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年2月初，胡仄佳离别十年后又从新西兰返回澳洲定居，给我们悉尼华人文化圈子带来一阵惊喜。

她走出中国国门最初是到了澳洲，应邀举办私人“贵州施洞苗族刺绣收藏展”，本以为一年半载便返回四川老家，谁知个人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三年后，却再度移居新西兰。

那时我不认识她。我从新西兰移居澳洲的时候她已经从澳洲移居新西兰。第一次看到“胡仄佳”三个字是2000年10月在悉尼《东华时报》上看到她从新西兰发来的一篇题为“灵山”的随笔。此文不是写高行健，却是写高行健英译者、时任悉尼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对她给予慷慨帮助的陈顺妍博士（Dr. Mabel Lee）。文章文笔流畅，感情真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01年9月，我回到度过十多年难忘岁月的奥克兰参加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年会，始见到胡仄佳本人。我感觉是，这是一位沉着坚毅很有自信心的女性，并不爱甚至可以说不愿或不屑在大庭广众中显露。再过了两年，2003年8月，我和仄佳刚好同时应中国国务院侨办之邀，参加“海外作家访华团”，在十几天里，一起到广东、山东、青海、北京参观访问，也算是一个机会得以对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集的观察、了解。最近，我又一次拜读了她惠赠的两部散文集——《风筝飞过伦敦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和《晕船人的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和她作了一些谈话，我想我可以尝试解读胡仄佳了。

 

二

 

我一开始就对“胡仄佳”这个名字纳闷：何以狭窄就好呢？现在我豁然醒悟：原来这是一个预期否定答案的反问句！名主且以十五年的生命实现了这个预期！

 

三

 

胡仄佳小时候见父亲的面不多。那时候她太小太不懂事了，还不懂父亲读剧专时有过一段因“勤工俭学”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少校译电员的经历，不懂政权更迭后父亲虽为省歌舞团所重用、却同时又是被“内控”使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旦政治运动来时，便被拉出来作为现成的靶子慢慢打。而那时候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父亲有过多少次收审关押，写过多少多少检查交代，小小的仄佳都不知道，父母不讲她更不会问，只知道父亲经常不在家。等到文革她才知道，原来不常在家的父亲，并不都是随团演出或到乡下采风，其中缘故深着呢。直到那时之前，父亲于她，都是相当陌生的人。

这一位父亲，以大半生的苦难，一再告诫孩子们：“你们长大后拉板板车都要得，千万碰不得文字，白纸黑字，错一个字都要命。”

于是仄佳被张罗学画。蜀中著名的工笔大师朱佩君便收了这个徒弟，去她家学画她最擅长的工笔鲤鱼，描长长的不断气韵的线，学着在纸底纸面技巧地不着痕迹晕染烘托，朱老师拿出她珍藏的张大千留下的敦煌壁画线描做蓝本，临的纸张越来越大。胡仄佳是稀里糊涂地画，朱老师却还喜欢她，说她“笔资好”，有灵气。但仄佳实在很对不起老师，不知为什么工笔画的清雅似乎留不住她恍恍惚惚的心，去老师家渐渐少了。父亲又找到省文联的几位画西画的老友，求他们教仄佳画素描水彩油画。这样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年，1978年，胡仄佳竟意外地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不过她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迷茫。个性颇为反叛的她，在学画上规矩地顺了父亲的心意，骨子里却以不上心的方式在消极抵抗。大学四年和后来的美术教师、美编摄影等职业，人虽是在画画的圈子兜，心却始终与此有距离。

原来，胡仄佳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梦。

小时，她爱看书爱得有点无缘无故。她完全自发地找到什么就自己不求甚解地看，当代的、古典的、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书一阵乱看，读着读着就做起些孩子气的白日梦来，憧憬着什么。

几十年来，此梦不散，为时代、社会和父母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所压抑的欲望并没有消失。等到在国外定居下来，一回头，仄佳终于还是走回当年父亲一直阻止的文学道路。

