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8月,新西兰再度被新冠病毒攻陷,尤其是疫情最严重的奥克兰,进入了长达数月的封锁,何时能解封,还遥遥无期。
对柏云峦的采访,到他讲述完离开云阳移居新西兰,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却远没有结束。潜意识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的故事里有许多当代人闻所未闻的情节和桥段。尤其是他母亲的遭遇,更是那个时代女性中绝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更不要说有那样的经历了。
我想继续采访柏云峦。
可是,封城让我面对面采访他成为不可能。于是,煲电话粥就成了采访的唯一方式。幸好新西兰座机打座机是免费的,要是计费,不知道我付不付得起。
这一次的采访,打开了他的母亲祁慧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民办教师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岁月......
云东南起伏的山峦间,有许多蜿蜒的山路在峰谷间隐隐约约地起伏、跳跃着。这是些狭窄的山路,把村村寨寨连在了一起。山峦间长着茂密的松树、杉林,这些树林妆点了整个山乡,也哺育了山乡的苗侗乡民。
这是一九七二年的三月,春节没过多久,天气还有些冷。
柏德兴肩挑着一副箩筐,行走在山间的弯道上。这么冷的天气,他的衣服却差不多湿透了,看来他肩上的担子不轻。
左边箩筐里是一些孩子的衣服和锅碗瓢盆等用具,而右边萝筐里,则用小棉被垫着,放着才6个月大的小儿子。因为担着担子,他要走得快一些,每走一段路,他都要停下来。一来是歇口气,二来等等后面的家人。来到一个小山丫,这里有几棵参天的枫树和麻栎树,炽热的阳光照射到这里,被树叶挡住,留下了一片荫凉。
柏德兴停了下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歇气了。他小心翼翼地从肩上卸下扁担,他担心不小心把箩筐弄翻了,一只萝筐里装着最值钱的家当还有一袋子米,另一只萝筐里装着自己的小儿子。小家伙已经躺在萝筐里睡着了。
然后,他坐在树下的石墩上,摘下头上的竹斗笠,给自己扇凉。
他的妻子和两个稍大的儿子,还在下面的山路上走着,离山丫要有半里路的光景。
妻子的名字叫祁慧芳。
他这是要送祁慧芳到宕东村去当民办教师。
这是他第一次走这条山路。听宕东的村民小队长说,从县城到宕东,要先沿着公路走二十里到久梁公社,然后在那里走八里小路,就到了。
他回想起今天天刚麻麻亮,从县城出发的情景。
东西有点多,而且重,柏德兴想找一辆便车,坐到久梁公社,这样可以省很多力气。
柏德兴是箭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他用工作证找到一辆到这里来拉木材的省林业汽车运输公司的解放牌货车,问能不能搭个便车。司机看他同是林业部门的人,便答应了。
于是,他让祁慧芳带着三个儿子坐进驾驶室,他自己先把一对箩筐放进货车车厢,然后爬上去,抓着车棚铁杆站在上面。汽车出发了,颠簸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来到了二十里以外的久梁公社。
祁慧芳抱着孩子从驾驶室下来,千恩万谢过司机,走到车后厢来看自己的丈夫。丈夫正从车厢后挡板上跳下来。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丈夫的头发、眉毛、衣服全部沾上土路上扬起的灰尘,变成了“灰人”。她心疼地解下头上的纱巾要为丈夫掸去灰尘,丈夫拦住了她:光天化日之下,不好这样。
“你是我丈夫,又不是野汉子,掸个灰都要不得呀?”
