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歌詠言。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老夫子對《詩經》頗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所以有資格說：詩經三百首，概括來說，都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從詩經、楚辭開始，中國古代詩歌將漢語的感受、表達、思維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成就了後世幾千年詩歌創作的源流。

    古代統治者，出於“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需要，從周代便有派官吏到民間采風的傳統，於是中國古代詩歌便自然分成民歌與文人詩兩大支流——其實民歌的老祖宗《詩經 國風》也是經文人收集編輯的，與我們後代的紅色民歌《東方紅》、《繡金匾》等有些類似，純民間的聲音，“思無邪”在流傳的過程中遭到人為的湮滅或篡改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常數。

    上世紀初葉的五四運動，白話文的興起對古典詩詞格律是個挑戰，但很快，以胡適為首的有海外留學背景的詩人學者，就以白話詩挑起了中國現代詩歌的大旗。白話詩創作風生水起異彩紛呈，才華橫溢的詩人隨便數數就有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他們的佳作，流傳到現在膾炙人口的，如《爐中煤》、《死水》、《再別康橋》、《雨巷》、《大堰河，我的保母》等，抒發的也都是詩人的真性情真才思。

    因為詩歌“思無邪”的特點，註定了它撇不開社會政治環境的左右。現代詩人們不久都照各自的創作理念皈依到“創造社”、“新月社”等一個個文學社團門下。再以後，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碎了大好河山也踏碎了詩人的清夢，大敵當前的嚴峻逼得詩人們不能再安坐象牙塔，左翼作家聯盟應運而生，而且越來越在文學創作領域起主導作用，紅色作家、詩人們一代代湧現，直到延安文藝座談會，文學創作徹底淪為政治的工具，詩歌何能倖免？

    從此不管是文人詩還是經改編的民歌，都只能遵循一個“主旋律”，1949年後更甚，“紅歌”一唱60年，至今不衰。

    我去年回國，發現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京城各大公園裡，唱歌的團體比比皆是。歌者多數有組織，幾乎都是退休的老年人，有的公園裡這類歌詠組織有好幾個，不少歌者頗有專業水準。就以頤和園為例，後山的合唱《洪湖水浪打浪》上百人激情澎湃；諧趣園山后的竹林中又有七八個女聲用四部合聲在演繹《紅莓花兒開》和《山楂樹》，唱得悠揚婉轉，絕對不輸專業歌唱家；最精彩的是在知春亭，山東民歌《苦菜花》鏗鏘激昂，唱歌的大媽梳直短髮，穿舊外套，若在農貿市場領著孫兒買菜毫不起眼，但她的聲音飽滿、激情，唱到高音處遊刃有餘，還有那若隱若現的山東口音，真正叫原汁原味，贏來不絕的掌聲，讓人聯想起當年部隊文工團的獨唱演員。我想，如果她能再唱一曲歌劇《白毛女》裡的《北風吹》，肯定不輸當年的王昆。

    群眾歌詠運動唱的都是“紅色經典”。20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國的詩歌沒有“最紅”，只有“更紅”，遂有改革開放後鄧麗君風靡大江南北的反水。但作為風雨中走過的幾代人，從抗戰直到文革後，除卻紅歌，伴隨我們青春和中年的詩歌竟是個空白！我們的“思無邪”在哪裡？

    好在詩歌也在與時俱進。據網上介紹，中國眼下有寫詩歌的人200萬左右，相當於紐西蘭人的半數，一個斯洛文尼亞的人口，並且佳作迭出，在世界範圍內引起矚目。據說因著詩歌本身在語言和思想上的超越性，21世紀的中國詩歌正在遠離口號和宣傳式語言，也先天的與商業性相逆反。

相信今天的中國詩歌已經能望見新世代的曙光。相信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夠真正享有屬於他們的“思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