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1日和22日連續兩天，《光明日報》發表了王晨、張天來寫的長達兩萬字的文章：〈劃破夜幕的隕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該文以這樣詩情澎湃的議論來展開震撼心靈的敍述：

  幾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豪傑，似群星燦爛，彪炳於歷史的太空。

那些扭轉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創造發明、能利國福民的名星，將永遠被人們稱頌。然而，人們也不會忘記，當銀漢低垂、寒凝大地，我們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時候，那拼將自己全部的熱，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劃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隕星。雖然看來它轉瞬即逝了，卻在千萬人的心頭留下了不熄的火種。

  恰似長夜的十年動亂中，被殘酷殺害的青年遇羅克，就是這樣一顆過早隕落的智慧之星。

  流水行雲，真是彈指一揮間！1980年，至今竟已過了二十六年！該文兩位作者，不知近況如何？不知是否還記得他們當年激情？至於一些傳媒近年來的狀況，相信海內外的讀者都心裏有數……且不管這些，且讓我們刻下的心思，只集中在遇羅克一個人身上。1979年，〈劃破夜幕的隕星〉發表一年之前，遇羅克案件剛透露出來，尚未正式平反，社會上已開始到處傳頌遇羅克的事蹟了。很多人都在讀他的文章，傳抄他的日記和詩作，甚至在一些正式會議上，都有人公開朗誦遇羅克的詩文。當時，面對被慘遭殺害的思想解放的先驅和勇士，全國億萬民眾曾經何等悲憤！曾經何等痛惜！曾經何等深思！如今呢？據說時代不同了，遇羅克這種人物已成為歷史，並大可以在歷史中湮滅……

遇羅克，你難道就這樣命中註定，就這樣無可奈何，只不過是一顆過早隕落、只不過一閃即滅的流星嗎？！

  遇羅克遇難，年紀輕輕只有二十七歲，是1970年3月5日，至今更是過了三十六年了！

  讓我們打開記憶的閘門，暫且回到那些災難深重黑暗無邊的年月吧。

一

  1966年，在所謂“紅八月”中，北京市最早掀起一場慘無人道的“紅色恐怖”的狂風惡浪，幾個星期之內，單單在這麼一個城市，根據不完全統計，就有超過三萬三千戶被抄家，超過一千七百人被活活打死或受到迫害後自殺而死。這就是那幫最早“造反”的“老”紅衛兵的“得意傑作”！他們後來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以便他們的惡行更為組織化。

  而這“英雄業績”得以成就的指導思想就是他們視為通靈寶玉的“血統論”。

當時有一個“紅對聯”事件。那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了一副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基於封建“血統論”——即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紅對聯”一出臺，立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議論。8月2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接見“紅對聯”辯論雙方代表時說，對聯“不全面”，建議改成：“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時，江青一再重複這條新改對聯。聽了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那些貌似公允實質卻是煽動階級對立階級仇恨階級鬥爭的講話，本來就承襲有封建“血統論”思想觀念的學生更自以為在理。更多血統論對聯紛紛出籠，例如：“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橫批：理應如此”；“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橫批：專政到底”；“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橫批：代代相傳”；“老子革命打江山；兒子造反為江山。橫批：代代紅”；“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後來人伏妖崽猛鎮猛斬。橫批：誰敢翻天？”……

  這些“自來紅”們，迅速以出身為標準，自為“紅五類”——即出身于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者，並把其他人視為“黑五類”——即出身于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者（後來又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成了“黑九類”）。在清華、北大、北師大等校及其附屬中學以及其他學校，掀起了成立“貧協”的風潮。8月12日，“紅對聯”的堅決支持者、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與他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建議，提出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要寫進中共黨章和法律，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以後，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公開宣揚“血統論”和“紅對聯”。譚的講話被翻印了數百萬份，幾乎傳遍全國，流毒深廣，成為流行的“行話”。自認出身“高貴血統”的青少年爭先恐後地穿起父輩的舊軍裝，紮上武裝帶，更加不可一世地起來“造反”。於是北京掀起“紅色恐怖”，而且很快“紅色恐怖”就在全國風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定一切的風氣竟然成為全國民眾都得遵守的慣例：升學、招工、提幹、參軍，甚至去醫院、乘車船、進商店、住旅館，都必須報出身，看出身。全國各地成千上萬人在“血統論”指導的“紅色恐怖”中被打被殺被侮辱。

  就在“血統論”氣焰囂張的時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機關、劇院及各大院校門口，極其震撼地突然出現了數百份題為〈出身論〉、署名為“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油印文章。當時才二十三歲的遇羅克就是這篇一萬多字的論文的作者。