柏德兴无奈地转过身去,让祁慧芳给他掸灰。灰尘随着纱巾的拍打飞扬而起,在斜射的朝阳照映下,环绕着他的身躯形成一个灰色的光晕。
“哎呀累死了!”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妻子祁慧芳背着三岁多的二儿子,手里牵着六岁的大儿子,气喘吁吁来到了小山丫。
“累恼火了吧?快坐下来歇一哈。”柏德兴帮祁慧芳解开背带,把二儿子放到地上,然后从萝筐里抱出小儿子让妻子给他喂奶。
二儿子肯定是渴坏了,奔着箩筐就跑过去找水喝。笨手笨脚的他碰翻了箩筐,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其中有一瓶菜油,盖子被碰开了,菜油汩汩地流出来。柏德兴赶紧跑过去扶起了油瓶,扬起手要打淘气的二儿子,可是看着小家伙无辜的样子,又把手收回来了。放下油瓶,取出用红色油漆写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给了二儿子。小家伙抱着水壶就汩汩地往肚子里灌水。
从此,这个山丫就被柏家起名为“泼油坳”,直到2015年柏家三兄弟在事隔44年之后再度去走这条路的时候,肩扛上校军衔的二儿子还清晰记得那一幕。
“给你哥哥留着点儿!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嘞!”妈妈一边给三儿子喂奶,一边对二儿子说。
“不要紧,让二弟先喝。我不渴。”懂事的大儿子看着在喝水的二弟对妈妈说,可是不争气的小喉结上下动唤着,其实他也是渴得不行。
三个儿子除了老大起了个临时名字叫“玲珑”以外,另外两个儿子就依排行叫颜二、颜三。给老大的乳名叫玲珑,是因为出生时孩子只有三斤重,所以柏德兴就用“小巧玲珑”这个成语中的后两个字给儿子做了乳名。
后来,三个儿子都长大读书了,柏德兴分别给他们都起了正式的名字,老大叫柏云峦,老二叫柏立峦,老三叫柏峻峦。
其实,直到这会儿,柏德兴还没有想好怎么养活一家人。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不会让妻子去到那个从未听说过的苗族小山寨宕东去当民办教师。就算妻子当了民办教师,每年的报酬也只有600斤稻谷,每个月象征性地给五块钱。加上他的工资,也不够一家人吃的。
不过,这总比一家五口人靠他在林业局上班每个月30块钱工资和27斤粮食过活要好很多。
其实,在那个时候,像柏德兴这样在国家单位上班、有正式工作的人家,别说生三个娃儿,生六个七个都蛮普遍的。柏德兴在林业局营林总站工作,站长刘宏军是个从河南来的南下转业干部,跟当地的一个林场女工成家后生了十个崽女,虽然吃的不算好,但养活一家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那为什么柏德兴连三个娃儿都养不活?原因是,别人家的夫妻两个人要么都是非农业人口,甚至夫妻两个人都上班拿工资。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生下的孩子户口随母亲。母亲是非农业户口,孩子自然就是非农业户口。国家实行配给制,每个持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配给有27斤到31斤粮食,每个月还供应一斤肉、一斤油,还有布票、糖票等;就算是娶了农村的女性,孩子算是农业户口,回到户籍所在村,也能分配到一份口粮。
而柏德兴的妻子,是个黑户,在箭河县没有户口。当初经人介绍认识了临近的三麦县的祁慧芳的时候,被她高挑的个头、苗条的身材和出众的相貌以及温柔贤淑的性格所吸引,而且祁慧芳还是个高中生,知书达理,一下子就相中了。很快两个年轻人就谈到了结婚。结婚前,柏德兴到妻子所在的三麦县去办祁慧芳的户口迁移手续,可是因为她家的成分是四类分子,大队干部横加阻拦,根本不让迁户口,柏德兴年轻气盛,不让迁户口老子就不迁了!一怒之下,摔门而去,于是妻子就成了“黑人”。
结了婚以后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这时候,才发现,孩子没办法上户口,因为妻子在箭河县没有户口。就这样,孩子也成了“黑人”,也就是无户口的人。
柏德兴单身的时候,从来没有为吃喝发愁。他每月还能省下一些钱粮,捎回老家农村接济家人。结婚以后,一个人的粮食和工资两个人用,夫妻俩无论怎么节省,还是很拮据。
黔省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木材产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省森林蓄积量最大的地区,因此省州两级林业局都成立了林业汽车运输公司。而箭河又是黔东南的木材中心县,漫山遍野都是松树或杉树林,木材采伐和销售成了这个县的经济支柱。每天都有大量的运输车辆前来拉木材。木材装卸便成了一大行业。
当时的行政编制,县下面设有区,县里设有林业局,区里设有林业站。为了照顾林业系统家属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木材装卸工基本上都是县林业局和各个区林业站职工的家属。经过申请,柏德兴的新婚妻子祁慧芳也加入了木材装卸工的行列。虽然这份工作对刚出校门不久的祁慧芳来说,是重体力活,但是毕竟可以挣钱了。有了这份收入,这个小家庭的境况一下子改善了许多。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县林业局局长把柏德兴喊到办公室,对他说,有人民群众来反映,还有好多贫下中农成分的家属都没能得到木材装卸工的工作,可是某些成分是地富反坏分子的家属却被照顾了,这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责怪我们局领导没有立场,屁股坐歪了。没有办法,僧多粥少,请他回家通知他的妻子,就不要再去装卸组干活了,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安排。
回到家里,柏德兴不知道怎么跟祁慧芳启口说这件事儿。直到第二天清早,祁慧芳做了早饭,自己吃了准备去干活,柏德兴才不得不拉住了她。急中生智,骗他说,那份工作太辛苦了,他不忍心她去干那么重的活。以后就不要去了,他想法给她找轻松的活。
祁慧芳已经跨出门槛的脚收了回来。她沉默地坐在凳子上,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其实,她在干活的时候,就隐隐约约听到了工友们在悄悄议论,听到了“四类分子”等字眼。只要有活干,她就当没听见。装卸的时候,她尽量找重活干,讨好工友们。
可是,就算这样,这份活还是丢掉了。
没几个月,大儿子降生了祁慧芳需要营养,虽然有娘家和亲戚的接济,可是,那点工资实在是不够花的。坐月子期间,一个星期祁慧芳才能吃到一只鸡,奶水都不怎么够孩子吃。柏德兴不得不找同事们借钱、借米、借肉、借鸡,回到家还不能跟祁慧芳讲这些都是借来的。其实,妻子心里清楚得很,可是她只能装作不晓得,一只鸡分成三天吃,说自己吃不下,其实嘴里馋得跟什么似的,连鸡骨头都敲碎剁茸了全部吃下去,好给孩子多产些奶水。
看着丈夫四处借钱借米,祁慧芳心里很着急,总想为丈夫分担点什么,但是哪里想得到啥子办法?
