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

 一一 纪念余光中先生

何与怀

2004年中秋，本文作者与余光中先生合照于北京长城。

一

我最初阅读余光中——不光是他的新诗华章，还有他的英美现代诗译作、他的文学评论、他的散文创作——是在1982年深秋（按中国季节）到新西兰并在第二年开春就读奥克兰大学之后。当时的我，刚刚走出闭塞了几十年特别又经历了文革大灾难的中国，后来又得到报读博士的机会，犹豫于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考虑选择博士学科以及论文题目，自然许多以前闻所未闻或所知有限的书籍都让我眼前一亮，大开眼界，获益非浅。其中，阅读余光中给我莫大的享受与启发。

平常大家都说余光中是一代华文诗坛大师，但他并非只是驰骋诗坛。他曾自言诗与散文是他的“双目”，散文在他的心中，与诗的分量相当；而且，他还兼及评论和翻译，所以有写作的“四度空间”之说。一代名家、比余光中年长一辈的梁实秋称誉他是“左手为文，右手为诗，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还有“五色之笔”的精彩比喻。这是香港作家教授黄维樑说的：余光中手中握的是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写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大半个世纪以来，余光中文学生涯辽阔，成就非凡，影响深远。

三十多年前本文作者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读博士时，托住在台湾的哥哥购买的余光中编著的《英美现代诗选》。

见到心仪已久的余光中先生本人，已是初识他长达二十二年之后。那是2004年中秋时节，当时总部在台北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在北京举行的“全球百国华文作家手拉手团结和平友谊大会”，我作为澳大利亚作家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与会者住在长城脚下的度假酒店，有些活动就在长城上举行，会前会后我常向大会贵宾余光中先生请教。余先生白头，小个，但仍然精干，神采奕奕，有问必答。最为记得的是，我甚至“单刀直入”，问起不久前发生的“余光中事件”。

当年3月31日，台湾的李敖在他的香港凤凰卫视“有话说”专栏，居然以《骗子诗人和他的诗》宣讲，以极端甚至攻击性的言辞，抛出对余光中十足不屑的批评。在中国大陆，国家社科院文学所一个叫赵稀方的研究员是最早披露所谓“余光中历史问题”的学者。那年5月、7月、9月，赵某连续发表《视野之外的余光中》《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等文章，让文坛炸开了锅，成为有名的“余光中事件”，并因此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引发争议。追根究源，引发争议的焦点无非是余光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陈映真事件”中的一些个人表现。

关于这些，余光中先生自信十足地对我含笑回答道：“炒得太热了，有人想降降温。”

二

所谓“炒得太热”，就是那些年余光中的声望在中国大陆文坛如日方中，好评如潮。

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手迹

1971年，阔别中国大陆二十二年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这首《乡愁》。他回忆说，写《乡愁》仅花了二十分钟，但是这种感情在内心已蕴藏二十多年。余光中此诗，语词由狭窄的能指意义空间拓展到广阔的所指语义空间。诗歌言志，咏情，是情志抒发的艺术，最忌讳空洞无物的抽象说教。为此，诗人们往往选取一些称之为意象的情感对应物来抒情言志，从而使诗歌具有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表达效果。《乡愁》一诗，便是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象，通过人生几个典型又独具个性的事由，散发着诗人全部生命体验全部生命感悟，非常形象，准确，深刻，而且概括。如众多论者所言，这不是普通意义的乡愁，而应是“愁”在追问自己到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人类最高意义的“母体乡愁”，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感悟和人生本源的探求，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命内部的苦涩与忧愁、坚守与期盼……。

诗人在传达个体生命的体验时，也让人充分领略到个人话语的魅力。余光中说过：“我以为艺术的手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整齐；一个是变化。”他追求诗的整齐，讲究诗的和谐，强调诗的节奏韵律，构思巧妙，想象丰富。在关于余光中的千篇评论中，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他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相融合，在表现现代人主体意识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亦创造了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民族化的诗歌艺术美，赋予了中國现代新诗一股活力。

四十多年来，这首诗以其巨大的概括力震撼人心，在海内外华人间广为传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无疑已成为经典性怀乡文本。难怪许多诗评家一致认为，百年来可以传世的新诗，也许不太多，但当中肯定有一首余光中的《乡愁》。

三

余光中被誉为“乡愁诗人”，同一时期，关于怀乡的诗他写过三四十首，其中《乡愁四韵》又是一个例子：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余光中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感又炽热又深沉，通过“四韵”，就是依次通过四个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和个性风格的意象，来抒发诗人久积于心、耿耿难忘的乡愁情结。这四个意象很让人激发联想。

