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步辇图》：对病态民族主义心态的反讽

在沈嘉蔚这一年完成的画作中，作为主系列《后千年圣约》的第四幅，是大场面的《1972年步辇图》。

如沈嘉蔚每一幅《后千年圣约》系列画均与一两幅美术史上的名作有关一样，这一幅《1972年步辇图》在外貌上几乎是初唐大画家阎立本《步辇图》的复制品，不过大小悬殊，阎画高仅38.5厘米，他这件作品几乎有两米高，四米宽。

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宰相的场景，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第一幅政治历史画（阎官至宰相，画的很可能是他亲眼见到的场景）。这是一个喜气洋溢的和亲的场面——禄东赞是来迎接远嫁吐番王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的。唐太宗由九位宫女簇拥，六位抬步辇，两位打扇，一位撑伞。禄东赞由一位红衣官员引领，一位白衣译员随后。按照当时的规矩，人物造型的大小以他们的政治地位所决定。唐太宗最为巨大，宫女最纤小。吐番使者比唐官小，比译员略大。

沈嘉蔚在他的《1972年步辇图》中，将毛泽东置换唐太宗，尼克松置换禄东赞，周恩来置换唐官，基辛格置换译员。宫女、仪仗一应不变，只是宫女戴上红袖章，上有“忠”字。置换的人物，均保持原来的大小与基本姿势不变。

在画的左上角，这位假托的“宫廷画家”（与阎立本之于唐太宗一般地位）以篆体题道：

“西历一千九百七十二年春二月廿一日壬子美利坚合众国大统领尼克松谒见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主席时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作陪”。

沈嘉蔚原计划只为“再见革命”个人画展画关于文革的画。但他画完《1966北京吉普》变体之后，即出现《1972年步辇图》的构思。显然，“再见革命” ，即使是为了“告别”，也使沈嘉蔚处在“重逢”的高度激动中。此时的他，创作灵感有如瀑布倾泻，一发不可收止。这一幅《步辇图》完成后，由于展场限制，已不能纳入“再见革命” 画展（现交给雷‧休斯画廊参加另一个集体展），但在沈嘉蔚这批创作中，这幅画不仅是不可分割的一环，而且还十分重要。

文革中中国外交的空前大手笔就是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庄则栋“乒乓外交”发轫，导致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最后达成中美两国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么一个中美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非常富于戏剧性，而且竟然简直就是出于毛泽东一人一念之功！（根据多份权威数据记载，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球队访华，毛本来已同意了外交部及周恩来的否定意见，即：“暂不宜邀请访华”。但在当晚毛服食了安眠药后准备睡觉前的一些时间里，他叫秘书读几份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比赛的新闻。当毛听到美国运动员与庄则栋相遇并产生的后果时，猛然起身，叫秘书通知外交部，马上把那份他已经在上面签阅的文件取回。毛在原件上改写为：“请美国乒乓队访华”。秘书不相信，再次问道：是同意吗？毛回答说：这次我是吃了安眠药，说话也算数。）

周恩来是此事件当事人之一。他向来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机智潇洒，善于应对各种极为复杂的外交问题。但在《1972年步辇图》此画中，周的形象，并不同于人们从摄影集中常见的潇洒。沈嘉蔚说，据许多记载与回忆，周与毛的关系在晚年实质上已沦为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以至于江青要他养女的命，要他忠仆的命，周都可以乖乖交出。难怪周要憋出三重原发性癌肿来。

因为《1972年步辇图》是中国“宫廷画家”作品，画中的尼克松、基辛格之流不过是“夷狄”。夷狄自然小于中华国人。虽然在任何观察家看来，尼克松访华是一次双赢的政治交手（尼克松方面也是大赢家，因为他也成功地打出中国牌，并且此举成功必将帮助他赢得下届大选），但在此画中，尼克松与基辛格不得不屈居小丑的角色。

《1972年步辇图》主要是表现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和他的“伟大思想”的。人们观看此图，自然把毛泽东和唐太宗联系起来。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君主之一，毛在他著名的《沁园春‧雪》词中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可见相当重视之，只是不如自已而已。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自然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这幅画是以一种荒诞手法，假托是一个毛皇朝的宫廷画家作画纪录与歌颂毛泽东一生中最值得吹捧的业绩之一：与最主要的宿敌美国恢复交往，以共同对抗近邻强敌“苏修”。这是当代“三国演义”的一幕。毛泽东一生出演或导演过不止一次“三国演义”，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日方和蒋方合演那次。沈嘉蔚承认毛是这方面的高手。

任何人都会看出，此画的“歌颂”当然是一种强烈的反讽！毛泽东不可一世，但其可悲正在于：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视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搞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结果害了中国！

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沈嘉蔚此幅历史画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972年步辇图》强烈的反讽，是针对今日某些中国人高涨的病态民族主义的精神取向。

