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及其长子海星：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

（一）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5月2日凌晨,罗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许多人也许都有同感：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最终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子女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居下来（海星子女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圣女士和儿媳周蜜蜜女士，还有他们两对内地亲友夫妇。出门前，罗老被小心地给穿好外套、围上颈巾，扶上轮椅，由女佣推着，到餐厅后吃饭也需要女佣帮助。他整个时间都不说话，但似乎也在留心听着我们说什么。最令我感动的，他还在送给我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了字，字迹很小，可见眼睛还好。但饭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经睡去，又由女佣先行推回家。我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一阵感慨。我不由得还想起他的长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罗海星。当时罗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也正是罗孚，催生了新式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成了轰动一时的大热事件。罗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写武侠小说而且一举成名？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共，入党介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胡绳（一说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置于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的领导下，被廖公亲昵地称作“罗秀才”。而这位共党“罗秀才”，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此命运便舛驳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为“美国间谍”一案，被北京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文革早期的罗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罗孚的大名，是因为海星的关系。

1964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以教师身份参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筹建。1965年，建成后的广外首次招生。当时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大量的红五类中，也招了几位洋气的香港学生，当然他们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一系（即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蓝继嫦就不止一次有点神秘兮兮地嘱咐说，有一位新生很年轻帅气，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儿子，要注意栽培。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罗海星，当然内地一般级别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亲罗孚并非“统战对象”而是肩负统战“统战对象”大任者，是比“统战对象”高贵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正苗红的罗海星虽然出生并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却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一进校便马上全身心热切地接受红色教育，不但读书好，各项活动特别对他比较困难的劳动改造也异常积极，很快便加入共青团。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单纯也让他“进步”到文革狂热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伟大统帅掀起，全国腥风血雨，黑浪滚滚，一阵高似一阵。广外很快便停课闹革命，分派文斗，进而武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罗海星，自小崇毛，认为毛主席是带领亿万民众实现均富理想的伟大领袖。他响应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参加一个称之为“三三三兵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三三三兵团”战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学院内是誓死保卫饶彰风的所谓“保皇派”，在社会上是威震四方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在广外与其对立的组织是“东方红”，它也很奇特——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在学院内却与省委派来的、要打倒饶彰风的“工作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当然他们一切行动都贯穿着一条毫无疑义的统一的逻辑：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就那么简单，而且坚决。

罗海星那年只有十七岁。他和全国所有年轻人一样，在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肩上背着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绿色布背包，四处串联批斗，心里想着自己多么富于正义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中，党政部门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通过获取的中央文革小组暗中透露或正式传达的消息，各自领会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罗海星后来用粤语回忆的说法就是：“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罗海星曾和战友们一起，想从广州走到井冈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种”（来到梅县因当地爆发脑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州红卫兵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夺权号召。这样一来便出现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广州市的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分为“旗派”和“总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类对抗，接着到军营抢夺武器，便用真枪实弹相互杀人了。文革中，罗海星还有一个“替毛主席找出敌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务：他以被审查干部的交代材料为线索，用他的红卫兵特权到政府机关遍寻机密档案。他不但逐一面见、查问过广州不少地方高官，还踏遍陕北、新疆、内蒙以及东北各省。

罗海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966年一次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罗海星以及我们广外许多师生也身处其中。赵紫阳不亢不卑，对各条非常刁难的问题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相当镇定，头脑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他拒绝开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然拒绝；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赵紫阳”。他肯定心里这样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却事实上被你们打倒了。

（四）“被毛泽东骗了”：文革后期罗海星幡然悔过

上文提到，罗海星文革中面对面查问过广州不少高官，其中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红军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尽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中共的出现令她满怀希望。这位曾经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条“地方主义”的罪名。饶彰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时也因“地方主义”这个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种种故事慢慢使罗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国参加审干，看到数不清的人纷纷倒下，到头来发现它们并非敌人，绝大部份都是无辜者。事实让他承认，所有审查批斗，几乎都是强词夺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据广外一些师生回忆，罗海星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自己说是因为“过不了良心”。但他却亲眼看过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样，弯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众红卫兵包括黄毛丫头毫无人性折磨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多年以后还是历历在目。其中饶彰风院长之死，最让罗海星深感恐怖。

饶彰风被关禁审查后，经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边接受批斗审问，三番几次对他搞假枪毙，假活埋。饶死前那个晚上，同监人半夜听见他的牢房传出狠喝骂声、拍打声和最后一声惨叫。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粤北乐昌监狱，饶彰风是年仅五十七岁。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数年后开棺验尸，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本来毫无瓜葛的罗海星也因饶彰风受到牵连成为被批斗对象——只因他得悉饶彰风的问题后告诉在香港的父亲，落得一个泄密罪名，结果被关四个月，重获自由后，翌年被安排下农村锻炼，一年后才分配工作。当然他这个经历在那个年月不过是小事一桩。

