八十年来的红色故事说圆了，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完成了自洽。
当然，这只是对老少边穷等地的贫弱社会而言，以中国幅员之大、差异之大，不可能是同一个历史逻辑。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富裕地区，中国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容后再谈。▊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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