有一天,她抱着三个月大的娃娃在外面聊天,听一个邻居讲起来,交通局扩建城区道路,需要大量砂石,但是打砂工人不够,砂石缺口很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回到家,跟柏德兴说,自己想去打砂。一立方米砂石交通局收购价为3块钱,一天一个人可以打半方,也就是一块五角钱,一个月可以收入四十多块钱,比一个正式职工的工资还要高呢!
柏德兴找到交通局道班,打听清楚了,谁都可以打砂,不讲成分,不分男女。回到家跟祁慧芳一商量,准备让她去打砂。
可是娃娃才三个月大,没得人照顾咋个办?祁慧芳说不要紧,她自己背着孩子打砂,她看见好多妇女都是背着孩子去打砂的。
柏德兴利用星期天休息日,带着祁慧芳去打砂场看别人打砂。这活儿难度不大,只要用大锤把大石头打成小块,再用打砂锤把石头敲成核桃大小就要得了。但是劳动强度一点也不小,蛮累人的。祁慧芳结婚前虽然一直在学校读书,但是,每天下课都帮着家里干农活,不是一个娇娇女,也是可以打得粗的。
夫妻俩花五块钱买了一把大锤和一把打砂锤,祁慧芳背着娃娃,开始上工了。想起那将要挣到的钱,祁慧芳心里仿佛亮堂了好多。
祁慧芳不愿意跟别的人在一起打砂,因为她害怕喜欢嚼舌根的人们问起她的成分。她在镰刀湾单独找了一块打砂场,娃娃睡着了,她用背带铺在地上,然后把娃娃放在上面。带着好奇和兴奋,她开始干起打砂这份新的活计。
因为平时经常干农活,没多久她就上手了。不一会儿,面前的砂石堆就越来越大了。别人一天只能打半方砂,她觉得自己至少可以打大半方,三天就能打两方,别人一个星期歇一天,她不休息,天天打砂,一个月三十天,可以打二十方,可以挣60块钱呢!她越想越兴奋,越干越有劲儿,开始在盘算怎么花这些钱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抬起头来,往儿子那边望去。这一望不要紧,她看见一条五步蛇吐着信子,朝儿子溜过去!她大叫一声,扔下铁锤就狂奔过去!蛇被吓跑了,她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
这时候,惊恐包裹了她的全部身心,那些平时不去想的苦楚:四类分子子女、没有户口、黑人身份、被人歧视、遭人白眼,等等等等全部涌上心头,她禁不住失声大哭。抱着的儿子也被她哭醒了,也跟着妈妈一起哇哇大哭......
打那以后,她打算也不愿意去打砂了。每每想起那一幕,心里就惊悸得后怕,要是晚抬头一会儿,儿子让蛇给咬了,她也不要活了。
丈夫也同意了她不去打砂的决定。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可是怎么过?
时间转眼过了好几年,柏德兴夫妇有了三个儿子。最小的老三也差不多半岁了。
他们都不去想,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祁慧芳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她只能靠打临工贴补家用。一会儿去掏个厕所,一会儿去帮人收稻谷,一会儿去粮站腾仓......
那些日子,每到晚上,祁慧芳就拿起小说《青春之歌》来读。那是柏德兴在省林校读书的时候省吃俭用买的。这本小说出版没多久就被批为毒草,列为禁书,但是柏德兴没有上交,而是藏了起来。祁慧芳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还用牛皮纸把书包了起来。后来祁慧芳回想起来,这本书成了当时支撑她的精神支柱,自己也读到了高中,比起书中的知识女性林道静,她觉得自己的处境要好得多。
有一天,一个远房亲戚来看他们。这个亲戚,是县农业局的张副局长,他是祁慧芳的姐姐夫家的堂哥。因为在家族排行第二,大家都叫他张二伯。
张二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
(待续)
2019年7月22日 草
2021年11月1日 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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