此时，胡仄佳老迈的父亲再无半个反对的字眼，再过几年，便骤然离世了。仄佳每念及父亲，便悲如地下之泉，常在一个字一阵风间涌现。风清月明时，可做些父亲生前喜爱之物烧送与他？这是朋友的建议。但所言令仄佳哽咽：父亲物欲极淡，祖屋被无端充公，亦不动索回之念。他爱烟酒如命且乐于与人分享，又能戒之断然。他文人一生，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以何祭之？泪酒又何堪？仄佳尤感惘然的是，父亲去世之后，她曾在父母狭窄家中的杂物堆里拼命翻找，想找出父亲写过的大批作品，哪怕它们都是遵命之作，里面也该有青春的火焰与热血？更想找到他写下的无数检查交待，里面必然有一介草民面对历史的悲哀与无奈？但她找不到片纸只字，父亲仿佛在有计划地退却了断，竟在喧哗的尘世中留出一段无望无求的空旷。

胡仄佳只能告诉自己，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充满遗憾地轮回着，她父亲并没有真正地离开她，在她的言行举止上，在她的血液细胞中，无处不在地跃动着父亲的基因。

当时，也许正是在狭窄的曲折的缝隙中，奥妙的基因，如一棵小芽，以她的顽强，为日后冲出缝隙，为日后的发展，集聚了旺盛的生命力？

 

四

 

胡仄佳生长于四川成都。老家四面环山山山相连，城市人挤人，人山人海，连小巷里都挤满人家。对此，她有一个真切的记忆：

 

夏天闷热的夜晚，街面上乘凉的人多如牛毛，胖人恨不得在腋下夹只大竹筒退凉，瘦子也抱着冷茶不停地喝，熬到皮肤开始清爽时，人都迷糊得站不起来了。孩子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鬼，精神得很。星光灿烂，偶尔一颗流星烟花般地划过，让人突然间觉得天地近得不可思议。（“故乡的声音”，《风筝飞过伦敦城》，页36）

 

少时的记忆，故乡的记忆，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是无论如何也是温馨的，宝贵的。例如，胡仄佳还记得：“乘凉乘到深夜，肚子也开始乱响，那时端得出的夜宵常常只是一豌红油素面，但葱蒜味浓浓的，让人胃口大开。因为静，这味道和吃的声音也传得很远。”（同上）

 

这情，这景，也是无法忘怀的啊。

但天外有天，大凡一个人，总渴望追求故乡记忆以外的新奇。胡仄佳是其中一个，她走出国门。

当时是中国人到澳洲留学的高潮期，国内特别加开了班机。那天她独自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侯机大厅里拥挤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活象森林大火或大地震前的骚动，空气紧张得充满着动物本能的惊惶失措。

只身离境的她，无人为她而哭，或没人与她对哭，而别的老少众人却哭成了一锅粥。在旁边看人哭，尤其是看男人们痛哭特别惨不忍睹，心碎悲伤的男人哭相特别难看，胡仄佳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安全检查大厅的玻璃门，终于要把妻子丈夫爷娘和远行人分隔开了，人群开始莫名奇妙拥挤到暴烈的地步。大玻璃门墙先是发出胸腔肋骨被压榨出的细细噼啪声，猛然间轰的一声破响，玻璃碎片随大面积的惊叫声撒落一地，带有清脆尖利的残忍。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被挤得披头散发满脸通红，她从人海中逆流勉强冲出来，嘴里不停地说：“太可怕！太可怕了！”她是不懂这些号哭拉扯着不愿分离的人们，为什么又同时争相往海关里挤？

时代变了，这种场面也许永远都不会重现了。通情达理地说，这种情况也不好过分伸引以用作什么概括。不过，不知为什么，胡仄佳十几年来始终记得这一幕。

胡仄佳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梦到过海，这样，当她飞越万里，当她到达澳洲，发现旷达的大陆上，高山湖泊沙漠什么都有，还四面环海，而海的深沉海的蔚蓝，都远远超出想象，那种狂喜是旁人难以体会得到的。

