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离九摆六十公里开外的剑河县城，少小时的我和两个弟弟，每年的暑假或是寒假，总会有一些日子回到这里，到山上砍柴，到河里摸鱼，有时，还专门来寻找家乡独有的山兰花。那时候从剑河回老家需要搭三个小时的汽车去到排羊乡场，然后再步行六里地，爬过高高的排羊坳。几年前，一条简易的乡间公路修到了寨头，让回老家的路短了许多。
我是父亲的长子，需要在清明这天第一个给父亲的“棒亮”培上新土，因此，回到剑河的当天，我就驱车回到了九摆，住在二叔家，以便一大早能去到父亲墓前。
九摆是纯粹的苗家山寨，村里的人们大部分都是咱杨姓族人。父亲小的时候就是“孩子王”，后来到省城读书，被国家安排了工作，成为寨子里第一个有本事当“嘎雷”（苗语：当官的）的人，颇受人们尊重，无人不知。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兄弟几个也成了“名人”，虽然我们一年只在春节等节假日回去一两次，因为我们都着汉装，显得有些惹眼，每次回到家乡，年纪相仿的小孩子们都会聚拢来看我们，用手撑着下巴，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外面的事情。爸爸妈妈总会想法子买一些糖果交给我们，散发给这些小伙伴们。虽然当时我们家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也很困难，但是，与村子里的人们相比，人们觉得还是体面许多。
已经步入中年的我，阔别家乡已经太久，尤其是出国以后，回到老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那些昔日里一起捕鱼捉虾、爬坡下岭的小伙伴们的面容便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每次回去，他们总是能认出我们，叫出我们的名字，让我们既高兴又有几分尴尬。高兴的是，人们还记得我们，尴尬的是，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咱的同辈，还是比咱辈分高的乡邻。为了让人们不觉得咱们生分，每次见到那些熟悉或是不熟悉的面孔，我都会主动用苗语给他们打招呼，人们诧异而欣喜地回应我：“布林，孟舍巴得烘冈侯穆？萨喇得普目样！”（苗语：林哥哥，你还没忘了苗话？好久没见你了！”）
当我被窗外路上走过的牛群沉重的脚步声从梦境里叫醒的时候，已经是清明节的清晨。荷上一把锄头，我跟随二叔、堂弟们上山了。按照习俗，我为父亲的墓上培上了第一掊新土。虽然经历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父亲的墓丘依然没有长上绿草，我从二叔那里要来植草的任务，从山上挖来草棵，一点一点地铺设在父亲的墓上。当整个墓丘披上了绿色，我默默地跪坐在坟前，抚摸着黄土，父亲牵拉着我和我的兄弟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如书页般浮现在眼前。
那些过去的事，有的清晰在目，而有的，已经有些模糊。虽然父亲刚刚离开这个世界，萦绕着他的事件，已经有一些成了传说，离真实有了距离。我点燃了一炷香，随着香棍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檀香，试图用心去捏拢散落在不同人群里的关于父亲的故事……
父亲的出生年不详，只能从人们的回忆里去找寻。但不同人说出来的时间总是有着出入，最终只能推断，大约是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后半叶（而这一点，父亲却不认同，老年后，他总说自己是在四十年代出生，谁要跟他争辩，他就跟谁生气）。那个时候，蜷居在黔东南大山里的苗家人生计困顿，许多孩子都养不大，加之没有受教育机会，孩儿们出生的日子往往被父母忘却。
那一年，九摆平寨的杨家阿宕家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夫妻俩心里头都有着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于是给这个孩子起名“沙”，这个字是苗语里“富裕”的意思（笔者注：后来，“沙”给自己的儿子起名“林”，苗家起名的习惯是在姓氏之后按顺序加上自己、父亲以及祖父的名字，这就是我的名字“杨林沙宕”的来由。
“沙”就是我的父亲。
