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这时/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甚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这张严肃的考卷。/我要做/我们鲜红的党旗上/一根永不褪色的/经纬线！……

这是长诗《理想之歌》的片段，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的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初集体创作。诗很长，但都是如上的反复强调的激越高昂的豪言壮语。当年，它可谓时代的最强音。在９月，它和当时已成名的诗人的作品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它的题目为书名；1975年底，它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诗朗诵播出；1976年1月，它更获“殊荣”得到《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几经党的宣传机器隆重推介、赞扬，这首长诗在全国广为传诵，红极一时。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最主要就是“革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革命人永远年轻，为共产主义奋战终身；和革命教育一起的是仇恨教育，就是“阶级仇，民族恨”，革命对象从国际的“帝修反”到国内的“黑五类”乃至“黑九类”，而“苦大仇深”者如贫下中农就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因而是必须依靠的对象；而这两点又出自于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在伟大领袖“最高指示”指引下，所有知识者乖乖听命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然就是“忘本”，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就是《理想之歌》所表达所歌颂的最崇高最光辉最伟大的理想，也就是文革中那场致使一千七百万青少年中断教育上山下乡、那场人类迁徙史绝无仅有的、从1968年到1978年十年“知青运动”的思想基础和“伟大”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是甚么样的革命呢？毛说过，“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毛这个历史观已为众多学者斥之为极其荒唐反动。无数史实证明，中国历代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无一例外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摧残。不过，毛也一语泄露了天机：他心目中的中国革命本质上与农民起义没有差别，都是想自己当皇帝而已。所以，那场“知青运动”，本质上就是强迫知青吸取和保持底层“泥腿子”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以极其愚昧的心态接受对毛皇帝的忠诚臣服。这本来是毛领导的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统治民众的惯常方针政策，在文革这种极端年代便诞生出来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

有人像《理想之歌》所说的，将那场“知青运动”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美其名曰“青年运动的方向”，这当然是掩盖真相的胡说。事实上，毛要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于1968年年底，文革已历时两年，毛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其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因此，必须使他们转向，降低他们的地位，打下他们太盛的气焰，以便于管控，这是当时为了社会稳定的最大的政治需要。而且，文革开始后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无大学可上、急于需要就业的人口，上山下乡则可以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道出了真相。也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解决文革造成的空前的政治灾难和社会矛盾的一个勉为其难的办法。

还应该看到，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多是被划为异己、受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有些人却根本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什么“再教育”。君不见，毛的侄子毛远新走出哈军工大学校门就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成为“东北太上皇”。像毛远新那种“红二代”即便下乡，心里也“踏实”得很，用不了多久，便参军的参军上大学的上大学，接着也就成为当然的接班人。《理想之歌》的创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的工农兵学员，便是这种被保送上大学的知青。他们幸运地离开农村，却高调疾呼什么“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他们极其虚伪地发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这不是可耻可悲可叹又是什么？！

不用说，这种人肯定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的确，在他们的履历上，这段经历称得上是镀金，完全可以是他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他们当然“青春无悔”。但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那段岁月真可谓不堪回首。生活的困难艰苦，思想的困惑压抑，皆可想而知，无需赘言。让人痛心的是，当时不断出现知青死亡案件。就借用中国官方的统计吧，这已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仅1974至1979年，在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等案件41290起，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1.9%，这还不包括1967至1974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见中国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第70-71页）。最骇人听闻的是女知青被强奸的状况。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中占据着最大的份额。例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二百二十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八十万知青。不过，重新执政的中共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逐步反思这场“知青运动”了。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说了句“不无幽默”的话：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最后，经过知青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各种规模的绝食、罢工、游行、跪求，甚至集体卧轨抗议等等拼死抗争，国务院有关会议终于松了口。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汹涌澎湃的知青回城潮，能走的基本上都走光了，其情其景相当悲壮，就像在万里长天写上硕大无比的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然而，对大部分已荒废了学业不再年青的回城知青来说，命运依然并不美妙。他们八十年代回城之后，又面临各种新的困难新的悲剧，普遍患上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他们中有的人以怀旧心情自悲自叹打发日子；有的面对消费时尚流行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窘迫无措的姿态；有的对当下各种社会现象严重不满，以至抗拒；有的因与儿女的代际鸿沟被纷至沓来的冲突所压垮……现在，三四十年过去，大部分知青已经面临人生谢幕的时刻，退休退养退二线，下岗下课下行业，进入老年，面对死亡已经是重大人生问题。

