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天上午，来到青海湖之前，我们途中造访了闻名中外的塔尔寺。

这个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寺，今天已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它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占地面积六百余亩，有殿堂二十五座，内室九千三百余间，僧侣最多时达三千六百余人。进入寺院范围，便不禁为它深奥的文化内涵所折服。这是完整的藏汉结合的建筑群。只见殿宇依山起伏，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伟，不仅整体造型独特，协调统一，富于创造性，而且细部装饰也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平。塔尔寺还有“艺术三绝”——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绣，让人叹为观止。塔尔寺如何集佛法、文化、艺术、建筑美学，以及藏医学、天文科学、印刷术多方面研制于一体，并在中国寺院中达到一个极顶，我们虽然所知浮浅，但多少是亲身感受到了。

对于我，我还为寺名的来由所深深感动。

塔尔寺藏语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尊狮吼佛像的弥勒佛寺”。原来这里有一个温馨的故事。首先要知道宗咯克巴大师，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是一世班禅与一世达赖共同的师父，其地位仅次于佛教开山祖师释迦牟尼。公元1357年，宗咯克巴大师在湟水边诞生，一株白旃檀树从母亲剪断脐带的血滴里长出。树上十万片叶子，每片叶子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迹牟尼神像的一种)，“衮木”(十万身像)的名称就源于此。宗喀克巴大师成年后去西藏学法六年，其母香萨阿切思儿心切，但大师为佛事无法返回，捎信说，若能在他出生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见塔如晤儿面”。1379年（明洪武十二年），香萨阿切在众信徒的支持下建塔，取名“莲聚塔”，这便是塔尔寺最早的宗教建筑物。另有一个说法是，大师为安抚母亲的思念，便请人把原来的白旃檀树修进塔里，以藉慰母亲。此后便围绕塔身逐年修寺，形成今日的规模，因此是先有塔而尔后有寺，故汉语名称为“塔尔寺”。总之，六百年来，这些寓含平朴而深刻的人性力量的佳话，广为传颂，深得万众拜服。佛心即人心啊！

塔尔寺是宗喀克巴大师的降生地，而且，历史上第三、四、五、七、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六、九、十世班禅喇嘛曾在这里驻锡过，因而成为信徒们向往的圣地。关于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我个人感觉，最为世人（不但是信徒）传扬赞叹的是他于六十年代初，大义凛然，撰写〈七万言书〉上呈北京。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着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对寺庙、佛堂、尼玛墙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

班禅喇嘛把雪域法难比喻为“象难”（在佛教信仰中，象难属于“八难”之一。“八难”为狮难、象难、蛇难、水难、火难、狱难、贼难、魔难）。自然，〈七万言书〉令“当时毛泽东也很不高兴”（班禅在1988年4月4日记者招待会上语）。后来的文革，八难兼有，危害更烈了。班禅喇嘛被抄家、罢官、批斗和凌辱，最后身陷秦城监狱将近十年。在逆境中，大师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崇高品格。文革后复出。19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突然盛年圆寂，当时他正在西藏视察。

班禅喇嘛深为藏民所崇拜，如一首流传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一带的安多民间弹唱所歌唱的那样：

班禅啊！仁波切；

去年有一只雄鹰，

划破层层乌云翱翔苍穹；

一扇扇回旋的翅影，

是一重重成就的再现；

今年像一刹闪电，

消失在天际；

班禅啊！仁波切；

所盟的誓言献给谁，

思啊！念啊！

一滴滴泪水流心窝……

听完讲解描述十世班禅喇嘛如何圆寂、灵童跟着如何转世之后，我们这班喜欢参与精神活动的海外华文作家访华团成员们，意犹未尽，试探地问能否拜见一下今日塔尔寺最高主持第十二世赛赤活佛。当然我们知道活佛不轻易见人，而且赛赤活佛的地位非常崇高，仅次于十一世班禅喇嘛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们近乎痴心妄想。

不想我们的痴想竟然成真。

在专人带领之下，我们这群红尘凡人驱车到达莲花山顶赛赤活佛的藏式四合院里。于是，屏息静气，放轻脚步，在客厅前脱鞋之后，鱼贯而入。赛赤六岁甄选为活佛，现年三十五岁。只见活佛五官宽厚，气定神闲，一脸慈祥；又感到活佛深藏不露，超然脱俗，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大气。