余光中读诗画面

诗的开头就用了壮阔绵长“长江水”的意象，这对余光中来说是自然不过的。诗人中学求学的少年时光是在长江边的重庆度过，对长江情有独钟，而且，自少就获取的文化想象中，水源是生命的源头，长江从滋润万物的汩汩清泉，变成母亲哺育儿女的乳汁，变成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千年的滋补，现在，自然它是祖国抚慰游子的绵长柔情。至于“海棠红”，该知道海棠不但常见于中国平常百姓的庭院，而且过去包括蒙古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版图就是一片海棠叶，明白这点才能深刻体会到诗人“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雪花白”则摹色绘心。家信像雪花一般飘忽，难接难待，而雪花又是纯洁的，自由的，正如诗人自己如雪花般纯洁、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思乡情。最后的“腊梅香”，极富中国古典文化韵味，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对那种韵味的留恋和热爱。而“腊梅”又使人想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个腊梅意象置于诗的最后，寓意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在《乡愁四韵》中，诗人炽热的思乡爱国之情犹如一根红线，将精选的四组意象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传情达意，句句含情，字字动人。全诗一气呵成，结构严谨，节与节中对仗工整，每句联系紧密，上一句总是在为下一句铺垫。四个意象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展开，反复回荡的修辞手法让层层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让语气与感情逐级提升，从而多侧面、多角度地抒写了诗人对祖国母亲血肉相依的深挚情怀，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乡愁的思想情感内涵。

四

的确，单从《乡愁》和《乡愁四韵》两诗，也可以充分看出余光中在诗艺上对古典的追求和承继，善于注重新诗的节奏乐感，在中西文化营养中让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艺术效果，更主要的，让诗里洋溢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内涵。

余光中在高雄住家的书桌和椅子

余光中曾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关于余光中乡愁的深刻内涵，可以从他的身世、教养和学术经历做些探究。他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泉州永春。战争打乱了他原本平顺安逸的童年，十岁时，他跟着母亲流亡于江苏等地，经上海，转香港，然后到重庆，在这里最后与父亲相聚。1947年，他入金陵大学读书，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全家正式移居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就读。1958年10月，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成之后，在美国大学任教4年。返台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中山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或外文系教授。这位在美国成名的台湾诗人，一个华夏游子，在过去那些年月，在两岸隔绝的残酷现实中，孤悬海外，云水茫茫，对中华民族的眷念魂牵梦绕，无时无刻。正如诗人自语，“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他之所以写那么多诗文，都是他“为自己喊魂”，把他的“汉魂唐魄”喊出来。这种深深的、复杂的、难言的乡愁，是他永不枯竭的艺术源泉，是他一份刻骨铭心的中国情结。这个中国情结，形成了他诗歌一个恒定的主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时，引用了余光中的《乡愁》。他说：“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

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当然应该做更深的探讨。长久以来，《乡愁》一诗牢固地将他钉在“乡愁诗人”的形象上，将他符号化，甚至这类诗篇将他其他的诗作、文章和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形成一种遮蔽。余光中觉得，这是难免的，很多作家都会遇到类似情况，他并不在意这种现象，只能顺其自然，不必刻意去打造自己的形象。但他也有所申明。2010年，八十二岁的余光中像总结般回顾说：“我写政治，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也很多，对‘文革’有所批判的作品也很多。1974年我刚到香港时，那时内地‘文革’还余波荡漾，我当时撰文对‘批林批孔’，进行反思，将‘文革’比作是母亲身上所犯的梅毒，引起海外左派对我的围剿，现在回头看我没有讲错。”

五

如果说到余光中写政治的作品，那么，必须提到他那首《妈妈，我饿了》以及他主编的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可惜，他去世后，在数不清的悼念文章中，鲜有人谈及。然而，此诗此事对理解这位所谓“乡愁诗人”来说，太重要了。

请读一下《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饿了
但是我吃不下
这么苦的滋味整天哽在我喉头
我怎么吞得下？

妈妈，我累了
但是我睡不着
这么重的感觉整夜压在我胸口
我怎么睡得着？

妈妈，我死了
但是我不瞑目
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
我怎么放得下？

妈妈，我走了
明年的清明节
记得来为我招魂在民主的岁月
在这天安门下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这是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绝食静坐学子们说的一句话。那时，不少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在电视上看到、听到这句话时，都深深体味出绝食学子们生理需求与精神压抑之间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他们精神上、心灵上的极度痛苦和酸楚，都被他们这句话的巨大感染力深深地震撼。这句话，有助人们记得快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什么事；也正是这句话，震撼了余光中，让他写出了这首也应该让历史铭记的诗章。

