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等中共红色后代进入政治权力核心层，加之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厉行反腐得到部分中共红色后代的站台与支持，中共红色后代俨然成了中共政治中一道亮丽风景。然而，或许不为外界所知的是，针对中共红色后代又衍生出“红二代”与“官二代”两个不同分支，且两者互有“看法”且彼此认知互成鸿沟。
如果进行粗略简单的划分，红二代基本上是官二代，但是官二代不一定是红二代。红二代指的是中共开国元老的子女，而官二代是官员的子女，但是这些官员并没有参与开国，例如被招降纳叛的统战对象子女，或者因为年纪关系，来不及参与开国，也就是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所以与“红”沾不上边。
中共红二代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图源：VCG）
尽管相比于中共“红二代”这一群体，中国“官二代”名头没那么大，但是“官二代”远较“红二代”人数众多，且随着一众“红二代”渐渐老去，“官二代”却正处在上升通道。目前中共官场“官二代”，最负盛名的要数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现任中共丽水市委书记的胡海清，以及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子、现任中国铁道部部长的李小鹏。
正当中共习王反腐大刀阔斧展开推进的2014年11月，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受访时言辞激烈地说，不排除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胡木英并认为不能把这些腐化堕落这称为“红二代”，称之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破坏了中共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父辈的教育。
胡木英发出公开指责并有意将“红二代”和“官二代”做出人为区隔，似乎也间接回应舆论场中的一种论调，即红二代指斥官二代挖了中共红色政权的“墙角”。而彼时，除了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尚未有中共红二代因贪腐身陷囹圄。以至于中共红二代被部分舆论视为中共政坛一股“清流”。
因为红色基因的天然传承，中共红色后代似乎有着浓厚的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和政权不能在这一代手里丢掉，这俨然成为了红色后代们的集体意识形态。红色后代们一边连接着父母一辈，一边连接着红色政权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利益，这也使得他们是中共政权的天然支持者。
身为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的胡木英前述观点在中共红二代中很有代表性。中共十八大甫一落幕，红二代曾组织千人规模聚会，胡木英曾高呼：“今天，我们党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社会主义几乎到了被抛弃的关头，在人们失去了理想，只为钱拼命的时候，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泛滥等等社会毒瘤现象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能看着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和平演变的丢掉吗？不能！”
针对中共官员理想信念的丧失以及贪腐盛行，习近平甚至曾撂出狠话，“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有人威胁我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
然而，政治原因人为将中共红色后代划分为理想信念红色基因十足的“红二代”以及大面积贪腐的“官二代”，有其巨大的风险。那些不时有贪腐消息传来的“官二代”们，对理想中的“红二代”铁板一块“清流”形象也多有腹诽。
在舆论场，中共十九大前中共红色家族一度有负面消息传出，问题主要集中在“红二代”们凭借政治资本迅速敛财方面。这已经引起中共元老和中共高层的高度警惕，高层并做出了相关约束和规范。有港媒消息指中共元老宋平于2016年初秋在北京香山与红二代谈话，要求他们校正自身利益，约束子女及其亲属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活动。
更早前，中共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第4期的《中国新富家族》一文中披露，在
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是构成新富豪的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因而可以说，是否理想信念丧失以及贪腐，主要还不在于是“红二代”还是“官二代，这”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权力监督和限制权力的问题。理想信念与红色基因固然在中共建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理想信念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淡甚至丧失，片面强调理想信念与基因是靠不住的，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有效解决天然就与权力想伴随的权力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