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珂珂又住院了。这回有点不同的是她要我们去看她。    这是个单间的病房，珂珂盘腿坐在床上，招呼我们落座便开门见山：“医生已经做了结论，我得的病是癌症并已扩散。医生说我的存活期为‘monthly’，也就是说只能活几个月了。”我的视线一下定格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慌恐，也没有一毫的悲凄，有的是镇定与从容。她在说谁？说她自己吗？几个月？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几个月就没了？不可能吧？瞧她那直白的样子连我们都淡定了：医生在吓唬人。

但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输了，几个月确实能抢走大家希望留下的人。这是一种无奈，上帝和我们都惜才如命，而上帝比我们更强大。

珂珂走了，一个本不该走的人走了。突然留下了空白，一个嬉笑私语推心置腹中的空白。一时间真不知如何填补它。

缅怀吧，追忆吧，也许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充实。

理事会常在珂珂家开，她捧着个电脑笔记本记录大家的讨论，一项、二项、三项······七嘴八舌中逐条已成型。“还有什么意见？”珂珂盯着电脑再问大家：“没有什么就这么定了。”她的眼睛仍没有离开电脑屏幕。“第二项能否这样写。”我建议。“哎呀，我已经把决议发到群里了。”做过老板助理的她吐了吐舌头。我的天，这也太快了吧，真是个急性子。我忽然想起珂珂到我那里学画画，她说是医生建议的，可以磨去急脾气。看来效果不大。尽管大家都承认画画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差事。

珂珂初任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之际时时感到有一股莫名的阻力使工作无法顺畅进行。细问之下原来因作协历史问题被人另眼相看。珂珂不服，新的作协与它的过往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称之为车没换但司机换了，开的方向也换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无辜背这包袱？看似文弱的珂珂有着不折腰的气概，她说，我的脾气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底，不达目的绝不停手。果然，她认定了目标，一头就扎进去。她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她也没告诉我们。只知道她居然跑到了北京。一个月后她告诉我们，作协翻身了，顺带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侨办搭上了关系。结出的硕果就是我们到云南寻找抗战滇缅铁路一路绿灯。

她五天的翻译工作三天完成。飞机上一面相识便成挚友，结果作协的年会开到了望不到边的农场。作家协会的刊物“新西兰文学”出了八期，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期刊能顺利出版，珂珂默默垫了零零碎碎的额外经费，估计千把元纽币。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群中不起眼也不张扬，却能干出令人刮目的成绩来。她外表柔弱看似逆来顺受，可骨子里永不放弃的劲头教男儿都汗颜。她家境富裕却从不显山露水，久战商场却仍情真意浓。她像一个邻家大姐和你细数家常，扳着指头计划着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大后天什么要完成。可谁曾想她肚子里只有一米短的小肠，脾脏已割去，全身缺乏免疫力，随时有并发症的威胁。她是个病人，可我们从没见过她躺在沙发上发呆。永远是一个眼里全是活儿的大姐。有时我们甚至忘了她不是个正常人。我们也为难，在休闲与忙碌之间拿不定主意哪个更有利于她的生活。现在看来也许充实的日日夜夜更适合她。实际上她已看到了自己路的尽头，却从不提起，还是开开心心过着每一天，在她的意识里长和短都没有意义。“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才会简单快乐。”她在书里这样说，这即是她的箴言，也是她的实践。

仅以此文纪念冯蕴珂女士。

                                  2019/3/6 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