……肃穆突然降临整个所在。虔诚突然充满整个心灵。我们顺次移步上前，把哈达献给活佛。哈达各有黄、白、蓝三种不同颜色——黄色代表财富，白色代表平安，蓝色代表长寿，以各人最大的愿望选用之。活佛口吐祝福藏语，抑扬顿错，如诉如歌，接过哈达之后，又回挂在参拜人的脖子上（当然现在祝过福的哈达已不是原来的哈达了），并以手掌轻轻按一下参拜人的脑门，之后，赠送一条开过光的、中间有个金刚如意结的红绳子。大家还把随身携带的各种物件交给活佛开光祈福。

我们这群红尘凡人中，有信基督有信圣母有信关公的，也有信佛的，大多却是无神论者，但此时此地，大家是一片虔诚。

有道是佛法无边，心诚则灵，似乎每个人心里都祈望着什么。

此时，肯定每个人心里还为“缘份”两字而美美琢磨。

是啊，我们分别来自万里之外的地球的各个角落，此日竟然一起接受了活佛“摸顶”，这只能用“有缘”解释。连陪同我们的省侨办金丽华处长都说，她在青海工作几十年，但见到赛赤活佛还是第一次！

我为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奇特而难得的经历而久久思索。

下山之后，我们见到一些藏民还在静静的大金瓦殿前廊下，一拜一趴反复不断地磕着长头。他们手掌上的布垫已经磨穿。木头地板也因为他们经年累月的拜磕被磨出了一道道身体大小的凹沟（因此据说三、五年就得更换一次）。我们还见到两个年轻藏女从某个大殿里一路长头磕出去——站起，向前走两步，趴下，五体投地，再站起……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全心身地，或者简直是固执地，重复这套动作。这是一条了无尽头的崎岖山路，烈日之下，车马经过，砂尘滚滚。她们从什么地方来？现在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她们要跋涉多少天？要经受多少苦难？为了还愿？为了赎罪？这是怎样一种诚勇和苦行？！望着两个慢慢远去的身影，我一下子感到天地万物不可思议。我的灵魂颤抖。

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们达不到那种境界。但在特定时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这些虔诚的藏民不是有些相似吗？

我切实地感受到宗教的神奇的力量。

是否由于生老病死难以捉摸，由于生命的奥妙，由于人事多舛与无奈，由于死亡的悲剧性质，芸芸众生其实多少都有些宗教情怀？

四

佛教有一名词——“慈航”。佛经《大智度论》二十七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菩萨以大慈悲救度众生出生死苦海，有如舟航，所谓的人生就是“苦海慈航”。

“慈航”，好一个名词！我记起来了，这也是一部长诗的名字——这是昌耀流放四部曲中的一部。

我们一行在青海西宁期间，曾到文联大楼和省里文艺领导及作家、编辑座谈。那天上午，一进入室内，就看得出主人很是慎重其事。领导纵谈全省文艺发展形势，有两位作家给我们介绍了各自的创作体会，谈了西部文学、西部电影……

我们问起了昌耀。也请介绍一下昌耀吧，我们诚恳地要求。

主人好像预先没有想到。怎么想到我们这些万里迢迢来自异国他乡的人记得他们青海的昌耀？主人一阵惊喜，马上吩咐工作人员出去拿来一叠书，每人赠送一本。这是青海省作协主席董生龙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昌耀的书：《昌耀：阵痛的灵魂》。