人们记得，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前，中国知识界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步步集中火力所抨击的是那种对根本性体制变革的阻碍。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八十年代未的“球籍”的讨论。但苏东巨变的发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政治的与社会的解体，恐怕是一种比停滞和保守更为严重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倡导。而民族主义也往往可以起到其它的意识形态所不能起到的一些重要作用。它可以在国民中造就一种共同意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可以起到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的内部分化导致不同阶层间的巨大裂痕的时候，可以使人们减少对这些裂痕的关注，而去更多地关注其间的一致性。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发现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不仅使西方由一个令人羡慕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对象，而且，随着国力增长，为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迅速复苏，特别在称之为“愤青”和他们的“说不师爷”的那些人中，这个复苏迅速转变为一种膨胀心理。这就为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民族主义会有助于中国的国际争斗。在二十一世纪前期，国际争斗将主要是在中美之间进行。在美国某些当权派看来﹐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既是左派的全权制﹐也是黄色种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大国，完全符合当选美国“头号敌人”的条件。有学者认为，站在中国的立场权衡，以共产主义抗衡民主主义，无胜算的可能。以民族主义抗衡霸权主义，短期内则可以减少损失，中期内可以打个平手，长期内甚至可以占上风。

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怪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消极特性如妄自尊大、排外情结决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或以为二十一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宣称：“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见《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4月第1版，页87）他们还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见《中国可以说不》）他们的极端主张使人担心是否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圣战”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或称“病态民族主义”，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成了政治狂人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

还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具有更为至关重要的含义。

在当代，如果民族主义作为手段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可取的、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所以，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就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保证。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沈嘉蔚在创作《1972年步辇图》以及“再见革命”其它画作时，认真研究了民族主义问题。今日世界不少乱象与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相关。沈嘉蔚忧虑：民族主义这头怪兽，一旦失去控制，会给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灾难。

对中华民族来说，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抉择是：能否自觉地、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并在文明世界中成为一个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方面，《1972年步辇图》的反讽，会有助于人们的思考吗？

《第三世界》：对混乱世界的革命的反思

沈嘉蔚从二零零一年年中至今年年中这一年时间完成的画作中，还包括大场面的《第三世界》，此画是主系列《后千年圣约》的第三幅。

画中人物，包括可独立占据一席的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一共九十四个，拥挤在一个不堪负荷的空间里。沈嘉蔚在一份说明中如此描述他们：

“在我这幅画里，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与宗教领袖，他们活跃在我出生并度过大半生的那个世界里。

他们是：好国王或坏国王；受人爱戴的皇帝或嗜血成性的皇帝；大小独裁者；屠夫与民主斗士；人道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仁慈的宗教领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或游击队员；暴力革命者或非暴力革命者；毒贩与窃国大盗；立国者与篡国者；极权主义者与分离主义者；战争狂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军与政治犯；被暗杀的政治家、总理和总统；继承了她们被谋杀的父亲或丈夫的事业的女士们；把玩AK47冲锋枪的儿童们；以及，千百万被害者的骷髅。

何其混乱的世界！”

中国曾经自己标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混乱的《第三世界》最中心的人物当然是毛泽东。

与他的其它作品一样，《第三世界》这件大场面的作品的源头也不是纯理论的思索，而是视觉母题的发展。沈嘉蔚回忆，它的最初构成（也即是现在完成的作品的构图重心），是受切‧格瓦拉被杀后的一幅新闻照片所启发。在那张照片中，一位玻利维亚军官站在格瓦拉半裸的尸体旁指点着向听众讲解。这一场景所呈现的构图特征与一幅伦勃朗的名作《解剖课》巧合。在那幅画里，一位医生正把躺在桌上的男尸的左手神经系统展示给学生们。沈嘉蔚结合他在红卫兵年代里的切身感受，立即想到医生的位置应该是毛泽东。毛是公认的游击战大师与成就辉煌的战略家，他自然看不起象小孩胡闹般提出什么“游击中心主义”的格瓦拉。毛的左手抬起格瓦拉的左手，沈嘉蔚想到比解剖更合适的是中国传统的“男左女右”看手相。毛在批判格瓦拉。于是传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全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应该从格瓦拉的失败吸取教训——毛不但预测世界革命的命运，而且掌握世界革命的命运。

沈嘉蔚接下来的思路是跳跃式的：毛是个成功的革命家，同时也由掌握国家权力而迅速蜕变为大独裁者与事实上的封建皇帝；以一九七四年毛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美尔达为依据（当时毛吻伊的手的吃相曾震惊全国“革命人民”），伊美尔达象征“专制独裁”与毛相携；而格瓦拉与毛的暴力革命手段由布尔布特导致最极端的结果。作为与此相对的另一条路：非暴力革命，则由甘地为代表。这样，这五人构成画面重心。

一些共产主义革命者围绕在毛周围，其中有的早已与毛一样成为了独裁者甚至屠夫。毛以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学生，但其实没有一个人在听他训话。毛的右上方是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革命的主要领袖霍梅尼。霍梅尼高举右手，指向取代了他的后起之秀本‧拉登，以及“九一一”的场景。

