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以上文字問世於1901年1月29日，若隱去標題，沒有人會懷疑它們一定是哪位晚清革命者或革新派諸如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甚至光緒皇帝的手筆，但事實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它們系出自當時尚在流亡西安的清政府的“變法上諭”，也就是說，出於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這份上諭標誌著晚清政治改革的正式開啟。

  慈禧太后，這個被今人過於隨意的筆墨塗抹得異彩紛呈的歷史人物，在《大清帝國最後十年》一書中浮現出了她本來的歷史面目，她的銳意改革和洞悉大清帝國的積弊之深之痛，應該說是遠遠超過了那位“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光緒皇帝，她親手發動的這場晚清政治改革，其深度和廣度也遠遠超過了今人耳熟能詳的戊戌變法。

  李剛所著的《大清帝國最後十年》，開篇便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疑問：中國在晚清70多年（1840-1012）這一歷史階段到底發生了些什麼？難道真如我們想像中的那樣簡單——帝國的危機發自鴉片戰爭，然後歷經膚淺的洋務運動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維新，而後一路狂飆至辛亥革命，帝國大廈隨即猝然倒塌？

  作者質疑：“沒有晚清，何來何來‘五四’？要尋找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起源，不能僅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轉型時代”。而“五四運動”作為“一場規模巨大的知識份子參與的‘覺醒’運動，它標誌著中國新知識份子的崛起。那麼，這數以百計的新型知識份子從何而生？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短短七年時間豈能打造出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新知識份子群體？”

  此外，“北洋軍閥時期，混戰無窮，白骨千里，列強利用中國內訌爭相攫取我民族權益，大大延宕了中華民族近代化進程，……然而，大小軍閥從何而生？須知在晚清政府統轄下，它們曾被稱為‘新軍’，乃中國軍隊近代化之模範軍隊，何以一夜之間墮落為各自為戰的邪惡軍閥？如果整合得當，它們應該是效忠國家（帝國）而不是效忠‘某大帥’的私人武裝。”

  作為一個業餘晚清宮廷史研究者，我不能不佩服李剛先生研究視角的犀利與獨到。無論是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攝政王載灃、李鴻章直至宣統時代的“王室內閣”成員載澤、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在李剛筆下都凸顯出鮮為人知的一面。

  實際上，無論皇室內部還是官僚階層，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在孜孜不倦的追索帝國復興、崛起之術。晚清最後十年發生的政治改革，其變革內容相當豐富，其深刻程度猶為今人所不及，例如：仿效日本實施“預備立憲”，設立國家准議會機構資政院，進而籌建責任內閣；建立各級審判機構，著手推行行政與司法獨立；推行地方自治，鼓勵民間報業發展；確立“工商立國”方針，聘請日本專家編撰經濟法規……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及措施，在今人看來不足為奇，但知道它們發生在晚清的國人卻是鳳毛麟角！我們所知道的是教科書上所指的“假維新”，“假立憲”，在李剛筆下不攻自破。令人不禁發出疑問：還有哪些問題是我們需要澄清，需要再認識的？

  對於大清帝國最終的衰亡，李剛指出：如果用“假新政”來概括清末新政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新政中社會變化之大、之快遠遠超出今人的想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帝國的迅速崩潰，其原因非但不在於新政中統治層的保守，而是在於保守半個世紀之後突然走上了政治激進之路……各種潛藏的社會矛盾最後以爆炸的方式迸發而出，改革無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實現，而被變革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體就只能走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