罗海星经历一场文革血红洗礼，才看清年少时所崇拜的伟大领袖的真面目。他认识到，文革不过是中共的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利用人性贪生怕死的弱点来达到个人绝对的极权统治的目的；而文革中所谓“人民力量”，实际只是毛泽东自我膨胀操控老百姓的恐怖手段。罗海星说：“老毛是枭雄，跟古代的独裁皇帝没有分别。一场文革令七百万老百姓死亡，全为满足他的一己私欲。”他无限慨叹：年轻时实在太“左”，太易被煽动，红卫兵都被毛泽东骗了。

2007年10月12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发表一通讲话，说什么：“民主一旦走到极端，有可能演变成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局面。”这种将民主与极端拉上关系又将文革与民主混为一谈的混帐观点激起罗海星，也像许多香港人一样加以严词痛斥。此时的海星，不但对文革做过反思，他还因为参与营救“六四”人士的“黄雀行动”被捕坐牢，在狱中染患上血癌重病，现在正遭受病魔折磨。

（五）“儿子好汉父英雄”：罗孚全家总动员投身“香港文革”

1966、1967那两年，革命小将罗海星在广州冲锋陷阵之时，父亲罗孚在香港亦热血沸腾，亲自出马，毫不逊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老资格文化战士，罗孚党性组织性极强，多年来，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内地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派、大跃进等等，不管造成多么恶劣的后果，不管国际舆论如何恶评如潮，只因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罗孚便百般辩护百般美化，并与对方（其中包括曾为部下同属左派阵营后来自创《明报》成为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有时可谓“左气逼人”。现在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罗孚响应更不在人后了。当时，香港逐步沦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并于1967年演变成了一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大公报》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是二线的其中一个“头头”，但在整个“反英抗暴”斗争中，实际上都是站在“第一线”。他们紧跟当时北京的“极左”政治主旋律起舞，宁“左”勿“右”，甚或更“左”一步，结果斗争行动最后发展到恶名昭著的“真假菠萝阵”的地步——在香港到处安置真假炸弹（香港人俗称炸弹为“菠萝”）。这个行动赢得左派头子的赞赏，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为未来世界性的城市斗争增加了一项新的武器新的战术。

罗孚本人狂热到“全家总动员”。他不仅鼓励他的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参加“战斗队”，发传单，放假“菠萝”，甚至连自己都亲自上阵，以示以身作则。罗孚和他的左派同志完全漠视香港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对几乎天天从两广西江漂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无动于衷。他们对毛主席坚信不移，相信他的世界革命的鬼话，什么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死人的事便难以避免，而且是值得的。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也是丑恶的一笔，其后果众所周知。这场斗争被称为“香港文革”，港英政府则称之为“六七暴动”，虽然为港英制造麻烦于一时，却让己方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在七个月里，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接近五千人被捕。到了1967年底，斗争已无以为继。此时，香港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整个香港形势岌岌可危。“真假菠萝阵”在此次“反英抗暴”斗争中是最失香港人心之举。

罗孚和他一帮香港左派文化界报业界朋友，个个具有出众才华，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开创相当不错的局面，但香港左派这一下等于自绝于港人。就说报业吧，六七暴动前占了报章三成销量的左报，不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萧条。这一群过去多年来尽忠报国、不惜舍身取义的左派精英，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的捉弄下，变得人人自危，或投机取巧，或沉默寡言，或随波逐流，也有出走投敌的。

罗孚实为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却也曾有过一段如此匪夷所思的狂热举动，这正应了很多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的观察和分析：海外某些爱国人士左起来比国内左派还要左。不过，幸好，这毕竟不是罗孚的常态，不是他为人的风格。后来，他曾用八个字形容那段疯狂岁月时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六）从红到发紫的高台打落成了“美国间谍”：罗孚蒙冤被判十年徒刑

过了“疯狂的六十年代”，对罗孚来说，却因缘际会地迎来了“火红的七十年代”。

1949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以后，外交孤立，香港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成为了中国对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其中《大公报》更是中共对外宣传战线的关键点。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外交策略出现变化，北京积极与美国缓和关系，罗孚作为编辑部有份量人物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又有在香港新闻界打滚多年而收取的人脉广人缘佳的优势，便逐步被委以重任，从香港的报人、文化人，延伸至国家安全部领导下，参与对台对美的统战、情报工作。为了报效国家，罗孚开始加强和台、美人士密切接触。