  “血統論”一向是門閥權貴維護特權的有力工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兩千多年來，農民起義領袖陳涉面向蒼天的吶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志士仁人。現在，遇羅克，作為一個年青的平民思想家，響應了。他斷然指出：“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他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出身問題”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他描述了一個簡單而殘酷的狀況，那就是，在那個年代裏，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幾乎成了決定一個人未來的社會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壓死人”——一個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問題”，便每時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陰影之下，遇羅克尖銳地質問：“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1967年1月18日，打著“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旗號（希望這能對打砸搶的“聯動”分子起一定的震懾作用）的《中學文革報》創刊，引人注目發表了遇羅克這篇〈出身論〉。在以後幾期的《中學文革報》上，遇羅克還發表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瞭什麼〉等文章，對“血統論”繼續作出一針見血的系統的批判。由於他筆鋒犀利，有理有據，反對派無可奈何，只能有氣無力地詭辯和謾駡。因發表驚世駭俗的〈出身論〉而“一炮打響”的《中學文革報》一夜之間風靡全國。人們排起長隊購買這份小報，如饑如渴地爭讀〈出身論〉。全國各地的讀者紛紛寫信給遇羅克。他接到的讀者來信之多，高達每天幾千封，甚至令郵遞員不堪重負，只好讓遇羅克派人去郵局取信。《中學文革報》先後印了近十萬份，都被一搶而空。當時，這張小報二分錢一份，但在黑市上賣到兩三元，或者要用好多份其他小報才能換到。為《中學文革報》所設的接待站也異常繁忙，以應對讀者的來訪。遇羅克和《中學文革報》的夥伴們深受鼓舞，他們真誠希望中央領導人能夠讀到這篇文章，並且支持他們。

二

  可是，等待他們的是厄運。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公然宣佈：“〈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這樣，〈出身論〉立時便被置於死地。面對隨時會來的危險，遇羅克毫無懼色。他坦然地對夥伴們說：“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們不必去承擔什麼，因為那樣也不會減輕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給你們自己找麻煩。”他照常寫作、生活，相信人們終究會對〈出身論〉作出公正的評價。

  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他大聲地質問：“我犯了什麼罪？”回答很乾脆：“出身就是你的罪！我們擁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獄中，遇羅克受盡了那個時代所司空見慣的摧殘和虐待。有時他每天都押到各處受批判，每次帶出去就像扔木頭一樣扔上汽車，被士兵踩在腳下，用刺刀紮住後背，脖子上還要戴一個鋼制器械，如果在現場喊叫，只消在後面一勒，即可休克。批鬥時一名員警踩住腳鐐，兩名員警把住胳膊，惟恐掙紮。腳鐐粗糙不平，鐵圈上的毛刺把腳脖子刮得鮮血淋淋。遇羅克回到牢房偷偷用布纏上，而每次看守見到就要扯下！

  遇羅克一直堅強不屈。曾經與他關在同一個死囚牢房的張郎郎，在談到遇羅克時仍然滿懷由衷的敬意。他回憶說：

  遇羅克向管教說話時，有種嘲弄的腔調，冷靜裏的辛辣，柔裏帶剛。在最後關頭，他頭腦還是那麼理智，那麼機智。他是通過這個方式，讓新來的人明白形勢嚴重的程度，讓我們做好犧牲的心理準備。同時，也表現出他對生命的強烈追求，要想一切辦法延緩屠刀下落的速度。（張郎郎，〈我和遇羅克在獄中〉）

  在張郎郎的眼中，遇羅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審訊當作一種訓練，一種遊戲，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他從容瀟灑、軟硬不吃，對預審員那套忽而一驚一乍，忽而和風細雨的把戲早就瞭若指掌。但他從來不為多吃一口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陷害別人，更不會在當局謊言的“感招”之下，見利忘義、落井下石。

“文革”研究者發現，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遇羅克在自己及親人遭受暴虐的對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時，仍然反對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滿清醒的人道理性。在那個瘋狂的血紅時代裏，仇恨是紅色的，暴力是紅色的，而只有遇羅克是罕見的純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與那個紅太陽閃爍的時代格格不入。

  遇羅克對張郎郎說出他心裏的想法：

  你不可能理解我們的心情。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沒有和你們一樣擁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生活權利。所以，即使在我們有機會說話的時候，我們也往往會出現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種政治上的軟骨病。因此，我們這些人很難勇敢地團結起來奮勇前進，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這次，〈出身論〉的發表，也許是我們這類青年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還要強些。我很有滿足感，我願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張郎郎，同上）

  遇羅克付出代價的時刻到了。那天，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裏，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之前，遇羅克曾經讓家裏人買一件新背心，但等到母親好不容易把新背心送到監獄給他時，他已知道自己要被判處死刑了。他想，既然這樣，就沒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還是留給弟弟們穿吧。那天，他就是穿著一身破舊不堪的衣裳走上了刑場……

  再回溯到六年前，1964年初，遇羅克曾作過兩首詩詞。題為〈遊仙  詠香山鬼見愁〉的一首雲：

  巨石抖，欲把乾坤摟，千古奇峰人共有，豪傑甚或阿斗。  山上綠紫橙黃，山下渺渺茫茫，來路崎嶇征路長，那堪回首眺望。

  另一首為〈無題〉：

千里雪原泛夜光，詩情人意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長。

  這是他那時的心境和抱負。他準確地預測出“來路崎嶇”而且“路亦迢迢夜亦長”；但這是一條“征路”，他“欲把乾坤摟”。而現在，一切都作了一個了結—他已經走完他的路了。

  逮捕遇羅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論〉，但一篇文章畢竟只是個觀點問題，難以重判，於是遇羅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綱”，直至成為“現行反革命”。在審判中，沒有事實依據，全都是各種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揚言要暗殺”、“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等。就是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結束了一個優秀青年的生命。在北京台基廠附近的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被塵封的牆角邊，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一共二十四卷，這就是遇羅克的全部“罪證”。

