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農曆三月的一天﹐朔風捲著黃沙從清晨颳到近黃昏。 這時﹐從安邊北面的邊牆壕走過來一幫有十幾匹牲口的馬隊。 共七個人騎著七匹健壯的蒙古馬﹐還有七匹馬馱著厚帆布帳篷﹑行軍床﹑大鐵箱﹑大木箱和大麻袋。 這七個人雖都掛著黑茬茬的鬍子﹐但看得出都是幹練的二十多歲的年青人。 他們都是清一色的裝扮﹕水獺皮帽子帶風鏡﹐拉毛大圍巾擁到嘴邊﹐上身是呢面短皮衣﹐下身上皮褲﹐腳蹬大馬靴。 尤其惹人眼的是﹐每個人身揹長短兩支槍﹐腰間是鼓囊囊的子彈袋。
這夥人來到安邊城外碰到一個年青農民。 為首的一個人問這個農民﹕“這地方交什麼名字﹐是‘紅區’還是‘白區’﹖” 這個農民立即回答說﹕“這裡是‘安邊’﹐是‘紅區’。” 這夥人聽是“紅區”﹐都大大鬆了一口氣。 為首的馬上宣佈﹕“我們到家了﹐再不用提心吊膽了。 今晚就在這裡紮營﹐明天進城找組織接頭。” 說罷﹐他們一部分人從牲口背上卸下帳篷﹐把兩頂帳篷緊挨著搭在一塊菜地邊。 把行軍床分別支在兩個帳篷內﹐還支起一張可以折疊的大桌子。 另外幾個人取下馬槽和飼料﹐開始餵牲口。 搭好帳篷天已黑透﹐他們點起來馬燈﹐燃起煤油爐燒水﹐先洗了臉。 一天的帶沙黃風把每個人都吹得灰頭土臉。 緊接著拿出肉罐頭﹑酥油﹑黑麵包﹐吃了晚飯﹐喝了紅茶後﹐分別在兩個帳篷中睡了。 因以為到了“紅區”﹐所以連個哨都沒放。 半夜﹐當他們睡得正香時﹐一隊武裝摸到跟前﹐衝進帳篷﹐一通亂槍﹐把七個壯漢打死了六個﹐活捉了一個。 槍械﹑戰馬﹑物質全成了人家的戰利品。 這究竟是咋回事﹖ 容我從頭說起。
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經過五次反圍剿的中央紅軍開始了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在長征途中﹐用來和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及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聯繫的大功率電臺被中央軍飛機炸毀。 直到中央紅軍﹑黨中央到達陝北﹐還和莫斯科聯繫不上。 共產國際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仍然長期得不到中央已到陝北的消息。 後來﹐他們從外電得知﹐中共中央已到達陝北。 經分析﹐可能是因為中共沒有大功率的電臺。 於是﹐就派出了七人小組﹐攜帶大功率電臺經蒙古回國。 這七個人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到達陝北安邊。 通過向一老鄉打聽﹐已到了“紅區”﹐就在安邊城外宿營。 其實﹐安邊離“紅區”還很遠。 他們詢問的這位老鄉﹐恰恰是安邊民團的流動哨。 結果受騙上當﹐就發生了開頭我所敘述的那慘烈的一幕。
陝西省安邊﹐是屬定邊縣管轄的一個大鎮﹐與定邊和靖邊合稱“三邊”。 當時的安邊並沒有國民黨的正規軍駐防﹔而是由汪志源的民團駐守。 劉志丹在陝北鬧騰了多年﹐也沒成啥氣候﹐群眾對共產黨並無好感﹐且十分恐懼。 那位民團的流動哨﹐腦子就十分靈活﹐一聽詢問﹐馬上就能分辨出這幫人是共產黨﹐得把他們穩住﹐不能讓他們逃脫。 他看到這幫人信了他的話﹐並開始紮營﹐就馬上跑回去向汪團長報告。 汪立即調兵遣將﹐挑了二十幾個精壯團丁﹐由他的乾兒子汪來子帶領﹐半夜偷襲﹐沒費吹灰之力﹐就把來自莫斯科的送電臺小組殲滅了。
我再說說這個汪團總。 此人決非等閑之輩﹐他出身於定邊縣磚井鎮的大鹽商家庭。 畢業於北洋軍閥所辦的洛陽軍校。 在軍閥軍隊裡當過旅長﹐後來回家鄉帶民團維護家鄉治安。 此人為家鄉人民辦事盡心盡力﹐口碑很好。 當地群眾按陝北民歌的調﹐編了一首歌﹐讚揚他﹕“正月裡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汪志源﹐汪志源是清官﹐他帶上隊伍受安邊﹐家鄉真平安。” 後來﹐紅區也用這首民歌唱劉志丹﹐後來﹐又唱毛澤東。
一九四七年﹐我在甘肅隴東一個小縣上初中。 這一年﹐汪志源由高桂滋部隊退伍。 因我們是陝北同鄉﹐他就住進我家的院中。 我和他的二兒子汪傑同班。 汪來子這時剛三十出頭﹐還沒有結婚﹐愛跟我們一幫小青年玩。 有一天他給我們一幫小青年吹噓了他當年帶人消滅共產黨運送電臺組的“英雄事跡”。 他說﹐那天雖然颳了一天黃風﹐但天一黑﹐風就停了。 晚上月光很亮。 他領頭一沖進帳篷﹐一槍就把一個剛要坐起和摸槍的壯漢打死了﹐順手就抓起一長一短兩支槍。 槍都很好。 其他人接二連三地共打死了六個﹐俘虜了一個。 記得當時我問了一句﹕“後來把那個俘虜怎樣處治了﹖” 他說﹕“放了﹗ 聽說這個人在共產黨裡官還做大了﹗” 原來這個汪團總還是有些頭腦。 他看到蔣介石都沒把共產黨紅軍剿滅﹐讓共產黨主力逃竄到陝北。 他得留個心眼。 所以就善待這個俘虜。 第二年把此人送回延安。 這一善舉後來確實給他帶來了好處。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所在的隴東小縣“解放”﹐不久汪志源被請到了蘭州﹐作了省參事室的參事。 可能就是這件事的餘韻。 也有人說汪在軍閥部隊當旅長時﹐保護過共產黨員。 總之﹐共產黨掌權後﹐他被善待了。 但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時﹐一所大學一名姓諸的安邊籍教授揭發檢舉了汪志源一九三六年在安邊殺害莫斯科回國送電臺小組的事件。 因諸教授當年正在安邊上初中﹐瞭解此事的來龍去脈。 這時﹐汪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沒多久就死在蘭州監獄裡。
不久前﹐我在這裡圖書館借到《李立三之迷》這本書﹐裡邊有這樣一段話﹕“……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在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後﹐仍然長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好消息。 他們分析認為﹕可能是由於中共中央沒有大功率的電臺所致。 於是﹐派出七人攜帶大功率電臺回國。 他們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到陝西安邊﹐但被反動民團發現﹐結果六人犧牲﹐一人被捕。 ……。” 讀到此處﹐我突然記起當事人汪來子六十多年前給我們幾個小青年講述這件事的全過程。 故寫此文﹐以憶往事。 並願國共兩黨再勿發生這樣血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