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初，我正在开周一的办公例会，一位扛着摄像机的中年男人来到社里，他自我介绍叫蒋乐群，旅日华人，目前在日本放送协会——NHK工作。

NHK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但也有很大不同，人家可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传媒机构之一），他们做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水平甚至超过了欧美同行！十年前，NHK拍摄的11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十二亿人的改革开放》，全面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我看过这个系列片，认为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而中国大陆自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的——我们有的只是“专题片”或叫“宣传片”，全都是歌功颂德的！以前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但还可以提一些问题，到后来，已经是“百分之百正面”、百分之百不能提问题了。

蒋乐群跟我说：“2008北京举办奥运会，全世界都想多了解今天的中国，日本民众也想多了解今天的中国，NHK计划拍摄中国的系列纪录片，其中一集是反映中国媒体的发展现状，因此，希望能来采访《南风窗》，拍摄《南风窗》的日常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同时也认为他们很难如愿以偿。

NHK对《南风窗》正在进行的“调研中国”活动很感兴趣。那时“调研中国”刚刚进入第二年，正是声势渐旺的阶段。我很想看一看，如果NHK来拍“调研中国”，会把这个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拍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也有一点“私心”：希望藉着他们的拍摄和播放，把《南风窗》和“调研中国”的品牌影响力更加扩展和提升。

但是，之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外国媒体来深度专访中国媒体，并且拍成纪录片播放的，按照我们的新闻管理口径，这是不太可能的。我只能对蒋乐群说：“我们不能随便接受外媒的采访。NHK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得到同意后才能来拍摄。”

临别，我把《《南风窗》》和“调研中国”的一些资料给了蒋乐群，供他参阅，又叮嘱他说：“记住，你们一定要办手续！”

从2006年3月起，NHK开始向中国外交部申请采访《南风窗》，他们申请了几个月，跑了十几趟外交部，未获首肯。

这年8月，我到北京出差。NHK的制片人片冈利文也在北京，他很想与我见一面，我爽快地答应了。

片冈利文向我介绍了NHK报道中国的思路：北京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开幕，中国将更加吸引全世界关注的目光。日本民众也非常想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就像十年前的《中国，十二亿人的改革开放》一样，NHK决定派员再赴中国，拍摄、制作一部大型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

《激流中国》的总制片人是角英夫（在《中国，十二亿人的改革开放》系列纪录片里，他是拍摄邓小平那一集的导演）而由片冈本人负责的将是其中重要的一集---采访、拍摄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信息的透明度和传播是对整个社会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要了解巨变中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媒体生存状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

我颇感兴趣地问片冈利文：“《南风窗》只是一家小小的杂志。你们要报道中国媒体，为什么不采访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或者体量很大的《广州日报》（它当时的发行量已有120万份，年广告收入达17个亿），而非要选择我们不可呢？“

片冈利文肃然起敬地说了一番话，令我很有感触，不由地对他的见解也肃然起敬起来。

片冈说：他们研究过中国的许多媒体——中央电视台每天有24小时的节目，但新闻节目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广州日报》有80个版，但报道新闻的版面不超过8个，并且第一版还是通用新闻：会议、接见、出访等等，后面有4个版是哪儿失火、交通事故、本地治安、企业报道等等“狗咬人，人咬狗”之类的本地社区新闻。

片冈接着说：全世界新闻同行都有这样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水平，就看它的新闻期刊！因为比起偏重碎片化报道速度的报纸来，新闻杂志从头到尾都是新闻，而且不是碎片化的新闻，它能够挖掘新闻深度，是社会新闻附加值的堆集，所以，只有新闻杂志才是一个国家新闻发展水平的标杆！比如美国的《时代周刊》、德国的《明镜周刊》、中国台湾地区的《天下》杂志等等，而在中国大陆，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认定最适合作为中国新闻杂志样本的采访报道对象就是-----《南风窗》！

他的回答，令我对《南风窗》做为时政新闻杂志的“坐标”有了新认识，这个“坐标”是与《南风窗》的宗旨定位“坚持新闻专业的立场，为了公共利益，以良知和理性冷静地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以建设性姿态，与共和国同行。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做最有竟争力的媒体，做具有专业能力的媒体人。” 是相匹配的。《南风窗》的影响力不是来自新闻的快速，而是深度，是杂志的内涵，是我们竭力追求洞察事物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的特色。

后来片冈说，当初他们还将北京的《财经》杂志作为备选对象，但因为“陈社长已经同意了拍摄”，就没必要再与《财经》杂志联系采访了。

二、

回到广州后，我就打电话给广州市外宣办主任管智坚，向她了解NHK希望来广州采访《南风窗》这件事儿的手续应该如何办。我跟管智坚是老朋友。她是一位正气耿倔、热心善良的知识女性，可此刻她正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之中。