后来，胡仄佳又再度移居新西兰，更与海为邻了。她初到新西兰那阵，以为呆半年一年就走人，没想到这么一住就是十年。十年经历浓缩于一本《晕船人的海》。书中，她审视的就是新西兰这块土地的方方面面。二十九篇文章，说山道海，谈新西兰的城市农村和自然，侃新西兰的政治体育与文化，也聊新移民的别人及自己。胡仄佳发觉，时间越长越感受到这小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就像新西兰出产的红白葡萄酒，它们并无法国意大利葡萄酒优雅而高贵的世界名气，更无俄罗斯和中国白酒的烈度霸气，但新西兰葡萄酒却不乏环境赋予的自然清醇，风格口感也许淡泊，其精神品质却全然独立，颇有品牌水准，其价值已经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赏。

胡仄佳对新西兰的描写亦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而为读者所喜爱。美国著名评论家董鼎山说，他没有到过新西兰，由于路途遥远与自己年事的增长，此生恐无望要去这个他极欲一游的国度，因此特别细心地阅读了《晕船人的海》，特别觉得此书的珍贵。董鼎山还指出书中另一动人处是，胡仄佳娓娓叙述了夫婿祖先自英国移民至新西兰的历史。（董鼎山，“从古希腊到纽约双塔──读《珍奇之旅》人文随笔丛书”，香港《大公报》，侨报副刊，2003年10月10日））

我同样珍惜此书，但原因刚好与董鼎山相反。我在新西兰住了还不止十年，我热爱那里的人那里的环境，我的学术品格是在奥克兰大学形成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与这个蓝天白云之乡分离，不论我此生会涉足到什么地方。

胡仄佳的情感与我完全一致。因此，我真切理解她为何每逢有客人从国外来，一定要带他们去海湾看看。海像永动机似的不停起伏，没个静下来的时候；海湾里密密的桅杆，远望去颤动交错的节奏神秘。胡仄佳神迷了，便有哲学家般的感叹：

 

此时深呼吸默默望海，海对我而言，便有如同宗教形似天体的意义。私欲自大膨胀起来时，既超不过占整个世界百分之三十的陆地，更无法抵御海洋的浩瀚深远无边，我自问，知否？（“望海”，《晕船人的海》，页6）

 

初次印象，刻骨铭心。胡仄佳第一本散文集《风筝飞过伦敦城》便是描写初到海外，在异国他乡领略到的种种感受，格外新鲜、深刻、有趣。例如，中国人老爱说雷锋精神怎样怎样。仄佳在澳洲人新西兰人身上，便一次次确切地见证了那种宽容精神、助人为乐犹如活雷锋的习性。生动感人的记录，可以在“梦回北澳”（页109-119）、“北上达尔文”（页27-34）等等篇章看到。在“情说舔犊”（页155-157）一文中，仄佳更娓娓叙述她所受到的一次强烈的感动，我相信读者也会感同身受——她第二次婚姻带来的新西兰婆婆决定用她的钱一视同仁为三个孙子成立教育基金，尽管她的大儿子与这位婆婆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中国人有很好的古训，但认真实行的不算太多，而仄佳在新西兰，在自己的新家里，切实蒙遇了此等善缘。

她那位不太懂中国文化，与她结婚十三年来至今中国口语单词量没超过五个，平时却喜欢妻子做的川菜且支持妻子写作的丈夫，更是一个范例。胡仄佳的“鬼画桃符”对他来说无疑是天书，仄佳发现他从未把她当作什么“才”来供养，但也从来不要求她做为经济动物赚大钱与他齐心治家，都想不出丈夫为何宽容到让她这麽没头没脑地写下去。生活中同文同种的夫妻最后成冤家的不少，而胡仄佳的异国婚姻却协调出了这不算短的温馨岁月，成就出仄佳的上百篇文章问世，也许不能只用“运气”来解释。

