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叫《什麼是公信力》，作者道格拉斯·費韋爾說：“我不知道公信力是什麼，但失去了它就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這次被千萬線民譏諷為“日本出事，中國淪陷”的既荒唐又可悲的搶鹽風潮，就很讓人強烈地感到什麼東西真的丟失了。
所謂“日本出事”是3月11日的大地震，所謂“中國淪陷”是說日本大地震之後中國各地民眾不信政府卻聽信謠言，為“防治核輻射”瘋狂搶購食鹽以及一切和鹽沾邊的東西。“淪陷”奇景多多。例如武漢有個郭先生，花高價買了整整一萬三千斤食鹽，如今想退退不掉，想賣賣不出。如果自己留著吃，按照世衛組織推薦，成人每人每天攝入食鹽量不超過五克計算，家裡的六噸多食鹽，他一人要吃三千五百六十一年。
這是網路裡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笑者罵者覺得不可思議者問道：進入資訊通達的二十一世紀，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毫無科學根據的全民哄搶現象？“日本是大核民族，中國是鹽慌子孫”，這是搶鹽風潮後，網上最流行的段子。此外還有好些讓人笑彎腰的段子。如這副對聯：“日本人在核輻射中等待碘鹽，中國人搶碘鹽以等待核輻射。”真是：“核出此鹽”“妖鹽惑眾”“鹽而無信”“無鹽以對”！不過笑歸笑，如果你嚴肅思考一下，可能是欲哭無淚。
有論者發現一個隱秘的中國，即人心中隱秘的江湖中國。有消息稱，此次蔓延各地的食鹽搶購風潮，就是遊資炒作出來的。遊資大量買入鹽業股收盤後到浙江各地搶鹽，隨即散佈謠言。這樣的事，近年來在中國其實已不新鮮，從“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油你漲”、“玉米瘋”、“糖高宗”、“蘋什麼”，到如今“鹽王爺”，基本都是一個路數。所有這些讓人哭笑不得的鬧劇，背後都有推手，有地下利益鏈條驅動。論者進一步考察歷史，指出，這個人心中隱秘的江湖中國，從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一路走來，成就了“文革”，成就了今天形形色色的傳銷，及形形色色的成功學。近年來一系列的遊資惡性炒作事件，只不過是其在市場領域的簡單複製而己。
惡性炒作就是造謠。有一條著名的謠言公式：謠言的能量=謠言對於受眾的重要性×謠言證據的含糊性\公眾對謠言的批判能力。有論者認為，在中國，公眾批判能力過弱、因缺乏安全感導致謠言的重要性加強，都是引致謠言能量巨大的原因。於是危機心理的壓力伴隨謠言的引導，在“鹽”上釋放，越演越烈。但公眾為何有此表現？中央電視臺製片人崔永元不同意居高臨下的批評。他在微博上說：“把搶鹽風潮完全歸錯於公眾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危機應對能力和科學常識，我不同意。因為它同樣說明政府缺乏危機預判能力、危機處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一言九鼎的誠信形象。”
缺乏誠信！崔永元講得太對了。這段時間，不少人都針對這次“日本<javascript:;>出事，中國淪陷”的現象，討論中日兩個民族的文明素質及民族性。討論中提到魯迅提到柏楊——魯迅對中國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楊直接痛斥“醜陋的中國人”。這次地震<javascript:;>顯示日中民族質素優劣有目共睹，應對了魯迅、柏楊的批判。但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包括其中的劣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論者指出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民族的歷史，和長期的社會生活<javascript:;>形態都是形成的因素。
中國人比較缺少危機意識，總是心存僥倖，遇到天災人禍，不管別人，也管不了那許多，自己則以“逃”為 上計，逃荒流徙，反正疆土遼闊，總有生路。從中國歷史來說，兩千多年沿傳至今的專制傳統使中國老百姓習慣于全方位的樣樣都管的專制統治。由於缺乏體現個體
之間的互助能力和團隊精神的公民社會機制，許多人只能在服從與鑽營中求生，或以依附掌權者求得出頭之日，或成為欺詐拐騙到處鑽空子的“刁民”。有些論者喜歡談論什麼“禮儀之邦”，卻不懂正是長期專制統治使中國社會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以誠信、自覺為基礎的“禮儀之邦”。時至今天，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政府對民眾的信任，人與人的互信，極其破碎。
年 前，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旗下的《小康》雜誌和新浪網聯合進行了一次相當規模的專就信用指數的民意調查。根據這個調查，最值得信任的五個群體是農民、
宗教工作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而科學家、教師和政府官員的可信度都比上述群體低得多，但是高於房地產開發商、秘書和演藝人員。調查中，接近90%的受訪者對官方資料表示“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他們寧肯信妓女，也不信官員。中國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就此發表社論說：這樣的一個名單既讓人震驚也令人尷尬。“在無恥盛行之際，我們經常不知道信任誰好。”
這是各種原因的必然結果。不要說那些抹煞歷史歪曲歷史的大事了，只說近年來，“華南虎事件”、“躲貓貓事件”、“七十碼案”、“鄧玉嬌案”、“石首衝突”、“釣魚執法”……等等個案，既體現有關官員缺乏公信力，又使其公信力進一步下降。還有“被自殺”、“被就業”、“被自願”、“被富裕”、“被同意”、“被迷路”……等種種“被XX”現象；還有假煙、假酒、假藥、假證件、假學歷、假奶粉（後來成毒奶粉）……氾濫，以及婚托、醫托、官托、網托、房托、學托、藥托、商托……之類的“拉托”大行其道。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全都出問題——民間有一個發洩的極端說法：“除了騙子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論者指出，在這樣社會環境下，也許就那麼三五夥人，幕後稍加鼓噪，即可平地起風雷，引爆一場迅速席捲全國的鬧劇。目前多數民眾得經濟增長之利，生活尚在提升之中，而人心已如此脆弱，如出現經濟下滑之類的非常時期，又當如何，真讓人不敢設想。
沒有互信的社會，各種成本都極大。就政府來說，由於無時無處不在的社會危機，當局不得不高度緊張，使用所有資源“維穩”。中國財政部今年3月5日公佈公共安全領域預算也就是“維穩”經費為6,244億元人民幣，該數字比2010增加了21.5%，且超出2011軍費預算6,011億元。而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此次“兩會”上說：“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人民幣，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三個數字相比，不能不使人大為感歎！香港的鳳凰衛視台評論說，今日中國已是維穩費用高於軍費，內憂大大高於外患，而造成這一險境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把人民政府放在人民的對立面”。
許 多論者都說，如果中國社會需要構建長治久安的防護體系，那麼最好的防護體系就是建立在自治與合作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的公民精神。但公民精神需要從
日常的公民生活中發育成長，這樣才會最終潛移默化為每個公民的本能。以日本作為例子。八十年前日本金融危機之日也是趁亂打劫者活躍之時；戰敗後經濟不景 氣，犯罪也極其猖獗。根本的轉捩點是上個世紀中葉的憲政轉型，日本的公民社會至此破冰。從那時到現在，一代代日本人，孩提時代就在不斷學習自治與合作。因
此即使大難猝然降臨，妖言惑眾在日本仍沒有空間，天地錯亂而人心不亂。
“國之命，在人心。”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講出這句至理名言，當為各級政府官員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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