“NHK的采访申请就在我的桌子上呢。”管智坚说，“外交部把申请转到了广东省外宣办，省外宣办又转给了我们广州市外宣办，他们谁都不想承担责任……要不，你到我办公室来，咱们聊一聊？”

我立即去了管智坚的办公室。

 “日本NHK电视台来中国拍纪录片，他们会拍出个什么片子出来，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呀！”这是管智坚的第一个担忧。

我俩回忆：曾记得，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但是该片却被以“反华”为理由严厉谴责并引发了近一年的全国性大批判。这种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和政治标准差异是谁也说不清的。

第二个担忧竟然是针对《南风窗》的。“《南风窗》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杂志！”管智坚呵呵笑着，半带调侃地说，“你们刊登过很多争议性问题报道；你们既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自己也出过许多问题，还写过不少检讨！如果让NHK来采访《南风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说实话，我心里完全没底……”，确实，最担心的，还是政治风险。

听她这口气，又是想拒绝的意思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也不是外宣部门第一次拒绝外媒采访《南风窗》了。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几年，美国《纽约时报》想采访《南风窗》，被外宣部门拒绝了；英国《经济学人》想来采访被拒绝了；德国《明镜周刊》想来采访也被拒绝了；香港电台《传媒春秋》想来采访也被拒绝了……

最搞笑的，是香港电台电视部《传媒春秋》想要采访《南风窗》。这是香港惟一一个探讨香港传媒现象及发展的时事节目，立场偏右，有时言论过激，有关部门对其颇为警惕。据说《传媒春秋》到香港中联办递交采访《南风窗》的申请。中联办与香港电台有很多工作联系，不好当面拒绝人家，于是就充分发挥中国人圆融处事的天才，推托说采访广东媒体的申请需要广东省外宣办审批，请他们与广东省外宣办联系。等《传媒春秋》的人刚一离开，中联办的办事人员马上打电话给广东省外宣办，说：“《传媒春秋》想要去采访《南风窗》，我们让他去你们那儿申请了，你们可千万不要批呀！”

我诚恳地跟管智坚说：“话得两说着。我倒是觉得，不妨批准NHK过来采访《南风窗》。中国经济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世界了，文化和新闻也是要走向世界的，文化和新闻也不能总是闭关锁国啊！”

管智坚仍然忧形于色，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于是我又跟她讲了一番道理，等于是给她吃了两颗“定心丸”：

第一颗：“当下迎奥运是各级工作重点，外媒来访必然增多，中国办奥运本意也是希望溶入世界”“今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文化走向世界，新闻走向世界，新闻出版走向世界’的口号。既然上级有号召，有要求，我们就应该更开放一些！”

第二颗：“NHK是日本国家电视台，他们是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的，它跟某些自由导演的个人操作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拍这个纪录片的起因是为了北京奥运，介绍中国，难道它会系列地反华？那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个系列纪录片的总制片人是角英夫，他是拍摄过邓小平的人，是值得咱们信任的。”

听我这么一分析，管智坚紧绷的心弦慢慢放轻松了。“还有什么理由没有？”她两眼盯着我。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啊！”我笑不滋儿地对她笑道：“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你老哥，相信《南风窗》能够把握得好分寸，不会给你们惹乱子的。”

管智坚被我说服了，但她不能最后做主。她去向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陈建华请示。陈建华看了NHK的采访申请，然后问管智坚：“陈中是什么意见？”管智坚将我的意见转述了，陈建华说：“既然他同意，那我们就同意吧！”

三、

2006年10月，在经过了整整7个月的消息空白期后，NHK终于向我通报：他们获得了采访许可，可以来广州拍摄《南风窗》了。

但这时却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片冈利文写信给我说，他们想把采访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的媒体——除了《南风窗》以外，还有《家庭》、《市民》杂志、《南方周末》等等，作为《南风窗》外围生存环境的一种反映。

为此，我致信片岗利文：

片刚利文先生：您好
接到广电局转来您的采访行程。我感到有问题。
1、这个行程计划超出了我们原来讨论的范围，而且掺杂了不同性质和类别的其它杂志的内容〔甚至言称“不会涉及个人恩怨”〕，令情况十分复杂而且怪异。
2、《市民》杂志是广西的刊，有关手续及事宜应在广西进行。
3、至今尚未将采访内容提纲给我社。
4、我们对采访的电视专题片在后期编辑上无法参与交流，因此，该电视专题片应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主题表述，这是十分必要的。
5、.9月底，我曾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力主同意此次采访，并承诺：我会把握分寸。但目前的情况超出了我可把握的范围。