胡仄佳到达澳州时几乎一无所有，随身仅带了刺绣收藏品和几件换洗衣物，好奇心却比什么都强烈，她的视野渐渐打开，澳州、新西兰这两个国度以立体而真实的面貌出现在她的眼前，看自己看这两个国度的视点变幻中深了些，不由自主的大国国民心态少了些。在好奇审视周围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开始学会自审，学习在正常情况下作正常的人，学会在正常情况下理解非正常的人事。她的书是诚挚追寻精神家园的文化之旅。

在异国他乡，自然有种种文化撞击。胡仄佳感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每一个移民姓名之后皆有故事，或是精采绝伦或沉重不堪。就算平平淡淡的什么波折都没有，细究起来也是惊心动魄，背井离乡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跟到外星探险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事实上英语中就把所有外地人外国人戏称为“外星人”（alien）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人种肤色的无法改变，华裔走到世界那个地方都会是引人注目的群体与个体。生活在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度里，既要学会接受理解新的文化传统，又必须保持真实顽强的自我和东方精神，不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要快乐地生活，是胡仄佳这些第一代“外星人”一辈子都面临的艰难挑战与选择。

必须说，这个挑战的前景是可喜的。时空曾使东西方长期相隔，人以为东西方像两道平行铁轨永远不会相遇。而今东西方相遇不仅是事实，彼此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相似，而且还有相互理解的可能。这是胡仄佳的结论，而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几年前，她在一篇题为“白驹过隙”（奥克兰《中文一族》，1999年12月5日）的文章中能够说：

 

回望过去的十年，时光令我们年轻的生命从幼稚走向成熟，日子惊险万分或平淡地过去，平凡的依旧平凡。生活在新的国度里，我们的外貌和内心虽然改变了不少，已经开始把这块土地跟自己的血肉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孩子习惯这里的自由空气，这里的宁静安然，也许还意识不到这块土地抚平了我们身上多少由狭逼拥挤造成的紧张冲突感，意识不到如今我们是站在一块比以往稍高的岩石上，看世界，看大洋两头永远属于我们的国家，看别人也在看自身。在那令我们半生受益终身难忘的机遇中，我为这过去的十年赞叹。

 

胡仄佳移居新西兰之后，澳州这块大陆成了海的那一边，在她心底，成了精神上的第二故乡；现在胡仄佳返回澳洲，新西兰成了海的那一边，成了她精神上又一个故乡了。“希望仍在，也许不仅仅是在海那一边！”这是《风筝飞过伦敦城》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当然。相信生活的变化，视野的开阔，会激发胡仄佳更多的情思，会更加深她的思考。

 

五

 

本来，胡仄佳就自觉自己是个奇怪的、兴趣广泛多样的女人。滑雪、开车、钓鱼、丛林散步、露营、美术、音乐、戏剧、阅读似乎都为她所爱好。好吃也还会做，手巧能干，性格既直也曲，有时聪明有时糊涂，能闹也能静，一个既非“淑女”也非彻底“疯丫头”的人种。她发觉，从事写作，实际上一直是她心中最隐秘强烈的愿望，为什么要写？写了之后怎么办？从未想好，也许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是盲目的，虽然表达的过程中会出现某种意义，但那不过是自然的走向和流露罢。或者也可以说，两次婚姻与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里，本身就是种强震荡，新的更为宽松的世界释放了很多压抑已久的感受，从死去的婚姻中解脱，从新世界中找到自我和自我反省的可能，用写作的方式来表达无疑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或者就如她自己这样表白：“人有许多种存活方式，写作是我生存的通道之一。当我呼吸的时候并非要证明什么，只是必须而已。”（“在海那一边”，《风筝飞过伦敦城》，页246）

是在1997年的一个夏夜，胡仄佳开始在电脑上笨拙地学习打字兼写作。累乏中她也曾绝望过，不料手指下却悄然流露出一些深藏于心底的感受来。

就是这些深藏于心底的感受，让胡仄佳开始在文坛获得名声。

四川某杂志编辑李珊对《风筝飞过伦敦城》的读后感是：“你的文笔比较机警，幽默，干净，流畅，收放自如，女性的机敏使可圈可点的历史沉而不重。勇敢，真实，使你生活得很投入，自然而然地留下自己的一片风景。”

