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徵召到八一戰鬥兵團總部的「珠江縱隊」時,才二十一歲,大概是看中我在體工隊耽過,其實我只是打球的小軍官,踫過幾次槍,偷著跟軍體院的偵察兵學員,練過一招半式徒手格鬥。接到「調令」,心里還真高興了好幾天。
文革風暴中我們這個由复員軍人組建的戰鬥兵團,有二十五萬之眾,按軍隊建制,從司令部到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組織還很嚴密。由於十分激進而且戰鬥力強,曾被中央文革定性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大小頭目被廣州警司抓去關了起來,我也躲了一段時間。未幾又獲平反,在越秀山運動場開了平反大會,還記得軍區出動直升機撒平反公告的傳單,數万兵團戰士揮旗振臂,場面十分壯觀感人。
兵團總部設在豐寧路廣州衛生局大樓內,与二十四中一牆之隔,從大馬路進入樓內要經過一段三米寬、六十米長的窄巷。老兵們在三樓一扇窗後面架了一挺輕機槍,把大樓變成了一個易守難攻的据點。
我和「七中紅旗」的小任成了上下鋪的「戰友」,他小我四歲,父母都是教師,周未還送湯水來總部,就象探望就讀寄宿學校的孩子一樣,讓瘦高個子的小任坐在床沿上喝南北杏豬肺湯,兩位就默默站在一旁,充滿慈愛与擔憂的四目,始終沒有離開過小任。
枕邊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常被小任從上鋪伸手來苦苦乞借了去,他清秀的臉龐,埋在這部俄羅斯文學巨著里,對窗外呼嘯飛馳而過一車車紅衛兵置若岡聞。
三樓的密室里,住著兵團司令莫競偉,剛被人在大街上偷襲,潑了一頭硫酸,頭部嚴重燒傷,包紮著紗布只露出眼耳口鼻。我很少進入密室,里面牆上有張大地圖,用小紅旗標出我們這一派佔据的地盤,可以看見就在不到半公里之遙的惠福路,有兩三個插著白旗的對立面据點,由於經常騷擾附近我方的餅乾廠營部,所以成了我們一直想拔掉的眼中釘。
「珠江縱隊」類似當今的快速反應部隊,是從各個群眾組織里挑選出來的「精英」,配備的武器也不錯,各式槍械都有,我天生不愛踫武器,所以極少去動那些長短槍。領頭的老陳挎一支五六式沖鋒槍,當過軍分區司令員鄔強的警衛員,是廣州部隊的神槍手,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手榴彈炸斷了。
「珠江縱隊」的任務是保衛八一戰鬥兵團總部,另外還要時刻准備馳援遭到攻擊的各下屬据點,所以院子里日夜停著一輛解放牌卡車。天台頂的人防指揮部警報器常常響起,我們就要上車出發去參加「戰鬥」,真是一日三驚。有次小任父母也在,警報一響,他們可嚇壞了,小任放下湯碗,就硬要衝下樓去,父母又拉不住,幾個人扯成一堆。所幸老陳從院子里喊話,宣布解除警報,小任才得以把湯喝完,但他父母已臉色鐵青,苦勸兒子一起回家,小任自然是死不從命,兩老只得捶胸長嘆,低著頭離去。
那年夏天酷熱,很晚才入睡,市區里零星的槍聲,早已習以為常。突然警報大響,小任睡眠惺松地跟著我下樓,爬上「解放牌」時,老陳塞給我兩手榴彈。一眼望去車上巳站了七、八個武裝的大漢,人人神色凝重,心里便意識到這次行動可能不比尋常,上車後便低聲囑咐小任﹕「跟著我,有情況千万別臥倒,找個騎樓柱子靠著。」他疑惑地反問為什么,老陳喝止我倆﹕「不許講話!」
