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把知心的朋友还称为“知音”，甚而更雅些称为“高山流水”。这都是从古代“伯牙善鼓琴”与“钟子期善听琴”的故事里凝炼出来、被人们经久不衰运用的一个词汇和成语。

这是个版本不同的传说故事。但最基本的故事情节都是依据《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又《列子》亦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江河！’伯牙所 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 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哉？’”在以后的故事传承、演变中，越来越增加了故事性，地域性和人物的性格，使其更为生动。而且人们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当今湖北汉阳就是这个传说故事的发生地，汉阳龟山西麓、月湖南侧有“古琴台”，又称“伯牙台”，就是后人为纪念俞伯牙和钟子期而建的，如今已成为旅游胜地。

       传说中，伯牙俞姓名瑞，伯牙是他的字，春秋时楚国郢人（在今江陵一带）。他在晋国作官，是一位外交官，又是一位著名的乐师，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当时在民间就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荀子.劝学》）的传说，意思是讲，只要他奏起一曲，就连正在吃草的马也会仰起头来聆听。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年：那次伯牙奉晋主之命使楚，并回家省亲。在归家的路上，巧遇正在山中打柴的樵夫钟子期。两厢“辩琴论艺”，意气相投，伯牙心中暗想此人非俗士，亦为山中“隐士”也？于是，抚琴始奏一曲，志在高山；钟子期听了，赞道：“善 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续奏一曲意在流水，子期又赞道：“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心中暗道，一曲“高山流水”喜遇知音，俩人结为挚友，并相约于明年 中秋在钟家重聚。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当伯牙按约重回故地时，钟子期已不幸离开了人间。伯牙面对一丘新土，抚琴祭奠，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子期，诵云：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杯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 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诵罢，伯牙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 摔，摔得玉珍抛残，金徽零乱。并诵曰：“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由此，“高山流水遇知音”传为佳话，千古不衰。这个故事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和明末话本选集《今古奇观》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有详细描述。而“知音”，“高山流水”的典故也由此变得更加生动起来。

在中华民族语言的传承里，经年累月凝聚起来许多成语故事, 都在有意无意地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这里所叙述的“知音”或“高山流水”的故事，绝不仅仅是说音乐上的知音，来赞颂那个弹琴的 “高手”和懂得音乐的“行家”，恰恰乃是通过这“听音”之难，说明交心、知心；交友、知己之难，而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成为说明、阐释这种思想的一个媒 介。李白诗“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欧阳修诗“戏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叹知音难”，还是今人如叶剑英元帅的 “莫叹少知音，伯牙悔碎琴。”何尝不是对人世间至真至纯的友情的赞叹！

这使我又想起了历史上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中那位大名鼎鼎的嵇康，和他与其好友山涛绝交的故事；想起了嵇康的那篇著名的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竹林七贤”本是那个时期志趣相投的名士，特别在政治上，他们绝不与正在得势的司马氏集团为伍。在这七人中间有个叫山涛的人，字巨源。后来跑去司马氏政权里做了官，并想推荐并反复劝说好友嵇康也出来做官。致使嵇康非常气愤,于是写下了这篇酣畅淋漓的与他的朋友山涛绝交的书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书信里，嵇康提出了一个交友的重要原则：“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就是说，作为“相知”，朋友，最重要的那是要懂得对方先天的秉性，进而帮助他实现其天性，那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和“相知”。嵇 康尊崇“老庄”，信奉“自然无为”之道，所以推崇“天性”，按如今的言语，我们也可以把“天性”理解为一个人的性格、志趣和爱好。这确实成为“知己”、 “知音”的一个重要条件！嵇康在书信中，具体到山涛拉他出来做官这件事，用了辛辣讽刺的语言，泾渭分明地表现了自己的观点说：“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意思是说，你不能觉得那是一顶好帽子，就勉强习水性的越地人也来戴这帽子；不能自己喜欢腐烂的食物，就用死老鼠去喂养鸳雏。其实是检点自己的交友不慎罢了。

与之相反，历史上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可谓是真“知音”。他们相识于1932夏天的上海，俩人直接交往不到两年，可是，鲁迅认为瞿秋白才是真正懂得自己杂文价值的人；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撰写长篇《序言》，序言中的见解也深得鲁迅赞赏。此后不久，鲁迅手书一幅对联赠瞿秋白，其中就有人们非常熟悉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名句，手书内容虽是录清道光人的文字，但却表达了这位大文学家对“知音”的认同，对友谊的珍惜！

所以，人生历程中，得一知己那是很难却很惬意的事；知音、知己，相知最为关要，难怪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就唱出了那句“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心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