“沙”的降生并没有立刻给这个家庭带来富足，相反，这个小家伙却惹出了许多让老娘老子头疼不已的事情。他个头并不大，但是很胆大。对小伙伴很仗义，特别看不得有人被欺负，打架时敢玩命，“沙”因此被拥戴为孩子王，掏鸟窝、抓马蜂、撵山羊（打猎），都是他带头。寨上与邻村因山林、土地纠纷发生械斗，往往是他手提火铳冲在前头。1950年解放军一个据说番号叫681师的部队到苗家寨招募新兵，十几岁的“沙”扔下书包，瞒着老父老母第一个报名当上了一名卫生兵，可是时运不济，刚穿上军装没几天，就害了严重眼病，部队使尽了办法，也没能治好，将他退了回来。回到家里，福大命大的他，躺在床上，眼疾竟然不治而愈。部队早已开拔了，他只好又重新背起书包回到学堂。那时苗家人不喜欢让孩子读书，大人们认为，孩子长到十几岁，是个壮劳力了，犁田耙土都可以干了。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何喜欢读书，他回答说，我不是喜欢读书，而是不喜欢干农活。当时，要想不干农活只有一条路：读书。有这样的心志支撑，他读书特别来劲，初中毕业时，参加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考试，一举中榜。他欣喜若狂跑回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爹妈。那时初中毕业生不多，大中专招生往往招不满，因此不得不向外省如两广、湖南等地招生。而人们只要考上学校，那就将从此步入“嘎雷”（苗语：当官的）行列。贵州因为是林区，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林业部门的待遇非常好，因此林校是个很热门的学校。
哪知道，当父母听到这个消息时，不仅一点不高兴，反而埋怨他不懂事。那时，爹妈已经在他之后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粮食奇缺，生活陷入极度困难境地。孩子们处于长身体的年龄，一个个食量大得惊人，抚养六个孩子，无异于饲养六匹狼。“沙”作为老大，在父母的眼里，当然就应该为家庭担起老大的责任，下田干活，帮助父母养活全家。“沙”不干，跟父母死磨烂磨，目的就是一个，让爹妈同意他去省城林校读书。父母拿他没招，干脆把他锁在屋里，母亲使出苗家人最严厉的办法，每天躺着堵在家门口，这叫守门槛，如果儿子胆敢从母亲身上跨出门，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且将遭致各种灾劫。
被困在家里的“沙”费尽千般口舌，父母就是不让步，他几乎要崩溃了。虽然他把去林校读书视同性命，但是要他触犯家规从母亲身上跨出去，打死他也不会干。眼看学校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他越来越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终于，在一个无风的夜里，趁守在门口的母亲睡着了，他卸下被钉死的窗户，捆了一床被子背在身上，翻窗逃出了家。这样做虽然违逆父母的意志，但是没有从母亲身上跨出去，从道理上讲，没有触犯苗家家规。跑到村口的大枫树下，他面对家里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毅然离开了家，向州府凯里城疾步走去。
趁着月光，他步行了六个小时，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走到了凯里。他边走边打听客车站的位置，当他走到客车站售票口的时候，才想起自己身无分文，拿什么去买那八元钱从凯里去省城的车票？而省城远在四百多里以外，靠两只穿着草鞋的脚，怎么也走不完这段路。他万念俱灰，开始相信自己没有好的命。当他艰难地挪动脚步，不舍地离开车站，准备再次步行三十里，回到九摆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叫他的名字：沙，迭孟?孟谋咯地？（苗语：沙，是你么？你去哪里？）他抬起头来，看见叫他的是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哥，表哥在凯里住，有时会去九摆走亲戚，所以认识。他很高兴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亲戚，但是，回答去哪里的问题时，他的表情立马显得愁苦了。当表哥听说他是没有钱买去贵阳的车票时，马上牵着他的手，走回客车站，让他等着，那也别去。当表哥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去贵阳的车票，说：诺，我给你买了车票，好不容易考上了学校，一定要去读的。另外，这里是五块钱，你拿着，路上买点吃的。（有人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沙”发现自己没钱买票的时候，万般无奈之下，准备走回家，放弃上学。走到车站门外，渴了，去向门口一个卖粉的女摊贩讨一口汤喝。好心的女摊贩得知他的情况，慷慨地资助了他买车票的钱，才使得他如愿以偿去了贵阳。至于哪个故事更准确，只有去问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了。无论怎样，他得到一个人的资助的事情是真实的。）