解目前，广电局征求我的意见，我无法表态。
如果要促成此次采访，上述几个问题须明确解决，并确保在实施过程中遵守计划与诚信。

陈中2006.10.12

我不同意这样拍法。我在电话里跟片冈说：“如果其他的媒体你都要采访，你起码要有一个完整的内容架构给我，我才知道我在这里面算什么——他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这拍法不太以为然，不单是为《《南风窗》》考虑，其实也是对NHK制作纪录片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说：“好像没有这样子做纪录片的，因为报纸和杂志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媒体的宗旨、定位、风格、运作、读者也都是不一样的。多中心就是无中心，在五十分钟的节目里，你想把情况都能够说透，说清楚，那就只能是泛泛而谈了。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想参与了。”

片冈利文立即给我来了一封电邮：

亲爱的陈中先生

好久不见。这次为了我们的节目的采访的实现，承蒙您费心，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您担心，我作为责任者衷心表示歉意。对于您提出的问题，现在，我的眼前浮现夏天见到您时的笑容，回答您的问题。

首先回答3，4的问题，这是节目的根本问题。

现在中国的传媒，根据我的理解，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少有的传媒现状的挑战。就是说，一方面要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正确和广泛传达出去，同时，又要满足人民对信息的要求（这才是市场），怎样才能制作出能够畅销的杂志，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而且，这两个要求有时会遇到不相吻合。如果作为记者为了满足读者的“知情权”有时会遇到党和政府的禁区，相反，如果只是党和政府的公式见，读者或许会离开。正如陈中先生上次所说的，怎样找到两个要求之间的“底线”上，最快推出对中国的未来有意义的报道，即您所说的“擦边球”，陈中先生领军的“南风窗”是在这个方面最勇敢地挑战并且取得成功的媒体。我这次采访希望将创办南风窗的陈中先生和各位记者编辑的挑战的现场，一边直视各种矛盾和困难，作为中国发展的宝贵的“时间的纪录”留下来。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作为发展的金字塔的北京奥林匹克即将举办。面对这个历史性的地球规模的盛会，中国将怎样稳健走向“和谐社会”，作为得风气之先的传媒的作用会更加重要。我这次关注“南风窗”杂志，是因为一些城市小报过于倾向于商业主义逐渐失去了党和政府的信赖之时，南风窗杂志花费时间挖掘世象的本质，向更加深刻的报道挑战，这种认真的报道姿态，不只是知识阶层，在壮大的中产阶层中也深入人心，同样作为媒体的同行，我对贵杂志充满敬意。关于采访的详细日程等，希望我们在广州见面之后一起来决定，现在的情况下，我还无从说起。电视节目，光是听嘴巴的介绍是做不出来的。没有拍摄的映像，等于零。所以，需要和被采访者不断沟通和理解之后，才能万成。这是电视采访的难处，也是最有魅力之处。所谓和采访对象不断交流一起制作的节目（当然，4所指出的那样，编辑作业是在您的信赖下由我来负责，但是，确认和交流会不断进行）。我希望和陈中社长和南风窗的各位一起，做一个能够留给后世的作品。

关于1和2，您对采访中加上“市民”杂志的疑问。说到底，加上“市民”杂志是为了烘托“南风窗”杂志的一个做法。据说，“市民”杂志是有些年轻记者为了比较超前的报道，年轻人的杂志。他们有热情，可能比“南风窗”杂志更加激进，结果会怎样？可以想象。所谓“过犹不及”。陈中先生领军的“南风窗”是怎样捕捉时代的命脉，在底线附近写作为中国未来有益的文章，如果有了“市民”杂志，更加衬托出“南风窗”的存在。另外，虽说另起炉灶，“南风窗”杂志给观众的印象就是新传媒的母体。从“市民”杂志的装订和构成来看，明显可以看到模仿“南风窗”的地方，说到底是“南风窗”培养的记者搞的新杂志。这一点上说，“南风窗”是新媒体的孵化器，又会让观众大吃一惊。但是，我根本上是将“南风窗”作为这次节目的主人公，所以，如果采访“市民”杂志有问题的话，那就拿掉这个内容，集中采访“南风窗”。

关于第5，上面的说明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总之，对中国来说，面向北京奥运会，怎样向和谐社会软着陆乃是最大的挑战。能否软着陆，作为党，政府和13亿人民的窗口的传媒的关系至关重要。上面所说的，在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媒体的探索过程中，以 “南风窗” 作为代表，以创办杂志的人们（其中陈中先生为代表）的挑战为中心，在中国最发达的传媒大市广州市制作这个节目，这就是一切。而且，同样是亚洲邻国日本的同行（记者），希望能够为你们的新的挑战做点贡献，也希望这个节目为了两国协调的关系做点促进。如果还有疑问，请提出，我尽力诚心诚意回答。务必请给以理解和协助。拜托了。我希望尽快和陈中先生以及“南风窗”的各位再会。

日本放送协会

放送总局专题节目部

专任导演

片冈利文

2006.10.16

按照NHK的计划，他们11月2日就要到广州拍摄了。我说这个日期恐怕得微调一下，因为当时我正在参加“调研中国”校园报告会，要去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四所大学，11月9日才能回来。于是他们修改了行程，比我早三天到达了广州。我让社长助理邱滨与他们接洽。