昌耀去世的时候，我们在海外也有所闻。

2000年3月23日，清晨七时。当时昌耀，年六十五岁，遭受肺癌的侵袭和折磨。

天界晨钟隐隐作响。太阳说，来，朝前走。

昌耀朝着满目曙光，从医院三楼的阳台纵身一跃。这样，他——“驾起慈航之舟，绝尘而去，直向着云间堂奥莫测的化境。喜马拉雅丛林，为他燃起一团光明的瀑雨”。

昌耀是在1955年到青海的。当年党和政府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未达弱冠的昌耀欣然响应，他的浪漫的革命情怀显然也为他对中国西部异域情调的向往所激发。请看他写于1957年的那首总共只有八行的〈高车〉：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所谓“高车”者，不过是当年西北各地那种极普遍的牛挽或马挽的大木轮车，但突厥时代北方草原上又的确有过一支以这种高车为自己命名的高车部族。于是，正如论者所指出，一种陌生古远的联想立时产生。在天低地旷的大高原，那恍然是从地球脊线下端渐渐隆起，逶迤而来，又缓缓而去的高车，一霎时被无限放大在整个天地之间。真是对青海的大感觉！此诗为古汉语浸渗的、带有滞涩感的语境，由现实场景向历史空间推移的陌生化方式，化平淡为神奇的奇崛的诗思，在在令人叹服。而且，人们还会追问，与同一时期作为主流诗歌的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三门峡歌〉，以及同是抒写西北或云南边地风情的闻捷、顾工、公刘等人的诗歌相比照，它为什么如此不同？昌耀如何获得这种完全脱离了一个时代基本诗歌语境的语言方式？他怎能如此无视同时代的诗歌时尚？他如何建立这种在对大地之美的追取中决不动摇的自信？

当时昌耀年仅二十一岁。人们感到他对自己诗歌未来的期许，甚至隐隐感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大诗人就会诞生。

然而，他发表在《青海湖》1957年第八期的〈林中试笛〉中两首加起来共总不过十六行的短诗竟一下把他送到地狱之门。从1957年下半年起，年青的昌耀开始了被流放的生涯，加上流放中反复抗争，结果刑役层层加码，越走越险恶地流徙于祁连山重峦幽闭的山谷，进入远离人烟的监狱农场。在流放、劳教、劳改期间，作为一个异类，语言上的交流被认为是额外的。在青海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孤独的昌耀甚至渴望有一只狼过来和他交谈。二十二年之后，“囚徒”生涯结束，昌耀庆幸自己居然存活了下来，但不禁凄然发觉，自己已年过中年，不过是一个流落西部山乡领有五口之家的拖儿带女的“贱民”。

今天的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昌耀如果不是因为那两首短诗的偶然事端，大约仍难逃过1957年或此后的厄运。一个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其生命姿态往往桀骜不驯，具有决不接受任何摇撼摆布的定向性，因此更易折断。昌耀二十多年后重新露面时，依然故我——他这样向世界宣布：“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骨瘦如柴/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昌耀，〈致友人〉，《诗刊》1979年第十期）。事实上，昌耀复出后的成就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中国当代诗坛普遍认可。一个残酷得令人心头发寒的例证是：诗人骆一禾为昌耀写评论时，赫然发现：从1954年到1988年的三十四年间，有关其作品的系统性评论竟然一篇也难以找到。他不由得深深感叹：“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竟无人认识他。”九十年代，虽然已和毛时代非常不同，虽然昌耀已“贵”为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然而，他要出版一本《命运之书》，也为多家出版社退稿，而自己又无钱自费出版（最后总算于199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完成此事）。他在屡次评奖中屡次败北，直至到临终前仅仅被恩赐了一个年度奖（此时他已重病不起，没能亲自到京领奖）。不平人禁不住发问：中国诗坛何以如此迟钝？众佰乐们的见识和尺度何在？这般对待昌耀，使中国诗坛蒙羞，叫诗人汗颜！

昌耀无论在生命的前期或后期，似乎都不属于他那个时代。鲜花和掌声不属于他。他注定苦命一生。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在遗嘱里已经凄酸地想好了：青海作协穷，医药费只能报一部分或者久久拖欠。既然如此，仅有两三万块积攒不必用作治病了，不如留给子女读大学……真是令人心头作痛的遗言。只是，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心存大爱和大悲悯。他领悟了天地间大爱，终于能够说出：“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这是他〈慈航〉的终极体验。

我听到人们说，行吟诗人昌耀以其毕生的苦难和咯血般的吟哦，以他对诗写的宗教般的虔诚，以他的大爱大悲悯生发出的诗艺的大美，使中国当代诗歌达到了一个高度。这是昌耀的高度，是难以企及的独特的高度。人们说，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识空间。人们说，昌耀对中国西部那种悲剧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受。与他的同代人相比，昌耀不仅将个人的悲剧历史作为反思民族、国家的悲剧的契机，并且有能力将之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悲剧处境的地步。人们说，读昌耀，读得人发抖，为生命之卑微，为生存之苦难；读昌耀，读得人感激，为上天之赐予，为活著之幸运。昌耀羞涩又庄严，内心清澈、坚忍。他是一位圣子圣婴。他用诗歌堆垒了一座西部高原，或者说，他已经成为青海高原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山脉。

而我，在昌耀落难之处又成圣之处，能够亲身感触，应是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