余光中主编的“六四”悼念诗选《我的心在天安门》

1989年“六四”之后，余光中还快速地主编了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作为悼念，并于同年在台北出版，其后到加拿大、香港等地出席有关朗诵诗会。这些年，有几部关于“六四”的诗集出版，如《虽然那夜无星》（1990，香港）、《六四诗集》（2007，香港）、《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2011，香港）、《六四诗选》（2014，台湾），但余光中主编的这部是最早的。诗集集结了港台各地的诗人创作，包括“六四”后第二天就在台湾各大报副刊上所刊登的诗作，如洛夫的《所有人都撤退了，除了尸体……》、非马的《十行诗》、向明的《火在烧.血在烧》、羊令野的《觉醒》、辛郁的《血崩》和席慕蓉的《三千死者》。由怀抱深刻的中国情怀、且身为诗坛元老级人物的余光中先生来主编六四悼亡诗选，并不令人讶异。他在《我的心在天安门》序首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国人还在争取起码的人权。在五四运动后的整整七十年，北京人还在要求起码的民主。在号称已经解放了四十年的大陆，学生还在向往最起码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

多少年之后，余光中先生没有忘记“六四”。2005年，他的《乡愁》被温家宝访美时引用两年之后，在台湾学生纪念“六四”时，余光中再次朗诵《妈妈，我饿了》一诗，以表达他的哀思，表达他一直坚守的基本的信念——他虽然有妥协，但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什么是历史的正义。他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

六

不错，余光中曾在1978年的台湾文坛上掀起“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认为台湾的乡土文学与中共“工农兵文学”相似，一度让台湾文坛风声鹤唳，让一些诗人、作家受到打击。余光中在2004年回忆时，曾经表示当时是出于爱国心，绝没想陷害人。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时，在译者献词中曾经写道：“真正的光明并非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不被黑暗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并非没有卑下的情操，只不过不被卑下的情操征服罢了。”想来余光中先生没有被卑下的情操所征服。

余光中手迹

不错，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余光中一个美好的愿望。2004年11月，他在海南岛海口市演讲时告诫说：台湾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乘法而非减法除法，不要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在他的感性想象里，“所谓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这份情结驱使他总是想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让这个圆画得更大一些。也许他的人生里有某些妥协，但人们不难看到，他希望看到的统一的中国，是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中国，他的“乡愁”背后怀抱着丰富的“中国想象”。他那一湾定格了的母体乡愁，超越世俗政治纷争，崇高，永恒！

一代华文文坛大师辞世了。此刻，我不禁想起他那首悲壮的《当我死时》。

这首诗是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任教时写的。那是一个寒夜，他抑郁寡欢，临窗西望，思念着遥远的祖国。羁旅漂泊的生涯使得多愁善感的余光中的怀乡病日益深重，他竟然想到了人生的大限，于是写成这首《当我死时》。诗人把祖国比作一张“最纵容最宽阔的床”，希望自己死时在江河的安魂曲中“坦然睡去”。

余光中在一个诗歌会上

今天，就让我们深情地吟诵此诗，作为对余光中老人的祭奠吧：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2017年12月16日于悉尼）

附录：

历史的伤口：关于我悼念余光中文章的撰写与发表

何与怀

惊悉余光中教授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医院辞尘，那两天我撰写了《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悼念余光中先生》一文，以为悼念。文中除了回忆当初阅读余光中特别是当年在长城开会时向他请教的情景，我也像大家一样，分析、赞赏他的乡愁诗。不过，我进一步说，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应该做更深的探讨。长久以来，《乡愁》一诗牢固地将他钉在“乡愁诗人”的形象上，将他符号化，甚至这类诗篇将他其他的诗作、文章和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形成一种遮蔽。余光中觉得，这是难免的，很多作家都会遇到类似情况，他并不在意这种现象，只能顺其自然，不必刻意去打造自己的形象。但他也有所申明。2010年，八十二岁的余光中像总结般回顾说：“我写政治，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也很多，对‘文革’有所批判的作品也很多。1974年我刚到香港时，那时内地‘文革’还余波荡漾，我当时撰文对‘批林批孔’，进行反思，将‘文革’比作是母亲身上所犯的梅毒，引起海外左派对我的围剿，现在回头看我没有讲错。”顺着这个思路，我特别用一整节（第五节），回顾余光中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我指出，如果说到余光中写政治的作品，那么，必须提到他那首《妈妈，我饿了》以及他主编的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此诗此事对理解这位所谓“乡愁诗人”来说，太重要了。

请读一下《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饿了/但是我吃不下/这么苦的滋味整天哽在我喉头/我怎么吞得下？//妈妈，我累了/但是我睡不着/这么重的感觉整夜压在我胸口/我怎么睡得着？//妈妈，我死了/但是我不瞑目/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我怎么放得下？//妈妈，我走了/明年的清明节/记得来为我招魂/在民主的岁月/在这天安门下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这是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绝食静坐学子们说的一句话。那时，不少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在电视上看到、听到这句话时，都深深体味出绝食学子们生理需求与精神压抑之间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他们精神上、心灵上的极度痛苦和酸楚，都被他们这句话的巨大感染力深深地震撼。这句话，有助人们记得快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什么事；也正是这句话，震撼了余光中，让他写出了这首也应该让历史铭记的诗章。