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起这个改变了他命运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总是要叮嘱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就象这8元钱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不需要付出许多，一个小小的帮助，就有可能救了一条命。
因为父亲是从家里逃出来上学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得到家里的帮助。所有的费用，都是他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那时学校旁边有一个工地，要将一些坟墓迁到别地，没人愿意去干这个捡死人骨头的活，他听说了，表示自己愿意干。于是，每一天下课后，以及星期天，他都会去工地，挖开一个个坟墓，将里面的尸骨捡到新的棺材里，以此换来读书的学费和口中的食物身上的衣裳。
他没有多余的衣服，一年四季都穿的一件棉衣做外套。冬天天冷，不能换洗，就长了虱子。他只有趁寝室里的同学们都睡着后，就着手电筒掐虱子，为了掩盖掐虱子时发出的“劈啪”声，他每掐一下，就咳一声。夏天了，人们见他还穿着棉衣，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自己生病感冒了，怕受凉。他喜欢夏天，因为衣服穿脏了，可以拿到河里去洗。洗了衣服晒在河滩上，没有穿的，他就赤身裸体泡在河里，直到衣服晾干。
这一个个他讲起来如同轻松笑话的故事，让我每次想起都会不由自主掬下一捧泪，我无法想象，在来自全国好几个省区的同学面前，那个连说汉语都夹带着浓重苗族口音的瘦弱孩子是怎样度过那几年寒窗。但是，无论怎么艰难的脚步，父亲真的就走出来了。他毕业分配回到县林业局工作后，回到家里，父亲早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离去了，家里只剩下了妈妈。性格坚强的他落下了从来没有落下的泪。
父亲家的成分是贫农，身份又是少数民族，他学的又是当地很有前途的专业，完全可以过一个从此摆脱困境的生活，但是，命运却让他一生都将辛苦品尝。
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小他八九岁的汉族姑娘，她是个高中生，面容姣好，个头高挑（甚至比他自己还高出几公分），最重要的是，性情善良，从里到外、举手投足都牵引着他的视线。父亲认定这就是他一辈子要与之相守的人。当有人提醒他，这个女孩的父亲是被共产党镇压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军官），其本质是个四类分子的子女，他都全然不顾，他说咱苗家人不管那些，人好就行。我父母结合了，过着贫寒但却很甜蜜的日子，当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生活就将其严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我母亲来自另外一个县，结婚后，要去办户口迁移户口时，遭到从公社到县的当地政府（当时称革命委员会）的层层阻挠。父亲一气之下，大骂道：这鸟户口老子不迁了，一样过日子！当时的户口政策规定，子女的户口是随母亲的。当我这个大儿子出生时，母亲户口不在当地，于是我也上不了户口。这种没有户口的人，人们称之为“黑人”。中共建政后，户籍制度将人们分成了两种，一是非农业户口，二是农业户口。如果说非农业户口享受国家的配给制，有固定食品供应，农业户口也可以在农村耕田种地的话，“黑人”--也就是没有户口的人--既不能享受非农业户口的供应，也无田地可以耕种。从法律意义上说，活生生的一个人，明明活蹦乱跳的，却等同于不存在。一家人就指着父亲一个人的菲薄工资和粮油供应生活。
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日子还能凑合，当三个孩子都呱呱坠地以后，立刻显得窘迫了。为了生计，父亲去找林业局领导，让妈妈得到了一份装卸木头的临时工作。就是这样一份靠卖苦力挣辛苦钱的活儿，也没能干多久。因为有人告状，说有些贫下中农成分的家属都不能安排，却去安排一个成分为地富反坏分子子女的家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林业局的头头吓坏了，担心背上罪名，于是便辞掉了妈妈。人总得要活下去，妈妈总算找到一份“敲砂”的活儿，也就是用小铁锤将大石块打成用来铺路的小石粒儿，那时，我已经快一岁了。那一天，妈妈背着我去敲砂，她用背带把我放在路边，然后去干活。不知过了多久，一条毒蛇昂着头，悄悄地溜近了正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大概是心灵感应，妈妈抬头看到了这一幕，顿时魂飞魄散，大叫一声就冲了过去，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毒蛇被吓跑了，妈妈的心还在咚咚跳个不停。打那以后，敲砂的活她再也不干了。
