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4月27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名叫王申酉，当时默默无名；而今天，在十四亿中国人当中，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也太少太少了。

王申酉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63年，十七岁的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习勤奋，关心时事，立志当科学家报效国家。当时，“左”的思潮已很盛行，王申酉把他的不满和思考，在日记中写了出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上初中到大学一直写了许多年），结果给他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文革”开始，他被抄了家，日记被拿来公开展览批判，红卫兵用皮鞭抽打他，随后送他进监狱。他被关了两年释放出来，学校不给分配工作，留校（包括一段时间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当了十年“待分配学生”。他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当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1976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他给女友写了几十封情书，文辞优美，思想深刻，有的纵谈人生理想，有的抒发对音乐艺术感受，洋洋万言。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却横加干涉，竟要姑娘与他断交。王申酉悲愤极了，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后来，在监狱里，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这封信重写出来。王申酉在六天内写出，洋洋洒洒六万字，内容包括：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革”，关于毛主席。审判员从他的〈供词〉得出结论：他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运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为彭德怀、邓小平翻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王申酉获悉这个大喜讯后，以为他的苦难生涯该中止了。他梦想出狱后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在“两个凡是”（即指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指挥下的专政机器，还是在无情地运转。真是晴天霹雳！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些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五十六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六分钟通过一个。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而当晚，他还在狱中苦读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思考哲学问题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个摘要。

而第二天，1977年4月27日，在大雨如注中，王申酉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参加公审大会的三万人面前，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无情判决！他绝对想不到如此致命的判决，但来不及申辩一个字——根本不容他张口说话，便被立即押上囚车，押赴刑场枪决。

是年王申酉仅三十一岁!

二

王申酉后来获得平反。之后，1980年秋天，《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一行，曾到上海参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访。

金凤他们来到“公审”王申酉的普陀区体育场，又从会场赶到刑场。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钟时间。这也就是王生前走过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时间。陪同有当时执刑的刑警。他木然地指了王最后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时用的手枪，还给金凤他们看了王中弹后的照片。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凤他们访问了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此时他们目光呆滞，面部毫无表情。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一种回答——都声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金凤说，确也如此，专政机器，向来是奉命行事，哪有甚么司法独立？原上海市法院院长也访问到了。原本区法院对王申酉的判决是“死缓”，上海市法院亦已同意，但这个法院院长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当然，这并非表现他的“司法独立”性。他承认，由于他的私心杂念，害怕被看作“右倾”，便把对王申酉的判决“升级”了！金凤他们看了法院卷宗，又看了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讨论五十多个判决死刑案件的记录。真是杀气腾腾，平均六分钟讨论一个案子，不住的“杀”、“杀”、“杀”！金凤说，粉碎“四人帮”时，全国一片欢腾。可是人们高兴得真是太早了。他们怎能想到，半年之后，中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金凤他们来到当年关押过王申酉的牢房，这是一间关押十几名犯人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四人帮”倒台后，王曾不止一次遥望铁窗外的天空，以为苦难终于到了尽头。他们来到王书写〈供词〉的地方。一张三屉桌靠窗放着，窗外是两株榆树和一丛月季。如今榆树苍翠欲滴，月季也娇艳地盛开。金凤感叹地说，它们都是王申酉书写〈供词〉的见证！可惜它们现在生机勃勃，而这个人却永远离开人间！

金凤以一个记者所应有的良心和正义感，作了以上周详的采访，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初稿，发排成小样，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金凤。可是，令金凤大大出乎意外的是，这个领导很客气地说了文章写得很好，有时代气氛，有感情，有思想深度，文笔也很流畅诸如此类的客套话之后，却口气一转：但是，因牵涉到中央领导同志(指华国锋，是他当时主持中央，下令严厉处置所谓“恶毒攻击罪”的)，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苏振华同志虽然已去世，还有一些同志仍在，也不好办。总之，文章虽好，却不能发表。他对金凤客客气气地说：“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十年生死祭〉，香港《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二期，2002年5月31日）一声“哈哈”，金凤写的文章和王申酉一样，也被判了“死刑”！