例如，他在1971年，通过和前云南省主席龙云七子龙绳德的合作，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学者访华团。这个“北美第一团”，是与当时海外“保钓运动”有关系的。“保钓运动”背后，有好几十位积极参与者，后来大多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

罗孚还透过时任《星岛日报》编辑曹聚仁，与台湾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儒学大师徐复观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共领导心目中，徐复观是国民党内最了解中共的人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情报头子。

罗孚当时和美国在香港的新闻处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不止一次接受美新处邀请赴美访问。

他还与不少当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官或学者认识、交往，这些人的身份都并非一般。

……等等，等等。罗孚这时纵横于香港文化界、学术界，为中共统战与宣传拼命工作；而北美的学术界、台湾的新闻界，甚至美国、日本驻港的官员，也都找他沟通和开拓与大陆来往的管道。罗孚当时风头一时无两。

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年前有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说他印象里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都能处理得好。”罗孚凭其“极具亲和力的书生”形象，又有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的能力，便很容易获得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特别是文化人的好感和信任。有人说过，国民党搞海外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罗孚一半程度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其形象经过罗孚的“过滤”，给人印象好了很多。徐复观在晚年的时候，还多次表示，他非常欣赏罗孚的人品、学问、文章，甚至说如果共产党人都像罗孚那样，中国就有救了。总之，这个火红的七十年代里，统战工作占了罗孚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北京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也开始重视他的工作。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

谁知突然晴天霹雳。1982年5月1日，在广州陪同亲戚游玩的罗孚突然被召回北京“开会”，下机后立即扣查关禁，一年后被栽上“美国间谍”罪，判处十年徒刑。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当年在香港乃至整个华人新闻界和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判刑后虽然一直到1993年满刑后才能离京返港，却未坐一日监牢，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每天派厨子做很好的饭菜，并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服刑”生活。

（七）罗海雷做了哥哥未作之事：写出了他们父亲的一生

本文有关罗孚种种往事，特别是他“美国间谍”一案，多是从罗海星的弟弟海雷一部大书中获知的。

过去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每次到港都会找罗海星以及广州外语学院的老同事餐聚。而每次和海星谈天时除了关心他的身体外都会谈到他的父亲，表示希望有关罗孚一生的资料能够问世。

早在2002年第一次见到罗老后，我就向海星探问，你父亲有写回忆录的可能吗？我说，你父亲是香港地位很高的报人，又是卓越的作家、评论家，而且又肩负中共的统战工作，交游非常广阔，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岁月里，经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事件，这一切，可谓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引起国际瞩目的“美国间谍”一案，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向世人“交代”一下，实在太可惜了，似乎也不应该。海星回答是：绝无可能。他父亲从来没有这个写作计划，也不可能有，他一向行事低调，这是他的性格，而写回忆录多少与他性格不合。至于所谓“美国间谍”一事，他回港后更守口如瓶了，不论谁问他都只是轻轻一笑，很少作答，采取“不打听，不回应，不讨论”的三不鸵鸟政策。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连母亲在内，大家对此事还是“一头雾水”。我还是不止一次对海星说，不管怎样，能挖出多少算多少，你父亲不写最好你来写，你是长子，比较起来，对父亲的工作和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了解最多，自身经历亦算丰富，文字功夫又不错。但海星总是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也许他觉得此事难度太高，他知难而退；也许他觉得自己毕竟是坐过牢的人，担心难以客观中立，或别人看来不够客观中立，让父亲传记蒙受污损；也许他已经感觉出弟弟海雷完全可以胜任，可以写得更好。后来海星在2005年查出患了血癌，写作之事自然就不再提了。万分庆幸的是，罗老的小儿子海雷有兴趣了。2009年春节回港度假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和父母商量。海雷建议三条办法：一是父亲自己写；二是海雷写，父母再补充；三是海雷自由创作，但对外仍然声称是父亲授权的。对罗老来说，第一条不可能，第三条不愿意，那就只好协商走中间路线了。于是，2009年下半年，海雷每次回港都和大哥一起讨论如何“整”这部书。海星后来于2010年1月初不幸离世，就在出殡前两天，海雷把握这个时机，问父亲关于“美国间谍”的事，希望父亲给历史与家人一个交代，这次，罗老终于“开口”了。这样，世人也就得到一部四百七十九页的大著：《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由香港天地图书于2011年7月出版。2012年我到罗家拜访的时候，罗老夫妇送我《北京十年》的同时，也把这部书送给我，是2011年10月第三版。