1989年“六四”之后，余光中还快速地主编了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作为悼念，并于同年在台北出版，其后到加拿大、香港等地出席有关朗诵诗会。余光中主编的这部诗集是同类中最早的。由怀抱深刻的中国情怀、且身为诗坛元老级人物的余光中先生来主编六四悼亡诗选，并不令人讶异。他在《我的心在天安门》序首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国人还在争取起码的人权。在五四运动后的整整七十年，北京人还在要求起码的民主。在号称已经解放了四十年的大陆，学生还在向往最起码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

多少年之后，余光中先生没有忘记“六四”。2005年，在台湾学生纪念“六四”时，余光中再次朗诵《妈妈，我饿了》一诗，以表达他的哀思，表达他一直坚守的基本的信念——他也许有妥协的时候，但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什么是历史的正义。他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

但非常令人遗憾，余光中先生去世后那几天，在数不清的有关文章中，鲜有人谈及上述余先生在“六四”的表现。贬低甚至攻击他的人不会提及，因为他们也承认这是余先生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亮点，他们要避开；而在余先生赞扬者中，很多人是因为环境所迫，不能公开提及，有些人则是顺应或认同某种政治势力，把这认定为余先生的污点，便不提了,算是“为贤者讳”。这些考量，也影响我这篇拙文《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的发表，种种状况，说来也挺有趣。

拙文在我主编的《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发表的同时，我给各地一些朋友及网站也群发了。美国等地网站发表，但中国国内不易看到。悉尼本地一个文学网站《澳华文学》全文发表了，还配了照片，我请朋友在中国上网试测一下，居然能看到。墨尔本报纸《大洋时报》及其网站发表拙文时注明“本文有所删节”——自行把第五节一整节彻底删去。但责任编辑似乎很欣赏我的文章，她事后给我发来一封电邮，并附上一封读者来信的影印件。她的电邮说：“刚收到读者来信，是一位大陆的教授，一直是我们忠实读者，称赞了何老师关于追忆余光中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感到异常荣幸，再次谢谢何老师。”这位教授信上写道：“《大洋时报》于2017年12月22日刊登（悉尼）何与怀先生高质量的长篇悼念文章，这是我所见到的追思余光中先生文章中写的颇有水准的一篇。”我心里嘀咕，拙文删去第五节，便谈不上什么“高质量”、“颇有水准”了。不过，我理解这家报纸不便公开的处境，虽然身处澳洲，也得谨慎为妙。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一家重要的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杂志《华文文学》处理拙文的戏剧性变化。

《华文文学》杂志排好版准备付印又被撤稿的拙文《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悼念余光中先生》

我群发时有一位收信的朋友曾做过这家杂志的主编，他回信说，拙文“信息量很大，写得很平实”，但“因意识形态控制越来越紧，涉及89的部分可能会犯禁”。既然如此，我没有按照他的建议“直接联系”那家杂志。但是很出乎我的意料，在今年3月16日，我突然收到《华文文学》这家杂志的一位编辑的电邮，说我这篇文章拟在2018年第2期刊出。还传来附件。我急切把附件打开，是已经完全排好版准备付印的清样。更让我意外的是，我视为最宝贵的拙文第五节居然赫然在目，只是删去余先生在《我的心在天安门》序首中写下的那段话。这太难得了，让我眼都大了。我回信说，拙文如果能发，也算是破六四禁区，“有点创造历史的味道” ；“余光中先生在天之灵也会感谢的”。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以《华文文学》这家杂志的地位，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果然，我不幸想中了。在4月3日，我又接到那位编辑的电邮，说杂志被要求换稿，请我原谅，谅解。过两天，有人给我传话，说主编的意思是没有撤稿，只是转到第三期出，但我必须把“六四”那一节删去。主编说“你难道不知道国内情况吗？”我当然知道，所以不作回应了。

当年的《华文文学》副主编庄园博士撰写《简评何与怀的华文文学研究》一文。这是她的文章的最后一节。

2021年，各地作家学者诗人出版鄙人研究选集第二卷《理翩阑夜薪火把》，此书也收入当年的《华文文学》副主编庄园博士撰写的《简评何与怀的华文文学研究》一文。她在文章最后一节也谈及我这篇“编而未发的文章”。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那场震撼神州大地乃至全球的惨烈事件。人们似解不解，有关当局为何惧怕直面那段历史？二十九年了，“六四之魂还没有安息”，这个历史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上述关于我悼念余光中先生的一篇拙文的撰写及发表情况，或者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写于2018年6月4日，2022年5月28日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