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海外華人一貫關注。尤其在中國大陸生活時間較長，特別經歷了上世紀大陸主要政治風雲者，習慣了那種自以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好談古論今的思維。頑愚不堪如筆者之流就屬於其中一個，一遇“得閑過頭”，想的、讀的就下意識地往哪個方面走。最近兩會的召開,溫家寶的記者招待會,又激起了人們對“改革問題”的關照。筆者也趁此機會，借題發揮一下。不過這種近乎空談而美其名曰關注者, 錯誤淺薄之處在所難免，盼讀者朋友不吝批評指教。

    始於十九世紀西方漢學，原來主要在海外及臺灣，現在已得到大量國內史學家認同的一個中國史學派，這一史學派的中堅，著名旅美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是安徽合肥人,1943年畢業於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現南京大學及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前身）。1948年赴美留學,59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學博士。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先後從事中國近、現代史資料搜集、研究、課程設計和教學近半個世紀。積極推動名人“口述歷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有他獨特的見解。

    唐教授才華橫溢在史學領域著述頗豐，憑藉他對近、現代史的無比嫺熟以及真知灼見，他寫作喜歡邊敘邊議、語言平易而生動風趣、文內夾雜大量有趣故事，與一般枯燥學究式史書絕然不同。可以想像聽他講授歷史課程，也一定同讀他的著作那樣會是一種興致盎然的享受。

    唐教授是個典型老華僑式的衷心愛國者，他直言：“中國很有希望”， 這個“很有希望”不是針對某一個政權，而是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的。他在政治上不傾向於任何一個政黨，他認為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必須與傳統相結合，絕對不能否定中國傳統而全盤西化”。他在中美建交之初就回大陸訪問，與大陸史學界有緊密的交流。臨終前他把自己幾十年苦心積累的一百二十四箱寶貴史料無償地贈給安徽大學，不由得使人悠然生敬。

    人們特別興趣的是唐先生一再闡述的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觀點。即著名的“歷史三峽”論。這一觀點與長期佔據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五形態”(指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歷史發展觀有很大的矛盾，不但對過去歷史發展進程解析有異，也涉及對今後社會發展方向的推論有分歧。唐先生認為大陸史學界似有“崇洋過當，食洋不化”之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將中國歷史也分為“五形態”，忽略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其特殊性。

    唐闡述他的觀點說：“筆者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這個“拙論”簡單地概括就是“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唐德剛教授認為“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記錄可徵之國史，凡四千餘年（西元前二二0 0—二0 0 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形態發展之程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形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即“中央集權制”——筆者注，下同）與民治是也。”兩次轉型則為:“從封建轉帝制……。從帝制轉民治……”。(《晚清七十年》【壹】，第9頁)

    賢明的讀者已可發現唐教授的中國社會發展階段中，上沒有“奴隸社會”，下麵到達的是“民治”而非“共產主義”。而三個社會之間存在兩次“轉型”。

    中式馬克思主義史觀把封建社會延續到清末、民國老蔣時期，把一切古老落後的制度、習俗和其他舊事物全部統歸於這個“封建社會”。唐先生的觀點與人們長期以來之上述概念不同，唐德剛先生認為：“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世襲分封的封建社會早就完結了，“中央集權”社會早就開始了，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

    唐教授的見解跟毛澤東的看法是“英雄所見略同”，毛主席他老人家當年給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詩：

《封建輪》——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阬事業要商量。

    神龍既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輪》，莫從子厚返文王。

    詩中毛澤東告訴我們，到他老人家寫詩給郭老時，我們是“百代猶行秦法政”，中國實行的依然是秦朝開拓的“中央集權”制度啊。毛澤東的歷史睿智與唐先生的看法不謀而合。我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亦可捫心自問，憑我等切身體會難道我們對所處環境不是與毛、唐看法一致嗎？

    唐還認為 “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齊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讀者朋友我們今天是處在的從“中央集權”社會轉到“民治”社會的第二個“轉型期”呢！

    這樣一來問題就大了，究竟現今是什麼社會？是正處在第二次轉型中的“中央集權”社會？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兩者都是？ 轉的又是什麼“型”？僅僅是“計畫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今後這社會發展一定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呢？還是按照“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從“中央集權”轉入“民治”呢？我們曾經盼星星、盼月亮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還有沒有？唐的社會發展觀無疑打亂了以往的理論。