全书分为十二章节：桂林“罗秀才”初露头角、黑暗的日子、革命的年代、冷战初期的香港、看不见的战线、疯狂的六十年代、火红的七十年代、羁留北京十年、重返香港、文化人的故事、书画收藏、观察与反思。书前有罗孚亲自撰写的“代序”，罗海雷写了“后记”，除此之外，还有十七份附件，内容也非常吸引人。此书写作非常严谨，据说前后一共易稿十五次，罗海雷搜集了多方面数据，罗孚亲自核对，尤其是对于书中提及的人，力戒出现纰缪。罗海雷表示，书中全是真实故事，记述父亲几十年的浮沉，以及他在三次人生关键转折期间的真实感情；又以《大公报》作为主线，兼及描述1949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港澳工作的轶事、秘闻和谜团，以及改革开放后北京文艺界朋友与父亲交往的人和事。整个分析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也介绍宏观的形势和局面。特别是，此书首次将罗孚“美国间谍”案的来龙去脉、有关人士全盘托出，成为此宗事件发生后首次详细记载的文献。作者既有真凭实据，又有历史视野，整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图象，立体、多元，交织着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想、组织规范、政治博奕和历史限制，映衬出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他的朋友在大时代身受的酸甜苦辣与无奈。

罗海雷这部书荣获佳评，被列入《亚洲周刊》2011年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一。海雷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可惜，罗海星活不到看见弟弟这部佳著的出版。

（八）“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罗海星不幸病逝

正当罗海雷埋头撰写他的书稿的时候，死神不知不觉中慢慢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从悉尼经香港到内地，月底又从内地经香港回悉尼，两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谈。他一切看来都好，情绪也不错，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点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馔点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还有罗老夫妇，以及海星的几位朋友。不料，两个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离五天后康复，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玛丽医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疗病房，被鼻饲插喉，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海星始终有斗志与病魔决斗，竟然逐步康复，而后学习呼吸，学习走路。2010年1月10日，医院下达可以出院通知，不过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度还较弱，要更换药品后再出院，谁知翌日又开始体温上升，原以为可以回家过六十一岁生日，却在14日零点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罗海星显得相当平静。这天晚上，他母亲、妻子、儿女都陪伴在侧，八十九岁的父亲当时也坚持要去医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没有让去。当医务人员整理好海星的遗体时，亲人们围拢在病床周围，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海星的脸颊，爱子之情，丧子之痛，难以形容。周蜜蜜说，海星应该很安慰了。

2月4日，罗海星在香港红磡世界殡仪馆出殡，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运火葬场火化。按照海星遗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说，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欢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尘归尘，海归海……

罗海星2005年被检查出患上血癌，那几年始终在与病魔搏斗。他曾依医生建议施行骨髓移植手术，由符合医疗条件的弟弟捐出骨髓。此后，虽然生命一时得到挽救，但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免疫系统非常虚弱。而这个不治之症的病根，始于1989年他因参与营救“六四”人士的“黄雀行动”被捕判刑后在广东粤北怀集监狱服刑期间。那里有放射性矿藏，水质甚劣，乃癌症高发区，以前附近曾有部队医院，后来也拔寨撤离，虽说因人而异，但对免疫系统的破坏是肯定的，有些人往往十三、四年后引发病患。当时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罗海星，出狱后果然终于罹患血癌。

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2月3日晚上举行的罗海星追思会异常悲壮。他生前无权无势，并非达官贵人，但追思会偌大的灵堂座无虚席。约三百出席者中，有香港支联会及当年黄雀行动的成员；有当年被营救的六四民运人士；有司徒华、朱耀明、刘千石、韩东方、许礼平、金渡江、孔捷生、陈丽卿、蔡崇国……等等这些人物。《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送上花牌；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罗海星生前所在的机构有员工送来花圈；认识或不认识的其它人士致祭的花圈更由堂内排到门外。灵堂墙上挂着挽联：一位香港市民以“敢拒愚忠真爱国，坚承义勇定回天”作哀悼；香港文化名人杨瑞生写的是：“海立垂云名早耀不屈不挠罗门有子垂青史，星移斗转志犹坚能言能守挚友同心悼哲人”；海星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孔捷生这样感叹：“仁之大者虽千万人看孤星往矣，魂尚存乎惟江海水载侠骨归兮。”灵堂上方是“德高望重，福寿全归，浩气长存”的大字横匾。左边挂上海星岳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写的挽联：“笑迎风暴笑对死亡磊落一生何所悔；难舍华年难酬壮志缅怀娇客恨难平”。罗孚夫妇给儿子的挽联挂在右边：“日出东方喜见神州呈正气；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白头人送黑头人，哀思之情，不足为外人道，却仍挥洒一片爱国丹心。

