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与中国竞争做好准备拜登当务之急是这三件事

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随着本届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对当选总统拜登新政府的政策讨论也随之展开。面对新冠疫情肆虐、经济大幅下滑、社会矛盾尖锐、选民政治歧见深刻的艰难局面，拜登新政府在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外交政策上最紧迫的事务是什么？

让美国民主制度更好运转

“对拜登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大使（Winston Lord）告诉美国之音。洛德大使说，他看到拜登当选总统有三项最重要事务：首先，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更好运转，治愈这个国家，结束痛苦的分裂，使我们团结起来，尊重这些年来两党总统共同遵循的法治、人权、规范，从而使我们成为民主的典范，具有可传播到国外的有效软实力。其次，要通过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两党共识，增强国内硬实力，投资我们的未来，以便我们可以与中国竞争，即基础设施、教育、能源、先进科学技术、人工智能、5G等等。”

第二项最重要事务是加强盟友合作、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洛德大使说，只有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才能“使我们在与中国坐下来谈判时能对中国有更大影响力，” 洛德大使建议美国重返奥巴马政府倡导的、特朗普总统退出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TPP）。

结成对抗中国统一阵线

他表示，由于欧亚国家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侵略性、人权侵犯和经济犯罪，“因此，我们应该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不仅是真正的盟友，而且应该与一般的朋友合作，以便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

洛德大使指出的第三项最重要事务是重返国际组织。他说：“美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中重新赢得领导地位，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该组织在大流行早期表现不好，但美国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设法解决当前的大流行，并阻止未来的大流行，” 以及重回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

洛德大使强调，这三项最重要事务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体现国际领导，而不是把领导权让给中国。“一旦确定了这一点，并在头几个月里开始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才可以考虑与中国人坐下来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拥有更强大的地位、对中国的更大影响力，以及获得中国人尊重和妥协意愿的更好机会”。

洛德表示，在此期间美中两军仍应保持联系，“以防可能发生的事故和计算错误，这会很危险。但除此之外，在确定所描述的这些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前，不与中国进行双边大型会晤。”

拜登应继续现有外交政策

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是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他建议当选总统拜登继续沿着现有的美国对华强硬路线前进。

“我们正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正在弥补过去造成的破坏。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投资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让我们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加强国际秩序、民主原则、法治、人权、公民自由、自由贸易。所有这些能使人们发挥真正的潜力。我认为，无论谁当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停止了对贪婪说‘是’，我们开始对原则说‘是’。”

斯伯丁曾任驻华武官和特朗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他于2019年出版了《隐形战：中国如何在美国精英沉睡时悄悄夺取世界霸权》一书。

他批评老布什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对北京软弱，“我们一直在扭转过去的坏政策，从老布什总统时期以来，他基本上避开天安门大屠杀，允许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进入我们的社会。”

但是，当问到是否担心拜登的当选会给中共喘息机会时，这位以批评中国闻名的专家也强调美国应注重加强自身。“美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集中于我们的工业政策，恢复制造业。这是无论谁当选都要发生的事情……未来4年会看到许多制造业的恢复，美国会实行保护美国人、美国关键行业和制造业的工业政策。”

他还指出，下任美国总统应加强“对科学、技术、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就应该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斯伯丁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不会下降，还会上升” 。

美国人本质上仍是全球主义者

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0月29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说，美国人本质上依然是国际主义者，并不赞成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佐利克在小布什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助理国务卿。他对“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挑战，对小布什政府期间以及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过很大影响。

他说，如果拜登胜选，他的过渡团队应该记住前白宫幕僚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1981年对里根总统的建言，“你有3项优先：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和经济复苏”。

他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需要把重建信心的经济计划跟新冠病毒治疗和健康政策结合起来，重振信心，向沮丧的人们伸出援手。”

他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紧迫的国内事项：持续的大流行和磨损的健保制度；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多数弱势群体落在后面；移民政策令人沮丧；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种族紧张。“

佐利克表示，拜登将领导一个反特朗普的广泛联盟，但不一定是拜登自己的计划。他的团队应记得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在民主党主导国会和很高期待下当选的，但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均遭失败。”

重返重大国际协议

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11月2日在《世界政治评论》撰文认为，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转。“拜登的胜利将否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6年帮他赢得白宫的‘美国优先’纲领，以及用以巩固其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心态。”

美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2015年加入的、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巴黎协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推迟了明年举行的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可能会视其为重申美国承诺的重要机会。

帕特里克认为，拜登上台后会立刻恢复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作用，逆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他说，通过简单的行政决定就可做到这一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于2021年7月6日生效。

帕特里克说，拜登将重回伊朗核协议以恢复美国在核不扩散中的信誉，“拜登将扭转特朗普政府对核武器的过时和危险的强调，降低其在美国国防政策中的重要性，并努力防止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新的冷战式军备竞赛。”

在国际贸易上，帕特里克表示，“拜登与特朗普的分歧不会那么戏剧性，但仍然很重要。差异的程度将取决于民主党的哪个党派，是进步派还是温和派主导。”

美国外交精英并未脱离美国公众

特朗普“美国优先”主张一般被认为是对过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大修正。但《外交事务》杂志11月3日发表5位学者合写的文章《美国愿意与世界交往（Americans Want to Engage the World ）》，把他们最近对800多位美国外交界人士的调查，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公众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2020年年度调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美国外交事务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包括结盟、贸易、移民、美国的国际角色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看法重合度很高，证明了美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并没有与美国公众脱节。

文章说，比较中显现出一个一致的模式：“两组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全球主义政策，尽管精英组支持率更高。”比如，就美国是否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97%的精英回答是肯定的，而公众组是68%；对贸易问题，99%的精英和74%的公众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

与此同时，很少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撤回其对国际伙伴关系的承诺和开放的政策，仅9%外交精英和24%的公众支持美国减少对北约的义务；仅3%的精英和27%的公众支持美国应减少合法移民。

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外交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认知差别，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在缩小。比如，对特朗普总统的移民和贸易政策，公众的认知实际上是在精英的认知靠近：公众支持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的比率在2016年和2020年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公众支持减少合法移民在同一时期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公众希望撤离北约或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同期仅从21%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24%。

为与中国竞争做好准备 拜登当务之急是这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