三

  這位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寫出〈出身論〉的人就這樣離開了世界。“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遇羅克無法見容於這個社會，當然還不單單是因為才華橫溢，特立獨行。

  人們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稱作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發出的中國第一部〈人權宣言〉，同時又是在毛澤東的絕對神權威懾著幾億中國生靈之時，中國人發出的第一篇革命檄文。遇羅克不同凡響之處是看到了“血統論”背後的“階級論”。毛澤東的所謂“階級路線”，如果說在戰爭年代是團結隊伍、奪取政權的有力保證；在掌握了政權的和平年代裏，就成了統治集團用來為他們自己、也為他們的後代去“名正言順”地壟斷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資源的“封建”手段了。（據說，當遇羅克被槍殺後，那些“聯動”分子曾經大為歡欣鼓舞。他們相信這個槍斃的最後決定是謝富治上報中央得到毛親自批准，所以感動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在〈出身論〉中，遇羅克以種種論據一層層剝開“血統論”的反動和荒謬的實質。當然，如論者所說，在當時政治環境裏，他只能把話說到“不好”的出身並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變壞，卻不能說這種出身帶來的壓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為叛逆。他甚至還必須用毛澤東本人的論點去批判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造成的“血統論”。據張郎郎回憶，當時遇羅克也承認他那篇文章並不是理論上特別完美的，他說他出去還要繼續研究他這些理論。但是遇羅克實際上卻又比單單批判毛澤東走得更遠。他嚴正地宣佈：“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出身論〉的結尾處，他發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號召。他寫道：“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由誰來解放呢？遇羅克明確指出：被壓迫者必須自己“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有膽小鬼才等待別人的恩賜，而革命從來依靠的就是鬥爭！”

人們覺得，中國的遇羅克，這個普羅米修士式的盜火者，就是一個美國的馬丁.路德.金。

  1963年8月28日，三十四歲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市林肯紀念堂前，面對二十五萬聽眾，發表了一個震撼美國、震撼世界的演說。他滿懷激情地說：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馬丁.路德.金反對種族岐視，要求種族平等。他一貫主張非暴力主義，但仍多次被捕入獄。1964年，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3月，他組織“貧民進軍”；4月4日，在田納西州孟斐斯市領導罷工時，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而逝世。金的遇刺觸發了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巨大風暴，在全美及全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從1986年起，美國政府法定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全國紀念日”。美國人，包括全體白人，至今都以擁有為人權而奮鬥、犧牲的馬丁.路德.金為光榮為驕傲，年年紀念他，把他的夢想願景，作為美國精神的象徵，融化到美國社會理念中。馬丁.路德.金這篇題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更成為驚天地泣鬼神、氣貫長虹的千古美文，響徹寰宇，永垂不朽。

  中國人民，當然也不能忘記中國的馬丁.路德.金——遇羅克！

  當年也為“老紅衛兵”一員的張承志（“紅衛兵”是他起的名字，最早用作他及同夥寫大字報的筆名），在他的〈高貴的精神〉一文中萬分感概地說：

  遇羅克啟發的，是平民的尊嚴，是可能潛伏底層的高貴。同樣，對遇羅克的懺悔，也決非乾淨的回想錄，而是接續他與特權主義的對峙。我們對過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環而已）的最徹底反省，就是對歧視人權的血統論的永不媾和的宣戰。

  當年，還是非常年輕的詩人北島，目睹了那場北京工人體育場裏萬人高呼“打倒”聲中的最後審判，以極其悲憤的心情，罕見地寫了兩首詩獻給遇羅克。

那首題為〈結局或開始〉的詩中寫道：

…………

以太陽的名義

黑暗公開地掠奪

沉默依然是東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畫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

我，站在這裏

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沒有別的選擇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風

風上是閃爍的星群

也許有一天

太陽變成了萎縮的花環

垂放在

每一個不朽的戰士

森林般生長的墓碑前

烏鴉，這夜的碎片

紛紛揚揚

在〈宣告〉一詩中，北島替遇羅克，向世界嚴正地宣告：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裏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後記：本文為筆者長文〈他們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於2006年5月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之際。有一段前言：

  四十年前，毛澤東及其同夥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場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場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大浩劫中，兩千萬無辜的生命被奪走，一億人遭受政治迫害，整個國家的經濟損失高達八千億人民幣。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遺產，就連人類公認的準則、道德、文明、人性，也被摧毀被扭曲了——這又是無法計算的、長遠的、深層的對中華民族的創傷。這十年所發生的種種，還歷歷在目，如同昨夜的惡夢一般，無不在一個個如我一樣的“文革”經歷者的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顫慄與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