（九）义薄云天，无怨无悔：罗海星参与“黄雀行动”不惜自我牺牲

罗海雷在大哥追思会上说，大哥所做的一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有良心的香港人。罗海雷为亡兄著书立传，书名《星沉南海》出自父母挽联，将于今年七月出版。此书透过贴身观察，写出罗海星一生对于国家的苦恋以及为此参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黄雀行动”的故事。

“黄雀行动”出于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由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定；或起于营救行动创立者、香港影星岑建勋一次采访中临时说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且把它叫黄雀行动”。不管如何，香港这一拨有文化界、政界、宗教界、商界、演艺界、江湖大佬各色人马组成的绝密团队一开始参与救人时，只是凭着良心，凭着爱国的精神与勇气，并没有什么“黄雀行动”这一说法。他们分工严密，效率奇高。整个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数据；前往前线救人；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二十几年来，营救过程很多机密尚未公开，但据传三百多名民运人士经“黄雀行动”救援，成功逃亡海外。这些人士中，有学运积极分子如柴玲、李录、吾尔开希、封从德、项小吉、王超华、蔡崇国、张伦，有作家孔捷生、远志明、老鬼，等等，有著名文化批评家高尔泰、工人领袖吕京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陈一咨、电视片《河殇》主要作者苏晓康、北京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北京《新观察》杂志编委艾端午、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人民日报》记者徐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等等许多人。

罗海星被捕下狱是因为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失败。海星与这两人素昧生平，但一听到这两个名字，知道他们是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清明节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就觉得是很不错的人；当然，更因为王军涛和陈子明已被定为这次八九民运的主要“幕后黑手”，如不获救便会判处重刑，因而便毫不犹豫一定要前往搭救。罗海星由衷敬佩现已失败的八九民运。他说过：“数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事件，就只有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前夕，他在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身影中，看到了文革初期自己的少年纯真模样；但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争取民主带领人民力量，而他那时却是被当权者利用，卷进所谓“人民力量”的极端漩涡里，与民主一点关系也拉不上，只有极权扭曲人性的丑恶。

罗海星去营救之前，其实王军涛和陈子明一个躲藏在长沙一个在湛江其行踪均已被安全部门人员掌握。当局设下陷阱，让罗海星的一个“朋友”与其联系，而罗不虞有诈，从中穿针引线进行营救。当“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六哥”）发现派去湛江的两名兄弟落网被捕，打算立即安排快艇接正在广州的罗海星偷渡回港，却一时无法联络上，结果罗回到深圳，从东门买了菜准备过罗湖口岸海关回港时遭到拘捕。那天是1989年10月14日。其后，罗海星于12月18日被正式逮捕，1991年2月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刑五年。服刑两年后，英国首相梅杰访华，在9月3日会見李鵬时要求北京放人，罗海星因此获准保外就医返回香港。

罗海星虽然提前获释，但从此一生彻底改写。

罗海星1986年出任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首席代表，当年他才三十七岁；1989年他又辞去这个显赫的职位，自组公司下海从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这一份出类拔萃的履历，可以说让人羡慕之极。如果罗海星选择走另一条路，他在大陆和香港之间所建立起的种种特殊关系和渠道绝对可能给他创造出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商业成就；但他却利用这些条件参加了“黄雀行动”，此后便永远告别名利场，不但入狱，而且因而患上不治之症，即使未患病之前，也找不到合适的好的工作，最后刚过六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但是，罗海星生前从来没有后悔过参加“黄雀行动”，即使患上绝症后依然达观乐天，对当年抉择无怨无悔。二十年来，他也甚少向外透露其在“黄雀行动”的角色。他极像父亲罗孚，从来语调沉稳，心态平和，自己那怕作了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向人提及。他一直默默付出，只在心里觉得凭良知和爱心做了应该做的事。

试想想，六四开枪之后，民运已遭镇压，当局布下天罗地网，到处追捕四散逃命的暴徒反革命，天天有落网消息，全国风声鹤唳，人人避之则吉，而就在此时，罗海星却投身进去救人，毫不考虑自己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家庭之人，更不考虑会出现多么可怕的后果。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三点，才算是彻底的坚守。人们称赞海星说这些他都做到了。他义薄云天，可谓大时代中的真英雄，但与其说是大义大勇，更让人觉得是宅心仁厚，如同风中之烛，以微茫之光照亮世道人心。

海星夫人周蜜蜜是一个见证。她说：此事海星看得很开，从来没有挂在嘴边，走时也没有吩咐。“佢冒咁大嘅险，完全系为咗爱国。”周蜜蜜像她母亲黄庆云一样，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人们希望，海星在天之灵，有个童话般的环境。海星的一生也像个童话，带着一抹凄美、悲壮的诗意。这个童话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具有对正义和美德的信念、尊崇和渴望后，才能被深刻领略和欣赏。