可以绝对准确地说，知青一代明显是时代的陪葬品，对他们如何同情，如何为他们感到惋惜，痛心，都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历史还要毫不妥协地说：知青一代不仅留着伤痕还应存自省。知青文学作家张抗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批判道：“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她尖锐地指出，不要再仅仅说这代人如何无私奉献，真诚纯洁，其中也充满了出卖和告密、虚伪和丑陋。战天斗地，破坏自然环境，干得少吗？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使其丧失生路，干得少吗？不要再说我们如何优秀，我们已被真正优秀的一代人跨越，也不要说我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早已无力担负这样崇高的使命。我们曾经有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王小波的创作实践，也许与张抗抗的理论主张及其自省并无直接关系，但他在《黄金时代》关于知青的描写，所涉及的理性思考，与张抗抗同是先导。这是共同的一代的智性在共时态下的历时性追问。他们各以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方式，寻找到同一个问题的源头。

许多清醒者都说了，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回忆才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但也许，像张抗抗、王小波这样的清醒者是少数。这个现象的确很值得探讨：一些在农村葬送了青春回城后又绝非飞黄腾达的人，作为心理补偿，中断一些时日的集体意识居然可以回来。他们顽强地追寻已经失落的青春集体，追寻岁月如歌的激情。他们的执着，让人动容。只是他们的歌声无人喝彩，只好自己寻找表演的舞台，也依然是自己为自己鼓掌。他们也居然附和说出“青春无悔”。或许，普希金的诗句，“一切痛苦的经历，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可以成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或许，还在于人们的选择性遗忘，将一段不堪的岁月有意无意地消抹掉，或者移花接木，使用历史的化妆术，将之唯美化；或许，他们的内心深处，可以用这几句诗描画：“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可奈何/要自我安慰”。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

或许，他们有一个思考误区——分不清反人性的“知青运动”与个人的难以抹杀的“知青经历”是两个绝对不同、应该分清的概念。行文至此，也许要说说中国知青研究。这项研究，不计前期知青文学及其评论，可说是发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尽管主要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尽管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与“无悔说”的争辩，尽管堪称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成果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多有难产，现在国内外某些研究还是持续延展着。中国知青运动自肇始至今已过了五十年了。看来，中国知青研究，不但是对十年“知青运动”的研究，亦应该作“知青”的五十年祭、六十年祭、七十年祭……。如论者所指出，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在状态和过程中关系千百万人口及其家庭的迁徙和生存，更在根本上关系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影响着一代人对“政党政治—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和“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情感心理”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这项关于“一代人的生命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可以直接完整解答的，它必须进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

1968年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那场“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革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文革已被历史包括党的决议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当然也是应该被否定的——都是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意愿。不能因为一些知青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不能因为他们极少数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此后的人生中成为各界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我们肯定在逆境中积极奋进，却不能歌颂人为制造的苦难，这是很清楚的基本道理。其实，我们今天对它进行反思，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具有欺骗性压迫性的反人性的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党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也可求得关键的论证：“知青运动”曾是文革的“产儿”，但这个“产儿”的生长，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他们的反省、反思、抗争，包括他们的“堕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革走向解体的动因。

本来，以上一段已经是结论，是全民族的共识，但历史的诡谲有时会大大超出人们的预知能力。曾几何时，曾经被中共作为决议定为铁案的“十年浩劫”竟然摇身一变却成了“十年艰辛探索”。那么，那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当然又可重新美其名曰“青年运动的方向”；四五十年前的时代最强音如《理想之歌》之类现在也要再度响彻云霄了。如是，此文只好自认时运不济，那就交付未来吧。不过，我又想到，《理想之歌》出台是在1974年，标志文革指导思想破产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了两年多，虽然当时及其后搞了什么“批林批孔运动”及“反击右倾翻案风”，包括宣传上吹捧《理想之歌》之类的东西，但皆是强弩之末虚张声势而已。君不见，又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轰然而倒。所以，一切逆时代而动、不得人心的举措，看来是难以持久的。

（写于2018年10月，以作“知青”五十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