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年輕時就聽過一種說法，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同時存在天使與魔鬼，為善抑或作惡存乎一念之間，端視自己是受天使還是魔鬼的控制。在後來人生幾十年里，天使與魔鬼同附一體互相鬥法的說法，真的得到了證實。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位名叫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女藝術家，舉行了一場行為藝術創作活動，她將自己麻醉後，面向觀眾站在桌子前，桌面上擺著槍、刀、鞭子等七十二種道具，這位女藝術家允諾承擔這一行為藝術表演過程中一切不可預測危險与傷害的全部責任，任何人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對她的身體任意擺佈。

起初只有人用口紅在她臉上亂塗，但見她真的毫無反應，圍觀的人逐漸放肆起來，開始剪碎她身上的衣衫，當這位漂亮的女藝術家全身赤裸之後，有人用拍立得相機拍她的裸照，還把照片塞在她手里，有人用玫瑰花上的刺扎她的肚子，甚至有人用刀割傷她光滑的肌膚……幾乎每一個人都興致勃勃地施暴，惟獨沒有一個人嘗試去擁抱遍身傷痕的她。

人一旦不受法律約束，撇開道德規范，所暴露出來魔鬼的一面，獸性的一面，醜惡的一面，在瑪麗娜的行為藝術表演中暴露無遺，這也是她進行這場活動的初衷。

從瑪麗娜想及顧城，假如說作為藝術家的瑪麗娜，是用自己的身體去測試與揭示他人心中的魔鬼，那麼作為詩人的顧城，就是用他人的生命來顯露自己心中的魔鬼。

姑且先不去討論他的詩有多好，他如何殺妻自戕等等，人們有理由懷疑，奇才異人的顧城當年仍然生活在島上之時，是否已經在策劃另一場別出心裁的行為藝術表演？！

戴著牛仔褲腿帽子的顧城，其人其文都異於常人，他特別在《英兒》一書中預知自己自盡身亡，生前還曾將書稿交付深圳「手稿拍賣會」，允其在自己身後公開競標出售（顧城死後，該書稿果然拍得高價）。書中描述的種種衝突與掙扎甚至悲劇，後來果然一一在現實中發生，而顧城自己也手刃愛妻再上吊身亡，不過這只是將這一行為藝術的創作推至高潮但并未完成，激流島慘案發生後華人世界的奇觀式反應，一次又一次「嘉年華」式地反复消費顧城，才是在真正配合死了的顧城完成自己這件行為藝術的作品。

這件作品的創作過程以及完成，其實都是詩人以及我們這些人心中魔鬼弄崇作怪的結果。

今天的我們談顧城，包括那些顧城的親人、朋友，曾經的愛人，他的崇拜者，還有那些想解讀評價顧城的人，不應該也不能夠繞過天使與魔鬼對這位詩人以及我們的影響。

我這樣說的本意并非僅僅用陳腐的「道德輿論」批評顧城，正如一位文學評論家所言，應該「重新協商詩學、個人命運和社會行動之間種種關係的洞見与不見」。他認為「顧城的生命與詩歌中的暴力，揭示的究竟是詩人自身的心理與道德破產，還是毛文學毛主義的陰魂不散，仍然須要尋求解答。而作為讀者，縱容顧城生前的怪癖（甚至他的死亡表演），而詩人死後又分享他的血腥奇觀，難道就沒有共謀的嫌疑嗎？」

一個人內心的陰暗与扭曲，精神的錯位，思想的迷惘，立場的動搖，理念的放棄，說明他離魔鬼愈近，必離天使愈遠。在很多場合與很多命題里，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容易因為施害者是天才、名人與領袖，而從寬發落魔鬼指使他犯下的罪錯，只渲染誇大他天使的一面。這就形成了一種可怕的悸論，似乎若是天才、名人與領袖，就可以為所欲為，即使有罪錯，甚至闖下大禍，也是瑕不掩瑜，也是功大於過。這樣做的後果，只能是釋放出人們包括自己心中更多更可怕的魔鬼，失卻是非對錯的判斷，容忍語言与行為的暴力，讓惡行罪錯變得情有可原，最終導致自己變成魔鬼的同謀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