    人們會問 “中央集權”為什麼這樣長，筆者個人理解：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帝國始，一統中華之制度始終是“國家大於人民”的社會，人民面對強大的統治機器，一直下意識地自認從屬的弱勢地位。只要遇見一個稍微開明，體貼之君已感滿意。無西方先進國家民族那種注重捍衛個人主義利益的“人民大於國家”的特點。另方面，我們的民族秉持的文化在世界東方一隅卻是一枝獨秀，即使我們民族經常蒙受夷狄侵淩，我們的皇帝有靖康之恥，人民曾被蒙元貶為三、四等級，我們的知識份子地位不如妓女，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我們被滿清長期施以民族壓迫。但是外圍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最後也為我們的文化所融化。蒙元後來也要開科取士，大清皇帝恪守中華文化更優於那些不屑的漢人。中華文化始終沒有失去他自成一體，崇高可敬，傲視東方，獨攬風騷的地位。因此在西方另一種文化來衝擊之前，這種漢家的制度，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精英庶民、學而優則仕……，就被東方世界認為是一種不變的當然“通制”，在朝皇帝臣子極力維護之，造反奪權者得逞之後再用之。試問諸君，如無外來文化的衝擊，如無外來的先進科學技術，我等何時才能進入今天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制度能不久哉？

根據唐德剛觀點 “中央集權”制度會面對中國歷史的第二個“轉型”。而且“……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唐德剛《袁氏當國》93頁，廣西師大出版社）

    人們又會問，憑什麼就非得轉到“民治”社會！？

    僅從感性上，“集權”治理是由一個強人，一個家族、或一小部分人確定眾人的事。在文明沒有足夠發達，知識、財富差別較大的情況，秉承原始社會初民開始的，群居動物的“強淩弱，大吃小，尊禦卑”習性，社會從原始到封建，從封建到集權，但這些社會的治理方式，人民總是承受極大的不公和痛苦。而“民治”就不同了，治理社會是眾人的事，眾人都有權利參加管理，社會由眾人來治理。結果“強淩弱，大吃小，尊禦卑”逐漸減少，人類享受儘量的公平與富裕。這與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目的是一樣的。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物資、知識的提高，世界上現有社會治理方式給文明人類帶來的經驗，人們總不會老是寧願忍受不公和痛苦吧。人們總是贊同和趨向於接受“眾人管理”的社會治理方式吧，這就是“民治”必將出現的最簡單道理。

    唐氏認為這中間從“集權”轉為“民治”，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轉的開始、經過的時間、結果都會大有不同，但大的趨勢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民治”社會會是“共產主義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實踐的行動綱領，對近代世界歷史曾有著翻天覆地的效果。不但在中國近代被視為金科玉律，在世界許多地方，尤其比較落後的地區，是那裡人民祈求解放的指路明燈。多少志士仁人篤信不疑，為之終身奮鬥，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然而經過百多年的實踐，尤其企圖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段，其效果乏善足陳。發生在現代眼前的事實是：前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全面的崩塌，社會主義的中國、越南政治上的寬鬆，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模式的修正，對資本主義模式的模仿。這些情況是暫時的或是不可逆的？上述情況使史學家認為僅僅根據當年對日爾曼人的歷史發展，對當時幾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究推論出“共產主義”為終極目標。而套到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共產主義式微的不可逆就難免了。

那麼從“中央集權”社會最後變出的是什麼型式的“民治”社會呢？唐先生說：“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中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他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該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ste & socielty)？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學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而“……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熔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的錘煉出來的。”（唐德剛《袁氏當國》93頁，廣西師大出版社）

    唐先生認為，歷史學家“只談抽象存在而不談具體形態，歷史學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僅此而已。“但是歷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葡萄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歷史發展的史實中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並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逐漸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析相關的歷史。”（唐德剛《袁氏當國》94-95頁，廣西師大出版社）

    最後如果真的“轉型”，要轉多久？轉到那個“猴年馬日”呢？

    根據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轉型”經驗：“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是出於十四世紀初年，（1300）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三百餘年，直至十七世紀(1600)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三】，121頁）唐德剛教授對這一問題的估計是：“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齊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述”，第9頁)。

上面簡單介紹的唐德剛先生見解，可否成為我們今天探討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參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