（十）罗孚父子的悲剧宿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苦恋的写照

罗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亲一样，是他们那几代一生心系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的缩影，在在现出他们那些人的“爱国苦恋”的心路历程。

那是藏在心灵最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也难以厘清的思绪和情怀。

罗海雷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这种特殊感情。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人才，本来都坚信党的主义。罗孚自青年起几十年来就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儿子罗海星十六到三十岁在大陆，读书，参加共青团，参加红卫兵，下乡，成为国家干部，并加入共产党，到八九年还在交党费，结果都先后进了这个党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两人也一样，从没半句怨言。问及父兄对中共的感情，罗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随后坦言：“像我爸曾说，已被共产党抄鱿鱼了，他们还怎会有忠心可言？经过一生人的转折历炼，他们俩对共产党的感情都错综复杂，只能说，对于祖国，还是剩存着挥不去的苦恋吧。”

这里，再谈谈罗孚“美国间谍”案。

罗海雷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起来，不啻是潘汉年案的“山寨版”。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如果说这在战争时期还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时，却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党内权力高度集中，还往往轻信以“左”投机的小人诬告，这样的审查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伤透人心。

罗孚“美国间谍”案虽判十年徒刑，却未进监狱。这让人们不由得认为，中共当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但碍于面子，只好将罗孚“软禁”——一方面在权争中必须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无罪而予以宽待。许礼平在他的《雾里看花说罗孚》一文中说：“伟大的、光荣的之后，还有正确的，死不认错，也就正确了。要保持党的一贯正确，只好委屈罗公，请罗公配合，假戏真做……”真是谁也没有“司法公正”这个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个悲剧的存在”形容之。他认为罗孚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左派文人的悲剧宿命。这是从屈原时就已有之的“忠而见疑”的传统悲剧。天真的人，以为自己一心为公，忠心耿耿，遵纪守法，驯顺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劳都没有用，要整你时就是要整你。这又是古来士大夫“忧谗畏讥”的传统悲剧。这四个字是范仲淹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当时的“谗”和“讥”，有不少还是当皇帝面对当事人的指责，不全是“密折”即小报告（或称告密），然共同点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旦蒙蔽上聪，后果可以致命。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问题”越多了。这种种因人治而发生的负面人际关系，又由于继续诉诸人治而无法治环境和法律机制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出出悲剧。

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写罗孚一案：“罗孚，香港资深报人，文采风流，待人淳厚，统战之功卓著。82年骗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国间谍。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罗孚文集》出版，罗海雷有《我的父亲罗孚》问世，皆道及这冤案。王元化说：‘我党冤枉自己人真叫厉害，冤狱遍于国中。’为我党办事者常无好下场，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这又是一个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罗海雷说：“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负起对台对美的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获得了很多荣誉，却也因此引起内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结果根据多方面分析推断，北京有人保他，却可能是更高层的已发话了，便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是罗海雷谈论他这本著作时喜欢采用的词句。他说，这也是他父亲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态度。

（十一）迎来文学创作高峰：罗孚“临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罗孚在北京蛰居了十年。这期间，罗孚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他写了《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等书，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几十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和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写了《燕山诗话》。

返港之后，从1993年至1995年间，罗孚在香港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岛居新语》《伪自由语》等为栏目继续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现已出书两部。这些文字叙述他自己的生活、创作历程和内心活动，并结合文坛的旧事新事，抒发自己的感想。其中记录最多的，就是罗孚在北京时期与文坛人物的往来。在他的笔下，有冰心、夏衍、聂绀弩、沈从文、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王世襄、黄永玉、刘宾雁……等等如雷贯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这等的小人物，当然还有人们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罗孚在《北京十年》“前言”中，自谓此书“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诗讽赫鲁晓夫，并非伪作；潘汉年夫妇骨灰终迁葬于八宝山，官方无言。正史失真，令人兴叹。”此书篇什发表时，正是以其“真实”、“趣味”、“野史”在海内外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