作为非暴力革命者加上奉行民主原则的代表，还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阿基诺夫人等人。他们占据与毛、伊相对称的画面另一中心。而画的正中，是当今世界热点中东。拉宾曾与阿拉法特历史性地握手，现在阿拉法特又把手缩回去了，而与他俩共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佩雷斯，处在尴尬境地。中间最前方，是正在练瑜伽功的本‧古瑞安。这位以色列的国父脚朝上头朝下，象征其事业的艰巨甚至不可能性。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的脚羞辱着他被害同志阿连德的凶手皮诺切特。

与画展中的两幅汽车系列相比，《第三世界》是一件复杂得多的大作品。这件作品要讨论的话题相当广泛，如果将观众可能的解读包括进去，其话题将更为广泛得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革命”。沈嘉蔚曾认真思考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算不算一场革命。现代通用的“革命”释义已不是“汤武革命”的“革命”，而是西方的定义。它指对政府的颠覆，或生活方式的彻底变更。沈嘉蔚说，文革本身是毛泽东在被迫害妄想症与领袖欲双重推动下发动的大胡闹，但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它仍应列为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总称为“中国革命”的这一场大革命之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以暴力为主要手段，与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同为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三场暴力革命，影响深远。尤其在二战后半个世纪里，第三世界受其影响，风起云涌，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互相交织，成为这五十多年历史的主要叙述内容。

沈嘉蔚对革命的反思是深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是痛苦的。例如，在这幅历史画里，如果说沈嘉蔚对毛泽东这位许多中国人仍尊为伟大的革命领袖表现出明显的不敬和讥讽，他对切‧格瓦拉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

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些荒诞混乱的革命岁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格瓦拉带领他的游击小队进入玻利维亚的深山，开始他“把革命推向整个拉丁美洲”之梦。与此同时，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沈嘉蔚从血统论红卫兵的监督劳动地逃出，与另五个非红五类的同学开始三千里的步行，从家乡走到北京。次年夏天，格瓦拉与他的队员陷入绝境；沈嘉蔚被对立的组织抓去毒打一顿。十月九日，格瓦拉牺牲；沈嘉蔚在他家乡一场大规模武斗中幸运地逃过死神。

这样的对比有点不伦不类。与格瓦拉的死亡之旅相比，沈嘉蔚这种红卫兵的遭遇算得了什么？不过时至今日，沈嘉蔚还是看清了这两者对照的意义。当时他以为自己在投身与格瓦拉的事业相一致的世界革命，为此他不惜献出生命。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由于时空的差异，格瓦拉正在拼死开创的革命，此时已在中国开花结果——结的是毛泽东极权专制的苦果。为了把这一极权专制推向“史无前例”的程度，毛以“革命”的名义，借助沈嘉蔚这一代人对革命的狂热崇拜，用千万条生命为代价清洗自己几十年的追随者，并把全中国推入血海之中。

沈嘉蔚还看到，中国不是唯一的尝到革命苦果的国家。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这个绝妙的名称是毛老人家的专利）的“革命”从斯大林的苏联开始，横扫一切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

沈嘉蔚问道：如果革命必定带给人民如此巨大的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而且，沈嘉蔚也为自己对格瓦拉的态度所困惑：为什么在他对格瓦拉的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之后，却还是如此喜欢他呢？

一九九七年，格瓦拉离世三十年。这一年，经过有心人的努力寻找，他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掘出来。这一具没有双手的骷髅，令人惊心动魄！世人重新忆起这个曾经在世上到处游荡的共产党幽灵。特别是沈嘉蔚这一代人。沈记得，他少年时代珍藏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就是格瓦拉与毛主席握手的照片。而一九六七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格瓦拉被CIA指导下的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恶耗时，又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 “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样的红卫兵们的心。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格瓦拉受到他们特殊的尊崇。尤其到了七十年代初，沈嘉蔚有幸接触到十三级以上干部方可阅读的内部书，读到格瓦拉最后日子的日记与苏版传记后，这个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更成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偶像，成为遥远的十九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小说中睡钉板的青年革命家的当代化身。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可能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苏再世。一个CIA军官用手合上他的双眼，但它们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动。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切‧格瓦拉的几个部位画了与耶苏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

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堂吉诃德正是格瓦拉的一个偶像。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下令让国家出版局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堂吉诃德》，印数十万套，赠送给青年，“让所有的人都读《堂吉诃德》。”

格瓦拉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今天，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比尔‧盖茨旋风比当年游击中心什么的来势更为猛烈。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格瓦拉精神的确不死，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刼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这一点可以相信。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如果说这些年来沈嘉蔚一直在痛苦地反思，那么，今天，沈嘉蔚反思的痛苦更为巨大。沈嘉蔚毕竟曾经是一个热烈地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对格瓦拉的感情不但是深厚的而且是永存的。历史的乱麻还在继续纠缠，并可能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