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中主體的位置是幾乎每個論家都關注的。王船山論詩時說，“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又說要“立一主以待賓，賓非無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者”。這裡的主賓大約可以作兩種解釋。

    一解作“主次”，詩文寫作要有主次，其中一些次要的東西是為主要東西作鋪墊、輔助、陪襯的。不能沒有主而全是次，通俗點說，就是不能沒有中心思想。二解可作“寫作的主體（即我）”與“被寫作的物件（即景或情）”。自然任何一篇詩文，都是由“我”寫出的，因此不存在無主之詩文。王夫之論點的核心在於，這個“主”要不要在詩文中明白地點出來，以便統率其“賓”。他認為是有必要明確點出來的。

    夫之緊接上述論點舉了四個例子。他說，“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跟賈島有什麼關係呢，“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與許渾也沒什麼關聯嘛，“影靜千官裡，心蘇七校前”雖然尚有痕跡但相對而言已經“得主”了，而“花迎劍配星初落”則“賓主曆然鎔合一片”啦。

    這裡的秋風兩句選自賈島《憶江上吳處士》，夫之認為它們在全詩中就像格格不入的孤景，與賈島、與全詩所抒發的中心思想沒什麼關聯。這顯然不能讓人認同。詩文表達強調順溜，突然添加一兩句看似影響順溜的句子，如果整篇主題是與孤愁相關，那麼這不順溜的形式本身也恰恰增添了孤愁之感。因此沒什麼不好。況且它們所呈現之景，顯然仍是為憶吳處士鋪陳情感的，自古落葉秋風就象徵愁緒與懷思嘛。

    賈島就是那個“推敲”苦吟故事的主角。他的秋風落葉句，實際上被後世許多人奉為經典，並不斷化用。如周邦彥《齊天樂》中“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又如白樸《得勝樂》中“聽落葉西風渭水”，《梧桐雨》中“西風渭水，落日長安”。可見文采自有公論也。如果秉承夫之的“主賓論”，這兩句就不該存世了。

    有時候一篇好的詩文，有一兩句話出彩也許就夠了。

4

    相對王夫之的“主賓論”，我更傾向于王國維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論：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

    在夫之看來純屬“烏合”的詩作，完全可能實現了王國維這裡的“無我之境”。反倒是他所推崇的主賓合一的“花迎劍配星初落”，真覺一般。夫之的《薑齋詩話》，幾乎段段都是挑剔和批判語，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主賓論”實在不敢苟同。

    王國維的“無我之境”不是絕對的客觀主義，它並不排斥主觀感情。相反，“無我之境”恰恰是主觀感情達到無欲無求無利害之寧靜時的結果。那種沒有個性、沒有感情、冷冰冰的作品，不是王國維意義上的無我之作。後一種無我是人的異化，在現當代先鋒文學中有許多體現。羅蘭•巴特也提出“零度寫作”的概念，強調不帶作傢意識的白色寫作。這需另文探討。

    回到詩詞主體的討論上來，另個有趣的話題便是，詩文中的主體應該如何出場。是如夫之先生所愛的“賓主合一”地出場，還是以夫之先生所惡的“只有景而無人”或者說“主體隱藏在詩文之後”的方式出場呢？讀詩詞至今，發現了這麼幾種特別的主體出場方式。

    陶淵明在《飲酒》中說“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我喝醉了，或口不擇言，或有所冒犯，你們看在我喝醉的份上，別和我一般見識啊。社會學家庫利提出“鏡中我”理論，認為人的自我觀念是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但詩詞家大多有自己的生活看法，往往不太在意這個由社會反射的自我呢。陶潛比較特別，他眼中有他人，想像別人會怎麼看自己，先說了出來。與此筆法類似的，柳永在《玉女搖仙配》中也說“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

    陶、柳二人不及屈原狂妄，屈原雖也在通過想像別人而定位自己，但他說“舉世皆醉而我獨醒”。韓玉《賀新郎》也似在學屈原，“千古恨，與誰語”。王績學屈原則有所收斂，他說“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不過又似乎在為放蕩自己找藉口。

    上述方式中，主體是借對同時代人的想像而出場的。還有借對古人的想像而出場的。如薑夔《揚州慢》，“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姜白石面對“廢池喬木”而生驚哀，他不說自己，而托杜牧來說事，實際上出場的當然是他自己。

    這種方式在用典詩文中屢有體現。但恰如王國維所說的“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用典需要功力也。事實上很多人對用典還是心有餘悸的。諷刺用典不善者為“堆垛古人”的謝榛，告誡人們“勿輕作史詩”，因為這類詩“或己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歷史上的文字獄把他們給嚇怕了。

此外還有借景出場的，如納蘭性德的“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是人酔，所以星星也像要搖搖欲墜了。借佳人相思出場的，如“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