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白居易有一首詩，其最後幾句為：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  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首詩是說，人生很長，是真是假，是忠是奸，短時間難以辨別。像周公如此忠貞，當初卻遭到流言誹謗；王莽謙恭下士，日後卻是一個大奸！

        拿著上述這首詩套到雷鋒身上，我以為並不妥當。周公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王莽是一個有大心計的人。而放牛娃出身的雷鋒，只是一個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雷鋒在部隊上儘管只有短短兩年多的時間，但其所作所為，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本質，他的為人。他是一個純樸、正直、心地善良的人。

        問題是在那個政治詭秘的年代，在那個將人也要塑造成鬼的年代，他雷鋒能獨善其身嗎？雷鋒還能做他的雷鋒嗎？

        那是一個突出政治的年代。那是一個階級鬥爭越來越嚴重，越來越複雜的年代。那時對一個人的評判，為人民服務了沒有，做了多少好事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在“越來越嚴重”，“越來越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是否站對了立場，站穩了立場。當年所有的人都必須首先是一個政治人物，他雷鋒更是不能例外。

        假如當初雷鋒沒有死，他一定還要繼續做他的雷鋒。他一定會繼續“忠於革命忠於黨”，繼續“愛恨分明不忘本”，繼續“立場堅定鬥志昂揚”；繼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一定會繼續“對待同志向春天一樣的溫暖，對待工作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錯誤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像冬天一樣地殘酷無情”；他一定會繼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到處做好事；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一定會繼續寫他的“雷鋒日記”…….

        雷鋒當然明白，政治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他沒有死，這件事他不能出錯。他必須跟著形勢批楊憲珍的“合二而一”；批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砸爛“中宣部閻王殿”；以及緊隨其後的批鄧拓、吳晗、廖沫沙；批判彭、羅、陸、楊；直至後來批劉少奇，批鄧小平，批陶鑄；批楊、余、傅；批王、關、戚；批陳伯達；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水滸批周公……更為要命的是，他必須時刻“擦亮眼睛”，以極其敏銳的嗅覺在他的同事中，師長中，親友中尋找被批判的物件，以顯示他政治的正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有多緊，立場多麼堅定。

         這一切雷鋒如果做得很好 ，讓某人覺得他在“階級鬥爭”中是一個可造之才  ，則他可能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員。就像山西的陳永貴，西安的吳桂賢，遼寧的李素文，河北的呂玉蘭，珍寶島上的孫玉國……我相信這些人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一心想做好事的人，可他們後來的結局是什麼呢？他們後來的所作所為，甚至是一些惡行，難道不都是被時代逼迫的結果。 假如雷鋒也走上了這條道路，那麼雷鋒能夠逃脫和他們一樣的命運嗎？

        當然雷鋒更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他一定看透了政治的黑暗、汙濁和殘酷，看清了“階級鬥爭”學說的荒誕。他也許會大徹大悟，放下了一切的虛榮，回家抱孩子去了。他也就銷聲匿跡，淹沒在芸芸眾生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那個年代，和雷鋒一樣的千千萬萬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各行各業中的先進工作者，先進分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積極分子，他們不都是在默默無聞中或是已經死去，或是已經進入他們的暮年？多年來，他們被政治的風浪吹來打去，被政治的畫筆在他們的臉上塗來抹去，被政治的黑手把他們當成橡皮泥捏來捏去，用得著時就把他們塑造成政治玩偶、政治妓女，用不著了就將他們當作棄履一樣扔掉。幾乎所有的人最後不都是這麼一個下場嗎？

        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更是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人。是時代一會兒將他們不適當地拔高，又是時代將他們拋棄。他們的命運也折射出我們整個民族在那個時代所遭受的苦難。

       如今社會道德的水準確實糟糕。可 要想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何必捨近求遠，何必舍今求古？何必非要請出雷鋒的在天之靈呢？只須各級官員都能以身作則，少利己，多利人，公佈自己的財產，讓社會監督，做一個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廉潔的官員。果能如此，對於帶動、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效果會好得多。並且這樣一來，人民也會心安心順，也不至於產生這麼多的積怨和不滿，這樣才能達到上下和諧，社會安定，政府也就不必費那麽大的勁去搞什麼“維穩”了。又可把大把“維穩”的錢，用來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就愈高興，這社會就越穩定，你看這事兒有多好！

                                              2012年3月4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