后来，一个苗族村寨的支书经人介绍，找上了门，说寨上的民办老师受不了那里的苦，扔下几十个学生跑回家了，没办法，听说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城里没工作，想请妈妈去当老师。父亲说，我爱人成分高，支书说，不嫌弃她的成分。就这样，妈妈当上了乡村民办教师，薪酬是每个月10元钱，每年村里拨给360斤稻谷。这一干，就是八年，直到198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评上了中级职称，成为一名工程师，妈妈才转成了公办教师。
打那以后，父亲拥有了一段黄金期，开始一步步走入顺境，从一般普通技术干部提升为股长、副局长。但是，好景不长，1988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拘押，后来，虽被免予起诉，却让他的升迁之途戛然而止，被撤掉了副局长职务，职称也永久地停滞在中级职级，一直到退休。
2004年，我和妻子给父母办理了出国探亲签证，让二老去到了新西兰。本来想让他们在新西兰呆上一年半载，好好享受享受那里洁净的空气，看看优美的环境。可是，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现父亲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先期征兆。为了及早治疗，我陪着爸爸妈妈回国，去到二弟工作的成都，在那里找到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但是诊断结果很让人沮丧，确认是因脑萎缩导致的老年痴呆症。医生说，目前国内的医疗水平，对这种疾病还无法找到良方。
打那以后，父亲就开始卧床不起，直到去年九月去世，他在床上躺了足足5年……
清明节下午，来自剑河、三穗、台江的亲属们纷纷去到九摆，爬上枞树岭，到父亲坟前拜祭，随着上十万发鞭炮声齐鸣，扫墓结束了。人们熙攘着在山上围聚食饭。作为长子，我分头给每一个长辈敬酒，当敬到最后一个长辈，我的母亲的时候，那些对苦难日子的回忆涌上心头，父亲直到临终我也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的透彻心肺的剧痛再一次吞噬了我，我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跪倒在妈妈面前，失声痛哭……
小时候，家里那么贫困，有时候只能喝稀粥。看着别人家天天吃干饭，我问爸爸，为什么我们总是喝稀粥，爸爸说，喝稀粥好，稀粥容易吸收。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朋友家，他们请我吃干饭，回到家来，我告诉爸爸，爸爸，还是干饭好吃；父亲听了一句话也不说，只能背过身去，悄悄的流泪。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本来就瘦弱的我，瘫痪了，是爸爸连续一个月天天背着我上医院扎银针，让我重新站了起来。至今，我都还在怀念着爸爸宽厚的肩膀。当时我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好好报答爸爸妈妈，可是，今年九月底，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却还在外地，以致于没能够见到爸爸最后一面……
鞭炮的硝烟散去，我带着两个弟弟跪在父亲的墓前，我们发誓：虽然我们没能在您老人家在世时尽到孝道，今后的日子，我们要把对您的孝，奉献给跟你一道，用一辈子的心血哺育了我们的妈妈……
随着我们话语落下，一只红色的鸟雀从墓前高大的松树上飞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彩色的弧线，留下一声长长的鸣叫。
这一定是父亲在告诉我们，他听见了……
亲爱的父亲，祝您在天之灵，安好！
2010年清明 于贵州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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