NHK很快让我和《南风窗》采编人员见识了他们的专业精神。

11月9日，我从福建飞回广州。“社长回来啦？”刚下飞机，邱滨就打来电话。“社长明天出门前，最好给我来个电话。”啊，这是为什么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邱滨说：“NHK打算从社长一进咱们的大楼就开始拍摄……”果不其然，我把车开到《南风窗》地下车库时，他们已经等在车位上了，开始拍摄“我的一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不管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拍。我从办公室出来，他们扛着机器跟在后面拍，我说：“哎，我上厕所！”蒋乐群叽哩哇啦地翻译给日本人听，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看到NHK这个拍摄的架势，我有些犯愁。他们要在这儿蹲两个月呢，这两个月我怎么过？

我不断地跟NHK导演片冈利文讨论拍摄计划。他们的拍摄属于现场主义风格，只有方向，没有明确的脚本，或者说只有一半的脚本，因为他们相信现场的震撼永远会超过想象。

日本同行想参加我们涉足的所有会议，但这是不可能的：宣传部的会议他们不能参加；报业集团的会议他们也不能参加。他们能够参加、拍摄的只能是《南风窗》内部的会议，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这个摄制组还到印刷厂去拍摄《南风窗》印刷出来的过程；到街头报刊亭拍摄新一期《南风窗》的销售情况。

日本同行们很快尝到了“中国式夹缝生存”的苦涩滋味。他们想拍的、也是我最想让他们拍的“调研中国”活动，一个镜头都没有拍成！我希望他们在他们的拍摄中，“调研中国”至少要占一半的内容，我们都失望了。

摄制组本来想的是跟拍某个大学生调研团队，从学生们开始调研、撰写报告一直到举办报告会，拍摄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我告诉他们：“你们来得太晚了，要拍“调研中国”只能明年了！”因为我是参加完了外地高校的《调研中国》报告会才回到广州的呀。他们要想拍就变成了回访。我把上海东方卫视拍摄的复旦大学、福建电视台拍的厦门大学的调研活动资料提供给他们，但他们没有取用，这可能是他们的职业要求所决定的——他们还是想用自己拍摄的资料。

好在广州还有两场《调研中国》高校报告会，一场是中山大学团队举办的《一个珠三角农民工社区的经验研究》报告会，由我出席；另一场是华南师范大学团队举办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流向的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会，由我们的总编朱学东出席。NHK决定跟拍我出席的中山大学团队报告会。

事情在最后一刻出了岔子。报告会前，邱滨和陈可珺去中山大学与学生讨论会议议程安排，NHK随去跟拍素材。没聊两句，就有人打小报告，先是学校保卫处前来干涉，很快学校宣传部也对学生施压，他们不但拒绝NHK进入校园拍摄，而且干脆将这场《调研中国》报告会也取消了！邱滨和陈可珺多次去与校方交涉，还亲自跟学校宣传部解释：NHK的采访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是合法的拍摄活动，学校宣传部推托要请示上级，却迟迟不回复，至使报告会不得不取消。

晚上9时，我突然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短信禁令：“各媒体一律不得报道南风窗组织的‘调研中国’活动”。我立即打电话问省委宣传部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有人把你们告了，邀请外国媒体非法采访”。我一听，这里有问题，提出要求看文件。

第二天，文件到了，我一看就火了。

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利者加缪曾经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十个革命分子，有九个会爱上他的线民生涯。”如今的大学校园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里，爱当“线民”的“革命分子”也还很不少呢。这位中山大学的“线民”立功心切，胡编乱造、上纲上线地向上线汇报，最后竟然惊动了国家安全部门……。国安部门也居然不核实或调研就行文报告省委，文中充满不实之词和 “敌情”的阶级斗争腔调，其中甚至提到要对南风窗邱滨等人上“工作手段”监控。我一看，明摆着这是小人误导了领导机关。为了澄清事实和保护员工，我马上写了一封措词针锋相对的“情况说明”

“报告中存在多处不实甚至杜撰。比如，其中说在11月16日中山大学，有该校或院系领导到场“阻止”采访；还称中大校方曾与南风窗领导沟通；称我社人员对中大校方“极为不满”、要把事情“搞大”等，这些均是子虚乌有的情况。文中还充满了主观臆断和想像，如什么南风窗要“在华南掀起调查风暴”……

在整个事情过程中，我们以最大的诚意主动与中大校方沟通、联系，以最大的善意对学生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中大校方并未主动与南风窗有过任何联系，更不用说与我杂志社领导就了解情况或解决问题有过任何沟通，却仅凭一面之辞，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发挥想像、再上纲上线，把原本可以在单位组织之间理性沟通合理解决的事情，俨然描绘成一出“南风窗别有用心‘擅邀’境外媒体采访，中大师生以极高的觉悟予以制止”的闹剧。