例如改名事。罗孚被“假释”时，当局好心将他改名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写错了，成了“史临安”，错打正着，不就是临时安排么？罗孚却想到“临安”就是古时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经用过“史复”作笔名，便“附庸风雅”请人刻了一方图章：“临安史复”。罗孚还打趣说有人错得厉害，写成“史灵安”，居然要他永远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风婆子”郁风……这些风趣的文字，来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书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调侃……从这些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罗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间，他游走于社会，与北京的文史、艺术界诸多友人重叙契阔，诗酒唱和。聂绀弩1982年写给罗孚的《步和史复见赠》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鲁公应赏此情痴。千年绝塞千山雪，一树梅花一首诗。月满庭除花睡处，日航天海酒醒时。古今中外谁诗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灵活现描画出他们当时相处的情景。罗孚在北京的软禁地有画家华君武相赠的一幅画，上面题字“上不必骄奢，下遗无须悲怆”，这就是罗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诗话》自序中说，“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许多人说，能把这样的假释日子，过出诗意，也算是罗孚的生活功力了。参透人生的罗孚，早已不计较名利得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际，经历沉重打击，能处变不惊，沉着应付过去；后来在身体健康备受各种病魔侵袭时，也有幸能处理得当，力挺过来，好好地活着，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寿。也正是因为罗孚具有这样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经沧海客，又赏狮山云”的淡定，才会在逆境中迎来文学创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罗孚在逆境中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过去。在编辑自己的散文集时，他坦率地承认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读。1988年，在《感慨万千》（此文收入《丝韦卷》，作为代前言）一文中，他说：

“……四十多年来，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最要命的是，当写下这些假话、错话时，自己却是很为严肃的，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真实无疑，正确无误，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现在大梦醒来，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实和正确到了哪里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虚。”

又说：

“……真是以其昏昏，导人昏昏。自己愚民，执行的是愚民政策！”

罗孚写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后来写下《丝韦的自我反左》一文，对罗孚的反思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陈子善教授谈到《北京十年》时说：“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北京十年》连载时就引起轰动，两岸三地许多学者都称赞有加。董桥等人评论称《北京十年》是“罗孚的代表作”。人们指出，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十二）“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罗孚回港后已非“昨日之我”

罗孚“临安”北京期间，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事件，无疑就是“六四”事件了。

“六四”期间，罗孚忘记了自己怎么说也算是个“囚徒”的身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也独自去过天安门广场几次，在那个非常的环境下见到他那些北京文化界的老朋友，还静静地跟随学生示威大军参加过游行，附和那些“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群情激昂的口号。罗海雷在他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情不自禁地挥笔这样热烈赞叹道：

有福的是能在北京，亲眼看到了长安街上如海如潮的游行示威的群众，百年难遇，父亲却遇到了。幸何如之？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倾盆大雨中，和千千万万人站在一起，接受瓢泼般的雨水的洗礼，实在何等痛快！

罗孚的确感到有福，他自我庆幸。1993年他回港后接受电子传媒访问时，这样说：

“如果我这十年，还是照样在原来的工作上面，我又得在这讲很多假话，比如说六四。要么我就不做，六四以后，要么我就自动挂冠而去，要么我就得转軚，转軚就要讲违背自己的假话。”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还是“洗具”？不管怎样，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获释回到香港时，带回一首在京就已写下的五律：

曾经沧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

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浊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罗孚摆脱束缚、不愿再为马列传经的心愿，在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发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来居留过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经去掉了这一重束缚，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觉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小心谨慎……，要按照甚么教条，教义，甚么本子，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么，什么是他想说的话呢？

他首先为香港“六七暴动”道歉。罗孚回港后第一时间于1993年3月15日在《当代》杂志发表文章，向暴动中受影响的人士特别死伤者公开道歉，是第一名当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开道歉的人。认识罗孚多年的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表示，罗老总最难得的地方是勇于对自己过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这在左派中是很难得的品质。那次由左派发动的严重灾难，除了罗孚以外，未有左派领导人向巿民道歉。左派应向他学习，他这种风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作为一位资深报人，罗孚当然对新闻自由问题感触最深。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罗孚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表示，百年《大公报》的前五十年值得人们追忆和纪念，而后半段则乏善足陈。他说，百年《大公报》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大公报》一旦成了党产，还有什么“四不”可言？罗孚举出“八九民运”为例，报纸口径一夜之间就从反对李鹏转到支持李鹏，这就是“党、卖、私、盲”一应俱全了。

罗孚心头一直想着“六四”平反问题。他回忆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到政府会向学生开枪。他认为“六四”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双输”结果，真正令他对共产党感到失望。罗孚曾出席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他觉得，夜还长，还是“如盘夜气压重楼”。他希望，照夜的烛光依然需要点亮，让香港的烛光成为照亮中国人社会的永恒之光。

罗孚恳切期待北京能够推行政治改革。他说，他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当时他到广州出席地方庆祝活动，他和他许多文化界朋友是何等兴奋！他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极力鼓吹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思想熏陶下，跟着共产党并从事新闻工作以期参与实现这些伟大理想的。但是，后来这些“承诺”都变质了，不见了。当年预告是建立联合政府，后来都不是了。他回顾说：八十年代邓小平曾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并让赵紫阳作出研究，最后没有推行，后来又发生“六四”事件，以后政治更倒退。

