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二）

何与怀

导火线：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

一九八三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这年三月十六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三月十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三月十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三月十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三月十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九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198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周扬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消息，并预告将发表讲话全文。这句预告是王若水特意加上的，以防别的报刊抢发。

三月二十六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报告〉说：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很明显，〈报告〉重点是指责王若水，说王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以便扩大影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处理。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周扬在《人民日报》公开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预示他熬过文革重新复苏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一九八五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十月二十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了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邓力群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二零零六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九月七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十月十二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十二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若水的命运也决定了。

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十月十九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人民日报》头版重大消息：王震传达邓小平清除精神污染的指示。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十一月一、二、三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十一月二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它有关消息。“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胡耀邦一九八二年九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

开展“清污”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参与对“精神污染”的大批判。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清醒，连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十一月十四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十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又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一九八七年八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