我们认为报告中的诸多表述是不严肃的、是草率的，也是对南风窗杂志社不公平的、污名化的。”

我强烈要求国安来人调研，通过组织协调处理。

第二周，国安来了两位同志，一位处长一位科长，我先是把批文给他们看，同时介绍情况，接着，是毫不客气地投诉，噼啦啪啦地说了一通。他俩倒是挺诚恳地道歉，表示工作太粗，造成误会，非常报歉，他俩都是《南风窗》多年的忠实读者，特到欣赏《南风窗》的文章……

既如此，这事也就这么过了。

四、

我一直鼓励NHK的同行们在《南风窗》放手拍摄。他们到来时，刚好我们出了一期新的杂志，其中有一篇田磊写的文章《一个基层官员的人生：14年的“政治明星”遭遇公审》，后来NHK把这篇文章的内容放在了片头：

“中国杂志《《南风窗》》的记者，得知一项判决的消息，有位公务员被判十三年徒刑，但被告人诉说这是冤案。”

“在判决之前，记者撰写了牵制审判的报道，编辑部检讨到最后一秒，决定予以发表。”

“被以受贿嫌疑受审的公务员，因曾严词批判市长的施政，而受到当局特别的关注，报道引发巨大反响，让我们密切关注审判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开头：有悬念、有冲突、有争议，有紧张的氛围和暧昧难明的情节，似乎还有“司法不公”、“政治干预”等等元素，当然还有“用词不当”，像“记者撰写了牵制审判的报道”云云，这顶“帽子”可不是我们能承受得起的！

片冈跟我说，他们想跟踪拍摄几名记者的采访活动，我让他们自己挑选，只要跟当事人打个招呼即可。经过选择，他们主要跟拍了两位记者的采访行程，一位是田磊，他正在广州采访一起城市业主捍卫私有财产的故事；另一位是石破，他正要去河北采访农村教育贫困以及拐卖妇女问题。

但中国媒体面临的普通困窘是：“夹缝”无处不在，冲突在所难免。田磊的报道只进行了一半。他所追踪的是一起发生在广州华南新城的暴力事件。小区业主委员会筹委会会员李刚被歹徒毒打，脾脏破裂，生命垂危。被害人认为小区管理涣散，不断向物产管理公司提抗议。广州市各小区，尤其是处于郊区的楼盘业主自发组织的声援活动动辄有上万人参加，人们打出的口号是“救李刚，为自己”！自发的捐款活动持续不断，网络上声援李刚的页面超过了一百万。

这场风波可以看作是业主与开发商矛盾的极端体现，也可看作面对着强大的公权力和与公权力结盟的资本势力，城市居民维护私有产权的意识在觉醒、在爆发。“李刚被打”一事在广州闹得很大，央视《东方时空》也报道了。政府很快介入，警察抓获了打人凶手，但政府希望媒体不要再对此事进行报道。

田磊不甘心，想去闯一闯“禁区”。他采访到了被害人李刚，NHK还拍摄到了他们的会面。我没有参加有关这个选题报道的讨论。在《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一片中，田磊在选题会上提出他想追踪暴行事件内幕、挖出背后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企划。这个开发商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公司仅在广州就投资了十几家子公司，是个神秘的大人物。田磊想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的组织结构、他所拥有的股票等等：“要知道这个不动产大王是业界中最有钱的，要能让他不得不接受采访的话，那可能会成为震动全国的独家报道！”

但采编中心主任刘阳、副主任赵灵敏都不太赞成田磊的想法，认为做这样的选题需要极其谨慎，否则就会影响到《南风窗》的生存。这篇有可能“震动全国”的独家报道就这样放弃了。稍后，李刚被我们评选为当年《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的“年度人物”之一，田磊为他撰写了半个页码的颁奖词。

在该片的采访和拍摄过程中，NHK导演片冈利文对我以及《南风窗》所处的“夹缝”处境、对我们不得不选择的“平衡”艺术越来越有体会，也越来越理解了。他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说：

“……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读者的知情权，还有党和政府的方针、《《南风窗》》的生存发展，要在权衡所有利害关系之后寻求平衡点。问题是，这是否就是没有新闻自由的一刀切呢？报道的方式，依据国家以及其发展状态而有所不同。对改革途中的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民众，也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不综合考虑到各种利害，就有招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所以对于媒体的报道内容不得不审慎。”