“乐观，开放的心态。敏锐，聪颖的悟性。文字富有音乐感。对多元文化的深思。”汕头大学《华文文学》主编于贤德对《风筝飞过伦敦城》作了这样的归纳。

“（你的）写作颇有异域生活气息，细腻而爽朗，写得相当不错。特别是你的‘故乡的声音’唤起了我不少回忆，我的儿童时代有相当长时间是在成都度过的，好些声音至今萦绕在耳。‘苍凉的青瓷器’写得也颇有味道。”原《随笔》杂志副主编邝雪林（司马玉常）这样告诉胡仄佳。

前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郝志达为《晕船人的海》作序说：“在她这本散文集中，确实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去审视，都可以给人带来对着宇宙之中蓝天白云故乡的神往，给你一种神奇美的艺术享受！”

也是来自四川的悉尼大学中文系讲师王一燕博士说：“你的文章可读性很强，风格清新，叙述平易近人，无矫揉造作之风，尤其是四川方言运用得风趣吸引人。”

“我读你的文章可谓爱不释手，你的角度都很特别，所发的议论又不空泛，已经深入到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这不是每个作者度能做到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四编室主任、《晕船人的海》的编辑李华敏得此结论，并向胡仄佳表示感谢。

“你什么时候操练的文笔？非常通畅流利，而且非常美丽。”《四川法制报》总编贾嶂珉甚至这样问道。

…………

什么时候操练的文笔？问题好像很简单，回答却很难明确。

胡仄佳回忆小时读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伯拉宫》、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泰戈尔诗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惠特曼的《草叶集》、莎士比亚的戏剧、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全不是一种路数的书籍；父亲虽然反对她从文，文革后期不知从什么地方也开始找回《古文观止》给她读，然后是唐诗宋词……这些都给了她以混合而奇妙的营养。那时她就开始模糊意识到，生命短促有限，却可以在想象中无止境的展开延伸，可以经由文字而穿越时空。

既然阅读是件美妙的事情，写作一定同样如此；既然阅读时非常喜欢语言文字传达出的令人联想不尽的魅力，写作时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字上下功夫。仄佳自嘲她的恍惚仍在，记不住人名地名，记不清时间地点，爱阅读却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她发现，在什么地方有意无意中还是沉淀下来很多东西。她好像并不写诗，但她的文字简练自然，时不时流溢着浓浓的诗意，“风筝飞过伦敦城”、“晕船人的海”，书名就很有诗意，又传达了全书的主旨，而且似乎并不经意。

胡仄佳的经验证明文艺各领域是相通的。她年轻时学画，对现在写作其实大有裨益，可谓是“曲线操练”。她发现自己有双观察细腻、看得见暗夜中朵朵开放的异花、看得出苍茫里山脊剪影中的浑圆、对色彩形象非常敏锐的眼睛。她还有对灵敏的乐感不错的耳朵。所以，虽然仄佳过去从不提笔，却能一写就写出富有自己特色的篇章。例如，在“梦回北澳”那篇文章快结尾的地方有一段描写北澳的夜晚，读来犹如身临其境，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触摸到，真真切切：

 

北澳的房子通常有漂亮平滑的木头地板，热脚板走在上面凉隐隐的。小动物们从百叶窗的间隔中自由进出，与人共享房屋空间。灯亮时分，透明粉红，手脚脸嘴精致如艺术品的小壁虎们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倒挂在天花板上，准备捕食体积巨大的扑灯蛾，它们轻轻的叫声，使我相信它们还有小鸟的灵魂。楼梯旁总有绿色的青蛙爬在房子的外墙上，相貌堂堂皮肤绿得发亮，脚指头上的吸盘使它能够轻盈地呆在任何地方，用手指轻轻触摸它一下，它会蹦到人的肩上。深夜，成千上万的小螃蟹摸上岸来，秘密社团似的聚会在楼梯旁的树林中，听到什么动静，就唏唏琐琐地四窜，声音象潮水冲刷树叶又象糖炒板栗的翻动，响动大得旁若无人。不知名的黑鸟象鸡一样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家养似的不怕人。（《风筝飞过伦敦城》，页119）