罗老家人说，罗孚生前遗愿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平反“六四”。这是他生命最后二十多年来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是他的不散梦魂。

（十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罗孚绝笔

不理解罗孚者当然很难理解他的这个遗愿——他把“中国好”与“平反六四”连在一起。

在审视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一生的时候，在审视他们所经历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我游动的思绪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台湾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发行，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当年，年青的贾樟柯在他小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偶然看到消息，无比激动，甚至是深为震惊——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他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贾樟柯回忆说，《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他的脖颈。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导演的贾樟柯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聊天，这位主席的一个观点让他深以为是：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他想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贾樟柯觉得整部电影像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命运的法则高高在上，却从来不给答案，内心偶有感动与落拓，竟无法准确描绘，激情丧却，空留一地残骸……

1989年之后过了二十五年，贾樟柯这位中国独立电影导演与编剧人在国际上已名闻遐迩。他去年编剧与导演的最新作品《天注定》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受多国观众热烈好评，本人也应邀担任今年电影节的评委。可是，这部剧情片至今未能获准在中国上映。

《天注定》取材于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邓玉娇、重庆的周克华以及富士康的跳楼惨剧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讲述几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这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故事，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滋生的社会背景，包括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以及个人的精神困境。贾樟柯肯定亦很无奈，给电影起了这个“天注定”的名字。这部电影所表现的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以及这部电影自己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国度，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罗孚于2011年6月杪在儿子罗海雷那部大著上亲自撰写的“代序”。罗老用的题目为：“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太触目惊心了——这是龚自珍的诗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龚自珍写下四首七律《释言》，流传下来的这首云：“东华环顾愧羣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龚自珍多年来批判现实，倡言改革，写了不少锋芒毕露的文章，发表不少惊世骇俗的言论，多触时忌，冒犯上层，给自己带来不少忧患。他做此诗，表面上是自惭、自悔、自解，其实多为反语，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对自己的嫌弃，曲折地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罗老在“代序”中说：“许多朋友劝我写回忆录，从来都是敬谢不敏。说来惭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也曾向往狂热‘斗争’，忘我‘革命’，到头来，却被抓将官里去。”罗孚引用了鲁迅的诗句。1933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一是《呐喊》，一是《彷徨》。《题〈呐喊〉》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确，“积毁可销骨”，文祸像幽灵一样，是权势的伴生物，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出手，置文人于死地。此诗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当时鲁迅纠结、痛苦、郁闷的心境。但历史证明，鲁迅的“纸上声”绝非“空留”，罗孚当然对此非常清楚。

罗老的“代序”，不但将龚自珍的诗句作为题目，文中还借用他的《己亥杂诗182》中句子：“误我归期知几许？蟾圆十一度无多。”罗孚让人们不能不联想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那两首名诗。其一：“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其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龚自珍深沉的爱国情怀真是天日可鉴。而罗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此时已是年老多病体衰，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他极力振作精神，撰写了这篇“代序”。这是他的绝笔。再过三年之后，在2014年5月2日这天凌晨，天门洞开，仙乐四起，罗老看到他的爱子海星，踏着祥云，前来迎接他，于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罗孚的去世，象征着中国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时代的终结，也预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执着地要人们相信：“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又一次，我们在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那样跃动……

（写于悉尼，2014年5月20日。）

2014年5月25日后记：

2014年5月24日晚七时，罗孚追思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5日上午十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骨灰将洒于广西桂林的母亲河漓江。

罗孚灵堂灵位旁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等人题写的挽联。纪念册上印着黄苗子当年手书的聂绀弩赠给罗孚的诗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遗照四周摆满花圈、花篮，敬献者包括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及夫人、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香港政府新闻处长聂德权、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和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等人。当天下午五时起，香港各界人士陆续前来吊唁。《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总编辑贾西平、总经理盛一平、副总编辑李启文、主笔叶中敏等，皆到现场鞠躬致祭。在追思会上致悼辞者有：《新晚报》前副总编辑郑纪农；《七十年代》创办人、专栏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陈松龄；徐复观之子徐帅军；《文汇报》前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陶杰父亲、《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香港收藏家、罗孚生前好友许礼平；蓝真之女篮列群等。

在追思会上，孻子罗海雷对父亲的一生，用四点作了全面的概括：成为很多人的伯乐、有好强的好奇心、长时间有独立思考及对历史有全面认知。

刘再复先生所撰写的挽联，则对罗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精炼、准确的描写：

“受伤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后期真精彩；

落难成正果，止于大彻大悟，晚节显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