有趣的是，当NHK结束对《南风窗》的六十天拍摄，飞回日本之后，他们显然也学到了我们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本领。据《亚洲周刊》报道，《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NHK电视台播出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及中国驻日使馆向NHK提出交涉，认为其“不客观、误导观众、损害中国形象”。为慎重起见，NHK在七、八两个月间曾停播了原定每月播出《激流中国》一集的计划，并表示后续的《激流中国》将更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对今后采访拍摄“施加积极影响”。“此外，为了保证今后各集的采访拍摄及顺利播出，《激流中国》专题部婉拒了外界媒体的各种询问及采访，甚至包括月前专程从北京飞赴东京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采访要求。”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一片介绍我出场时，解说词是这样讲的：

“《南风窗》社长陈中先生，五十三岁，还兼任广州市规划委员，是当地的实力人物，共产党干部学校毕业后，参与《南风窗》的创刊，历经二十二年，将其培养成中国代表性的杂志。”

这个介绍简明扼要，虽然“共产党干部学校”这个称呼，不知道日本和西方观众看了会作何感想？在片中，我请片冈利文等人观看我亲手制作铸造的毛泽东铜像。我并不想隐瞒我对毛泽东的感情——他确实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情结。

在《南风窗》采访的六十二天里，NHK摄制组既感受到了中国媒体的活力和理想，这是日本观众所不敢相信的。用片冈利文的话说：“日本有好多人坚信‘中国的新闻报道有着各种各样的制约’、‘没有报道自由’并对此感到叹然。”同时也感受到了我们所受到的种种纲纪约束。片冈后来说：“通过田记者和石记者的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在怀着满腔热情追求报道的真实。另一方面，那位充分了解这些记者的感受和想法，为了‘媒体的责任’而主持正义，有时又不得不抑制记者们的过激越线行为的陈社长也给我留下了思维敏锐、沉稳老成的印象。”

他接着说：“陈社长在采访中说到：‘应该明天说的话，今天就不应该说。’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发展途中的中国，无端刺激民众的报道，不得不慎之又慎。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在发展，为了扩大发行量和销售额而走敏感路线的报纸和杂志也不断增加。但是，反复报道些敏感消息，容易招致较大的社会混乱，党和国家担心这种危险，陈社长对这种形势是烂熟于心的。 ”

理想不是不现实的，现实是不理想的。唯其如此，中国媒体人的奋斗才更有意义。在《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一片中，田磊想做的“打人事件背后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报道夭折，其实已经充分反映出中国新闻受到管制与规则束缚的现状。

五、

2006年11月21日，石破记者去河北保定曲阳县采访被拐卖女子郜艳敏当上山村女老师，并赢得当地村民尊敬和孩子们喜爱的故事，他遇到了当地宣传部门更为坚决的阻挠。

在石破到达曲阳县下岸村之前，已先后有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的摄制组前来采访郜艳敏，并受阻而回。政府担心当地前些年拐卖人口严重的问题暴露，也怕郜艳敏老师的故事反映出县上对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镇上有人让郜艳敏“发自内心地”对《半边天》节目组说：“我不愿意提起过去的事，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记者的拍摄资料被当地宣传部强行洗去。央视《半边天》摄制组希望带郜艳敏去北京做节目，但镇领导对下岸村支书下了死命令：“如果《半边天》带走了郜艳敏，就撤你的职，开除你的党籍！”2006年暑假期间，曲阳县教育局和灵山镇的人每天都在村里站岗，拦截记者，一连站了四十多天。除去邮局取东西外，禁止郜艳敏外出。

当石破来到曲阳县下岸村小学采访时，他的行踪也很快被当地宣传部门发现，因为该校仅有的两名老师，其中一名是郜艳敏，另一名竟然是镇上派来监视郜艳敏、防止有记者前来采访她的。在争执中，石破的记者证被抢走，蒋乐群的摄像机也被抢走了。他们被扣押审问长达五个小时，录像带被没收，之后遭“驱逐出境”，并被告知：“宣传部就是干这个（驱逐记者）的”！郜艳敏也被他们押送回家，重新监视起来。

石破的报道《尴尬的榜样——郜艳敏，被拐来的教师 》在《南风窗》2006年12月上半月号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国内很多家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报道。

2006年12月10日，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评《反人民的邪恶势力》： 　

我非常清楚“邪恶”这个形容词、这个道德罪名是不可以轻易出口的！对于动辄以正义自我标榜、号令天下而指竞争对手为邪恶势力的人，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至于“人民”这个词、“反人民”这个指控，上个世纪以来更是被用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真假难辨，使用它更要慎之又慎。