 

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仄佳能够以极其优美的文字，或直接或间接传达她富有哲理的思考，在文章里（常常在文章的结尾）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例如，紧跟上面的引文是下面这个结尾：

 

躺在这样的屋子里，趴在地板上静静地听下去，听热带暴雨的突如其来，听那些只有一面之缘朋友们的话语，从百叶窗间轻轻荡过，风声卷起了带有万年印记的尘埃。听土著人在荒原丛林里吹响“笛嘱维嘟”（didgeridoo），像听到了他们灵魂发出的呼喊呻吟。我在这些响动声音中渐渐入睡，梦见达尔文犹如一座巨大的热带花园，还梦见自然世界以它静默的时间沼泽，吞下人类中的狂妄自私，贪婪愚昧。（同上）

 

又如另一篇文章“莽莽群山”，临近结尾有这么一段文字，竟然如此密集地呈现着纷繁的思绪，关于历史，关于未来，关于时事政治、社会人生，关于美好、丑恶，关于眼前的、逝去的，凡此种种，都一起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真是神来之笔：

 

“身在青山恨青山，离别青山恋青山。”爱恨也许是人生奋斗挣扎的最大动因，倒是这山见惯了不知多少人世沧桑，千岁夕阳。当年的淘金者挖空了几座山头，带走的未见得都是财富欢愉，留下的也未必都是遗憾。站在这新西兰天高地远的大山上遥想，如果说山脚下的小城代表着人间的舒适繁华，那么在这山顶上也嗅到万里之外纽约的世贸大厦残骸废墟飘来的令人窒息的烟尘。当超常规意识的战事出现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理性地展开之际，脚下的安宁，这山的沉稳，就值得格外珍惜。（《晕船人的海》，页53）

 

阅历多了人便成熟起来，眼界开阔了，浑身筋脉通泰，思考也深邃了。所以我其实不能说“喜出望外”，所谓“功夫在诗外”，这是仄佳多方面修养的必然结果啊。

 

六

 

2003年8月，我们“海外作家访华团”在中国大陆参观访问的时候，一路上也对如何为世界华文文学定位等问题交换意见。我和胡仄佳、张翎（加拿大女作家）等人都一致认为，过去一百多年来海外华人传统的、正宗的、不容置疑的“落叶归根”的思想意识现在已经发生几乎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常在描写海外华人的作品中所见到的情惨惨悲切切的“游子意识”现在已经明显地与时代与当今天下大势脱节，事实上也已经在今天有分量的作品中退位，现在不管是海外华人生存之道还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之道都应该是——或者已经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个话题我们在第一站广州时也与国内的同行讨论过，在最后一站北京时甚至向有关官员反映过，并得到极好的回应。8月29日，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中新社社长刘泽彭先生在钓鱼台宴请我们时，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移民外国，过去被认为是抛弃祖国，很不光彩，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到外国发展正是表现中国人的开拓精神，这是大好的事情，越发展越好，越发展越应该鼓励赞扬！

我在胡仄佳身上，在她的作品中，正是看到了一种拒绝狭窄守旧、追寻广阔拓展的情怀与美感。

“人类本质中有象候鸟逐水草随气候择居的本能，过去翅膀被捆住的时候，飞翔只是悄悄的愿望，现在能飞就飞吧！”胡仄佳在《风筝飞过伦敦城》一书的结篇“在海那一边”（页246）曾经这样自勉。

那么，仄佳，就飞吧，继续飞，不停地飞，越过海那边，越过海这边，更加广阔，更加高远……

 

（2005年3月17日于澳洲悉尼）

最初发表于《澳华新文苑》第181-183期以及《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