金凤当然感到很遗憾。王申酉这个冤案虽平反，但是不能详尽地公开见报。而王申酉生前在写给女友的信中和在监狱里写的〈供词〉中，很希望将他的悲惨经历、心路历程写出来，传给后人特别是青年朋友。金凤说她手捧王申酉的〈供词〉、日记、书信，仿佛捧着一颗滚烫的心。

又过了二十二年（好漫长的岁月啊），2002年，历经周折，金凤和一位学者丁东编的《王申酉文集》在香港出版了。但是，此书始终未能在大陆公开出版，令人不胜感慨！也许内中有一条似隐似现的逻辑。人们不禁回忆起：当年，“四人帮”以及其他一些文革新贵们倒台后，社会出现一股批判的洪流，而这股洪流首先就是挑战已经去世的毛泽东。正是为了镇压这类挑战，上海的执政者选择了王申酉作为“活祭”！而后来，就是因为“活祭”这一点，上海市委常委们对王申酉的平反问题感到难办。为研究这个平反问题，他们先后竟开了十九次会。有人算过，如果每次会算三小时，十九次会五十七小时，三千四百二十分钟，是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所用的六分钟的五百七十倍!

三

人们会说，在王申酉这件事上，人间的荒唐莫过于此!但是，在当时一些当权者看来，他们绝非荒唐。虽然王申酉的观点，不过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他没有结社，更没有把他的主张付诸政治活动，但是，王申酉追求思想自由，便是“罪大恶极”，必须处决。的确，在王申酉的自白〈供词〉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罪行”：

我这一充满活动力的年青躯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

世界上有甚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

人总是要认识的，无论外界采取甚么最卑鄙无耻的压制也好，用虚伪的事产堵塞真产事物也好，绝对也阻挡不住人的认识，真理总会被认识的﹗

唉，困难啊，我们被剥夺了甚至获得充分知识的自由。

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像知识、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

为甚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王申酉在其自由思想指导下，充满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对某些人来说，单单这些批判意识，就绝对是“可怕”的──

1963年，王申酉指出，“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他批判思想独裁是1964年。在1964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1965年，他指出，“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1966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在同年7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

同年8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

再过十日，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1967年，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划了30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在写于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的〈供词〉里，王申酉全面地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在专制极权者看来，王申酉这些观点都是“十恶不赦”的。

“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制，我是一头坚强为铜的雄狮”——王申酉曾极其坚强而自信地宣布。他对毛泽东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真可谓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

王申酉终于死于专制极权。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是一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的先知先觉者。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他竟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祸害，真可谓凤毛麟角！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王申酉一些想法后来部分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有一些直到今天还是言论禁区。虽然四十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越来越难于绕开但官方却迟迟不敢触动的严重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儒家教育的文化使命有二，其一是唤起“卡理斯玛”（charisma）。所谓“卡理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使它保持尊严和威望。美国著名学者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泽东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分子的怀疑。余教授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政权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上海著名学者朱学勤说，王申酉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今，收录了王申酉一些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但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中国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朱学勤感到非常遗憾和无奈。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鈡沛璋先生在他的2002年文章〈我的期待〉（香港《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一期，2002年4月30日）中说，虽然二十年前，他已早就听说王申酉这个名字，但是在1999年春他第一次谈到他的被称为〈供词〉的自白时，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沉痛：王申酉是一位多么优秀的青年！鈡沛璋先生感叹道：

展望未来，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要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就需要千千万万像王申酉这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不为个人，而“为穷人翻身”，甘愿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申酉的热血〈供词〉，是为了唤起现代的青年。这也是我的期待。

但愿鈡沛璋先生的期待不至于付诸东流。

在上海法院卷宗中，还保存着王申酉考入大学时的准考证，上面有他一张小小的照片。这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年轻人，清秀的充满稚气的眼睛天真地看着看他的人。而那张行刑的照片，只见王申酉血肉模糊，圆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他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人间惨痛地质问：

为甚么要杀我？为甚么？为甚么？

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惨烈的天问还在神州大地回荡着。

1977年4月27日——让我们再一次记住王申酉被枪杀的日子吧，或者这有助于思考。这个日子居然是在据说文革所有罪恶几乎都可归罪的而且也是王申酉严辞批判视为死敌的“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

（后记：本文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有一段前言，见前文〈中国的马丁.路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