可是，读了《南风窗》12月上半月号对于河北曲阳县山村教师郜艳敏的报道，联想到一系列类似事件，我的愤懑与厌憎只能用“邪恶势力”一语来表达。

郜艳敏是个苦命的河南女子。12年前，18岁的她在石家庄火车站等车时被骗，遭人贩子劫持，3次被转手，多次被强奸，最终被卖到曲阳县僻远的穷山沟下岸村，吃安眠药、老鼠药、跳水，多次寻死未成，在恐惧中熬日子。所幸公婆对她不错，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丈夫虽无脱贫本事而人还算忠厚。这个初中毕业、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女子，7年前开始当村里教学点(两个年级)的老师，使本村组十几个孩子不必畏惧翻山越岭之难而得以上学发蒙。她连“代课”教师也不是，而是“临时教师”，每月200元的工资从一月一发，到两月一发，到2004年起的一年一发，还常遭拖欠。她在一个封闭的穷山村，没有报纸更无论网络，哪知本县教育局局长郝成学上任一年半就捞了206万元和足可装满两卡车的高档礼品？

去年儿童节，曲阳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的一次善举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带着孩子们到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她从此相信世上还是有好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孤独阴影开始消散，“她说觉得自己活着有了意义”。随着她和教学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各界热心人的救助纷至沓来，她统称之为“爱心人士”，她希望他们能结对帮助该村的失学儿童。

然而，随着她的出名，灾祸不期而至，有一股势力要把她拉回从前的生活。郜艳敏当“临时”教师的经历，以及适龄孩子辍学暴露出当地教育资源投入的严重不足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种种漏洞，“县上的一些人很恼怒，说她给教育系统找了许多麻烦，他们宁愿让孩子们走10里山路去山外上学，也不愿让郜老师再干这个工作”。今年5月30日《燕赵都市报》报道曲阳有关方面竟决定取消该教学点，不再聘郜当老师。

这些人还有一点人性吗？深山孩子们的命运和前途，郜老师的处境和心愿，在他们心中轻如尘埃。与素不相识的捐赠助学者相比，说做此决定的人丧尽天良毫不为过。

取消教学点的消息见报，读者致电报社表示不满；舆论压力之下，曲阳教育局表示尊重现实，暂不撤点，让郜继续留任。但是，郜艳敏却从此失去行动自由，恰如12年前初被拐来夫家怕她逃跑受监视一样，如今她受到另一种监视而动弹不得。

今年暑假前，县、镇干部在那里站岗40多天，以阻挡来采访的记者；秋季开学，中心小学终于派来一位女老师与郜共同工作，主要任务却是注意有无来访记者，及时向镇里报告——有关方面为隐瞒真相可谓不择手段不惜成本。

11月21日《《南风窗》》记者去下岸村采访郜，虽“刻意谨慎”但还是被发现，几个自称“乡干部”后又称是县委宣传部的人把郜艳敏截了回去，然后“先兵后礼”地将记者驱赶出曲阳。此前，“凤凰卫视”记者拍摄的资料被当地有关部门强行洗掉；央视《半边天》摄制组希望带郜到北京做节目，被镇领导以开除党籍相威胁的“死命令”让村支书阻止郜出山——这些死要“面子”的家伙真是不要脸，什么歪招都使得出来！

《南风窗》的报道开头是郜老师的“天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们可以回答她:你什么错也没有，“有人”就是要这样对待你！——这就是邪恶，伤天害理，丧心病狂。

有部经典的俄国历史小说叫《邪恶势力》，写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事，主角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这个文盲、西伯利亚农民、盗马贼和神汉，竟成了皇宫的上宾、皇后的主心骨、上流社会的宠儿。该书所称的“邪恶势力”是具体的某几个人。本文所指的却只是一种与民众利益作对的“势力”，并非某几个特定的坏蛋(他们下班了可能还是好父亲好邻居呢)。

　类似曲阳这种不顾人民生死休戚而掩盖事实真相的事件，在当下中国还少吗？最新一例报道是新华社12月1日电，江西乐平市涌山镇发生矿难，当地有些官员“善后”的精力不是放在抢救被困和受伤人员上，而是千方百计捂盖子，用一群不明身份的壮汉阻挠记者采访。这样的事情全国各地每天有多少起在发生？这样的官员与黑道头目有什么区别？他们所恃者何？给这些人撑腰壮胆的还不能叫“邪恶势力”吗？

芭蕾舞剧《天鹅湖》里邪恶势力的代表是魔鬼，他的黑袍一抖就能偷天换日。然而，恶魔没有好下场，爱和善良终于获胜。这是神话，也是人们的愿望。

继石破之后，央视《共同关注》也派出摄制组赴曲阳县下岸村小学采访郜艳敏。年底，河北《燕赵都市报》评选“2006感动河北十大人物”，郜艳敏是候选人之一，且呼声很高。曲阳县派人几次去省里活动，不希望郜艳敏当选。 结果，郜艳敏不但当选“感动河北十大人物”，还去石家庄领了奖，跟省长合了影。县里担心如再打压郜艳敏，不免会触犯上面的“忌讳”，县领导决定转变态度，不再在下岸村设岗，阻挠媒体采访、报道郜艳敏，下岸村小学亦不会撤并了。

