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岳阳楼如此出名，也因为一篇〈岳阳楼记〉。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邀请他的老朋友、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为岳阳楼作记，结果造就了这篇不朽的文章。

论者都说，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气势阔大、恣肆淋漓。议论和记事、写景、抒情交融一起，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而议论字数不多，非常精辟，起统帅全文的作用。最出奇制胜的是，文章的题目是“岳阳楼记”，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对整个工程只做一般性社会背景的勾画，作为文章缘起的说明，放在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几语带过后，便去写洞庭湖——“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声明“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而且“前人之述备矣”，不必再重复多写了。转而不惜文字，泼墨如注，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进一步把八百里洞庭风光描绘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但这亦不是文章重心，实则只是铺垫——以洞庭湖水的波澜衬托自己胸中的波澜，衬托最后一段着力抒发的“古仁人之心”：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就此表达了自己的忧乐观，文章便以最亮点断然结束。如此别出心裁，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文章语言也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珠走玉盘般的四言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字句锤炼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的“衔”、“吞”两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稍微留意还会发现，〈岳阳楼记〉无一处写实景，不像〈滕王阁序〉那样，恣肆描写当时楼台景物，这实在是范仲淹聪明之处。事实上，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岳阳楼记〉，并非在岳阳楼写成，当时范仲淹遭贬知邓州，是在邓州写好了文章，再派驿使专程送到岳州交给滕子京（关于这一点，也进入金文明与余秋雨的笔墨战，见〈月暗吴天秋雨冷〉）。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并没有来过岳阳，滕子京因此写求记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写作参考。而范仲淹的确才高八斗，果然不负所望，只凭一图便写就一篇千古雄文。

〈岳阳楼记〉一共三百六十八字，文情并茂，特别最后一段，表现崇高的思想境界，读来感人肺腑。〈岳阳楼记〉著名，论者都认为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思想境界令人敬重。此文一问世，就把前人的光芒掩盖了，使得中国历代诸多的楼台记都黯然失色。有〈岳阳楼记〉为“斯楼之伟观增重”，天下名楼不能不推岳阳楼为尊。今天，提起中国的名楼，首先想到岳阳楼；提到岳阳楼，首先想到〈岳阳楼记〉；提到〈岳阳楼记〉，首先想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真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以文存”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岳阳楼了。

十

到过岳阳楼的游客，都会很奇怪地发现，以同样紫檀木雕刻的〈岳阳楼记〉有两副雕屏，分别镶嵌在楼的一层和二层大厅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里有一个故事。据说，其中一块〈岳阳楼记〉刻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大书法家张照的手笔，其书法、雕刻，加之上乘的木质，堪称世间佳品。后来有一位当地吴姓县官，也擅长书法，竟模仿笔迹重抄一遍，也用同样质地的木板雕刻，作得一模一样，想以此而名垂千秋万代。刻字匠对县官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心怀不满，又不敢违抗，便将其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居”字的一撇故意刻得很细。县官没有看出问题，便命人挂上了。但故事还没有完。县官把张照写的〈岳阳楼记〉拆下来放到船上企图运去不为人知的地方，不料船行至洞庭湖中时风浪大作，船翻于湖中，县官便被淹死了。后来张照的作品被打捞上来，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坏。由于真假两块〈岳阳楼记〉的笔迹极其相似，都可视为书法珍品，所以就同时挂在岳阳楼上（二楼所挂为张照真品）。

我无从考究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我想，权贵附庸风雅，自古有之，但这位县官太卑劣了（另有关于他的更卑劣的传说），假如当时像现在两作同挂高堂，还不失为一件美谈。不过，他为了一时虚名而真的赔上一命，也够惨的；若是后人为了宣扬报应说，硬要他一死了之，这个报应是否残酷了一些？

不管如何，这个故事旁证了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在历史上一直是为大众所崇敬的，包括其中不容任何作假的正气。

关于范仲淹的为人，和范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范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这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正贬官在外，可谓“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仍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崇高的志向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怪不得几乎一千年来都为中国人所传诵，所推崇，连刘少奇也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范的名句，要“以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向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学习。

也有异议者。明代李贽在《焚书》中就讽刺过范仲淹，说“进亦忧，退亦忧”是“两头马”。近期更有论者根据某些史书如《宋史·滕宗谅传》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某些记载，一口咬定滕子京“道德不佳”，进而否定其“哥们儿”范仲淹，再进而否定〈岳阳楼记〉，声称要打破对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的迷信。

关于滕子京的问题，反驳者指出，司光马的《涑水记闻》不是史书而是笔记，《四库提要》据此把它归在子部小说家类。而且，书中所记关于滕子京劣迹两条，是“君贶云”。君贶者，王拱辰也，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对范搭救滕极其不满。这样一个人“云”政敌之“软肋”，其可信度一般要打些折扣。其实，《宋史》是这样论定滕子京的：“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当官而死后无余财，以今天的标准看，是大大的不错了。

否定者说〈岳阳楼记〉一篇文章，脍炙人口，读着有劲，却原来近乎假大空，一开篇就肯定重修岳阳楼是政治修明的结果和标志，明显是浮夸不实之辞。关于这个指责，如果认可前段的说辞，应该会觉得是过于偏激的。

否定者更提出这样的观点：浮夸，可以说是中国的大传统。不仅文学作品、家乘野史难免浮言妨真，正史也一样地“惩”恶“扬”善，掩盖事实真相。赞美一个循吏良臣，动辄什么弊绝风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不是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吹得那么好。持此论者分析道，浮夸的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久盛不衰，在文学家，是为了增强作品感染力，强调、渲染得过了头；在谋士纵横家，是为了互相标榜，引起人主的重视；御用文人，则是因为人主乐于颂圣，为他“润色鸿业”可分享一杯羹。

这里，说着说着，竟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大问题，中华文化的大问题，内中有数不清的分歧以至对立的观点。如果再来一个中西比较——中西伦理道德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中西文化、文学、文字比较，应该是很有趣的。可惜本文只是一些杂乱的随想，这些问题就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了。

有一副长联，由窦垿撰文，何绍基书写，把岳阳楼千古兴衰展现得淋漓尽致，亦依稀表达笔者此刻的某种心情：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城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2005年11月12日于澳大利亚悉尼，发表于《澳华新文苑》第190、19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