卡車從豐寧路拐進惠福路,前方傳來陣陣槍聲,路燈慘淡的銀光,透過密密榕蔭,掠過車上一眾人等,老陳簡短地介紹了餅乾廠据點今夜被對方偷襲并占領的戰況,把隊員分成三組,他率我、小任沿据點對過那一側街道推進,另外兩組,在街道另一側迂迴過去。
餅乾廠的樓房里漆黑一片,被赶出來的「八一戰鬥兵團」人馬在對過樓里,忿忿而混亂地打槍過去,廠門口內的沙包工事里,有一挺輕機槍穩穩當當地以點射還擊,每次四發,隔幾秒射擊一次。
老陳跟我耳語道,「這是個老手,千萬要小心,睇住小任,不要讓他亂來!」這時我覺察到我們這一組暴露在橫巷的出口,路燈恰好照著我們三個,正想往後縮回騎樓底下的陰影中,那老練的機槍手已經發現了我們,這次不再點射,而是扣住扳機,「突突突」掃射過來。
尾隨老陳往前一躍,到了騎樓柱子後面,聽見子彈打在水泥批蕩上的「洸洸」聲。我緊靠著柱子不敢移動半寸,回頭只見小任臥倒在巷口,對方又一輪掃射,清晰聽到「噗!」、「噗!」、「噗!」三聲,他巳連中三槍。
「小任中槍了!」
老陳聽我大喊,端起衝鋒槍一舉,兩發子彈打滅兩盞路燈,接著放平槍口,在對方射擊的同時又開了兩槍,只聽到餅乾廠門口機槍啞了,有人大喊起來﹕「走!快走!」
在對面兩組人衝入餅乾廠時,老陳也跑去會合他們,我回身去抱起小任,狂奔向解放牌卡車,急急趕往市二醫院。直到送入急診室,他一直像斷了脖子的小鳥,沒有把頭抬起來過,鮮血流在他和我身上,穿海軍服的醫生告訴我,小任已經死了!身中三槍,腋窩、腰部与腳踝,腰部那一槍是致命傷,擊碎了肝臟。
這時已是黎明了。
把屍體運回總部停放在飯堂的桌面上,和幾個隊員開車到冰廠去要人造冰塊,砸了半天門,出動手榴彈威脅要炸廠,才弄來七八塊冰圍在桌邊。我渾身是血跡,又睏又累,也顧不得洗換,倒頭就睡。
上鋪已經空了,他借去的《獵人筆記》仍在床上擱著,還是那個讓我罵了多少次都改不了的壞習慣,讀到哪里停下時,就把扉頁折角作為標記,睡前我張望了他折住的那一頁,恰好是「白淨草原」的結尾。
小任父母來領回兒子的遺體,我和隊員們聚集在飯堂里,向犧牲的戰友告別,莫司令告訴小任父母,一個省市各界造反派參加的大型追悼會將在文化公園舉行,這將是死者小任的殊榮,希望他們能參加。
小任的父親含淚并不作答,只是搖頭,做母親的一再伸手去摸兒子清秀而冰冷的臉,全然沒有覺察,腳踏那雙老舊的解放鞋,踩在融化了的冰水与血水里,那可是她兒子的血啊。
我收拾好行李,離開了總部,把《獵人筆記》留在小任的床位上,希望他的亡靈能常回來讀讀屠格涅夫的書,他走的時候確實太年輕了,才十七歲。
他的追悼會我去了,數萬名憤怒得面容扭曲的紅衛兵們,朝天鳴槍,高呼复仇,頭紮白巾,抬棺示威。小任的遺容由美院造反派畫成巨幅肖像,很有安格爾古典風格,表情祥和的他,在高墻上俯視著狂燥喧囂的熱血青年。
有輛「別有天」的靈車,在槍聲震天的公園外太平南路靜靜駛過,聽說那殺死小任又被老陳擊斃的機槍手,也在今日出殯。
(後記﹕這是我一段絕對真實的經歷,穿著那套染血的軍裝回到家里,把母親嚇了一跳,她洗了很久才把軍裝上小任的血跡冼掉。自此我從「造反派」轉變為「逍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