对于石破这次采访报道的过程以及结果，片冈利文很是感慨，他说：“中国幅员辽阔，中央政府无论想怎么控制地方的问题，这里那里出了状况都很难在最短时间内把握。连《人民网》也把石记者的文章公开到全国，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媒体的力量对于地方问题的解决起着推动作用。”

六、

2006年12月初，田磊要去阳江采访一个四星级大酒店被公务消费吃垮的事件。NHK也想去跟拍。我跟田磊说：“这个可不行。你自己去，把他们甩掉！”

同时，我特别要求田磊，强调：“这次采访一定要把酒店、政府、员工等相关方面都采访到，不要缺失，采访过程一定要细致，保留所有采访的素材---录音、照片、复印材料等等。” 因为我知道，本土的批评报道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反弹。对危险预大一点总比估计不足要好，这是我的千虑一得。

田磊的报道《公务消费Vs国际大酒店》在《南风窗》2007年第1期发表后，可不得了了！网上转载引发热评，网民甚至提出“三公消费知多少竞猜”，凤凰卫视杨锦麟在“有报天天读” 节目中呼吁“公务员，求你放下手中的筷子”，文章被中央的《内参》转载，最高层也都看到了。

阳江市委觉得相当无法接受，阳江市委宣传部长四赴《南风窗》发难，称文章失实，违反了不许异地采访的宣传纪律，要求《南风窗》马上更正和公开检讨。我自持手里的采访材料够硬，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就找省市领导部门去告状，告状一直告到了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那里，在陈建华的调解之下，我写了一份检讨，但阳江方面仍然不依不饶。2007年春天广东省“两会”上，阳江代表团在会上继续告《南风窗》的状，强烈的措辞，严厉的谴责……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在理，结果，反而因此被省领导批评了。

可想而知，如果此文采访时我让NHK去跟拍田磊，之后又在“激流中国”节目中播出来了，阳江方面会闹腾成什么样子！

除了跟拍记者采访之外，作为《南风窗》杂志社社长，我是MHK的重点“盯访对象”，导演片冈利文大概最想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中国媒体现状的答案，所以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很敏感，比如：“政府对媒体有没有管制？有没有关卡？对媒体自由有没有干预？有没有新闻检查？”等等。

我的回答是很讲究“外交策略”的，我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新闻管理。就中国而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但是从现状和发展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话我没有一句讲错吧？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哈哈！但这些回答他们在片子里都没有采用。

我也没有不顾一切地表达我对所有人与事的看法。片冈利文问我对于“非典”瞒报事件、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南都“程益中案”等事件的看法。我的回答是：“程益中案子的事，程益中才能回答得清楚，我回答不清楚这个事。”关于“冰点”的事，我说：“你要问《《南风窗》》的事，我好回答你，你要问其他媒体的，你该问谁问谁去。就像你是NHK电视台，我问你富士电视台怎么样？你好说吗？你问的问题，最好是跟《南风窗》相关的，我有资格回答的，比如说政府和媒体什么态度，我不能代表政府回答，但从我的角度里是怎么理解的？那我可以回答。”

片冈利文听了，既感到无奈，也表示理解，笑一笑就过去了。显然，我们都有各自的观点，无须强求一致。有些观点，不便明说，但各自心中还是清楚的。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播出后，在国外影响很大，在国内却遭网络封杀。《人民网》的总编问我：“陈社长，NHK的纪录片事件，对你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说：“没有啊。”他感到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没有压力？我说：“我是干干净净的，是按程序、按纪律接受采访，也没违反什么——我在片中的角色，也是作为党的干部谈怎么管理媒体的，只不过我更理解媒体，更尊重媒体本身的发展，或者是说更注意发挥媒体的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了注意分寸。我在片子里说的话，也没有哪一句可被抓住计较的呀！”

关于“非典”期间媒体的报道与管制，我向片冈利文举了一个例子，NHK在片中采用了这个例子，并且配上解说词：

“……媒体终于开始报道真实状况，《《南风窗》》也作了特别报道。但是有部分报道文章，被宣传部认为内容有问题，对医生做严格批评的部分，陈中先生承认内容过度，提交了检讨书。”

与这段解说词相配合的画面，引用了《南风窗》2003年5月《好好呼吸》那期策划的封面及内文，并特别放大了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崇高”……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南风窗》是因为突破对“非典”报道的管制而受到处分的。片中接着引用了我说的一段话，大概更会加深观众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总是说，应该在明天说的话，今天就不应该讲！就算你说的没错，但也必须注意讲的方式和时机。”

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细节。关于2003年5月《南风窗》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做错的地方和做对的一样多，特别是因发表《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我在非典的日子》，从而对奋战在抗击“非典”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造成的伤害，是我和《南风窗》的同事们感到深深内疚的，当时我们确实不应该发表这样沮丧民气的东西。那是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作为社长应该检讨，虽然当时我刚从从化回到《南风窗》的头一个月，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