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自從離婚後，身體更加多病，尤其神經衰弱愈加厲害，每天晚上靠安眠藥睡覺。在我的記憶裡媽媽的安眠藥吃了幾十年，由一片吃到三片四片怎麼勸都不聽。可是媽媽只要心情好了，還是喜歡亮起嗓子唱歌，或者到劇團裡和別人閒聊天，幾乎不做什麼工作。單位的人看在爸爸的面子上也只好得過且過。有一天單位通知她開黨小組會，領導說由於她長年不好好工作加上愛穿愛吃喝玩樂，“小資產階級思想”始終沒得到克服給黨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所以組織決定“勸其退黨”。

    媽媽不服。她是從延安來的，她最熱愛共產黨，怎麼能退出來呢？於是她拖著病重的身子一次次找組織談，寫檢查下保證希望能恢復黨籍。她想重新振作起來，可過量的安眠藥使她早上根本起不來不能按時上班於是寫下的保證又成空話。她看到找組織談沒有結果，於是坐和火車跑到北京，找她在延安時期的老戰友老上級，希望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可所有的人都表示愛莫能助。

    在事業上徹底失敗的媽媽把我要到手後又非常想念弟弟。可這時的弟弟拒絕見媽媽。他的理由是法律上他被判給了爸爸，所以他有理由不見媽媽。我對弟弟說不管怎樣她是我們的媽媽，依然遭到拒絕。有一天媽媽實在想弟弟，她求我能否領她去弟弟住處看看他，我跟弟弟商量，他想了好一會兒竟同意了。那一天媽媽真是高興，他為弟弟買了一大堆新鮮的蘋果，跟在我的後面走進了弟弟的房間。

    媽媽和弟弟像陌生人一樣呆坐著。弟弟幾乎不看媽媽一眼，只是扭著頭和我說話。也只有不到十幾分鐘時間，弟弟送我們走出了房間。

    沒有想到，從此媽媽再也沒有見到弟弟。

    媽媽離開了党，離開了她的丈夫，也離開了她的兒子，現在只剩我一個人留在她身邊。自從我到了媽媽這邊後，媽媽很少去各級組織那鬧了，也再沒發生她去爸爸家鬧的事情。她身體確實太弱，領導給她辦了提前退休，又由於她是延安老幹部，退休又改成離休。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全省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大叛徒兼走資派竟是爸爸。爸爸十六歲在上海參加地下黨，被國民黨抓進監牢。當時監獄黨支部以“保存革命力量”為由決定所有在押黨員履行手續出獄，於是一紙“變節行為”走進爸爸檔案，讓他背了一輩子。直到“文革”後胡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長這筆賬才得以算清。爸爸倒了，我帶著弟弟下鄉，媽媽一個人到了“五。七”幹校。

    有一次回城看到爸爸挨批繼母一個人在家著急，她勸我去牛棚看看爸爸。我說服了造反派好不容易見到爸爸。他比以前更瘦了可精神很好，微笑著和我開著玩笑。爸爸經過延安整風，經過反右，現在又經歷“文革”。他歷經坎坷但心生坦蕩，在風雨中淨化自我領悟生命，是我終身的榜樣。

    規定的時間到了，造反派催我走，在門口爸爸忽然小聲問我：“媽媽怎麼樣？”

我一時慌亂，不知爸爸指的是哪個“媽媽”，當然是繼母。我說，“她很好，惦記你呢。”

    “你媽媽怎麼樣？”

    “我，我不知道她在哪，我剛從農村回來。”

    爸爸知道“文革”這麼亂，媽媽肯定不會安靜的。果然我打聽到媽媽竟然從幹校自己跑到北京還把腿摔折了。我身上沒有錢也不知道她在哪裡，乾著急沒有任何辦法。後來才知道她一個人跑到北京八寶山去看E君去了。她居然能找到E君的墓地。“文革”期間沒有鮮花賣她便折了幾根樹枝放到了E君的碑前。八寶山在北京的西邊，回來時她一個人一會兒哭一會兒唱一不小心摔倒在馬路牙邊左腿骨折。她被人送進醫院沒有人陪她沒有人給她送飯，我在農村她又聯繫不上，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樣熬過來的。後來她被送到一個老戰友家，老戰友還在挨批他的夫人也是延安過來的，二話沒說收留了媽媽。

    我好不容易聯繫上媽媽。天冷了，媽媽讓我把她的衣服寄往北京。在媽媽的箱子裡我發現了她的一個化妝盒，打開看裡面躺著一個很舊的本子。我好奇地掀開第一頁，看到一個男人的像片——他面目清秀輪廓分明，靜靜地看著你。像片顯然是從很舊的一張報紙上剪下來的，有六寸見方，顏色呈黃綠色。我注意到像片後面貼了一張紅紙，兩邊各留出一塊一寸寬的紅邊，用毛筆豎著寫了兩行字：右面是“我親愛的戰友”，左邊是“你在何方”——這是媽媽的筆跡。

     這兩句詞我很熟悉。這是歌劇《江姐》裡的兩句歌詞。那是江姐在得知她的丈夫彭松濤犧牲的消息後唱的一個經典片段。怪不得媽媽平時拿著歌本一遍又一遍唱。

    天昏昏，野茫茫

    高山苦城暗悲傷

    老彭啊

    親愛的戰友

    你在何方……

    你的話依然在我耳邊響

    誰知你壯志未酬身先亡……

    在我得知媽媽的故事之前，聽媽媽唱這段歌我覺得她唱得很深情，很優美；知道媽媽的經歷以後，聽得出她唱得很淒苦，很失落，很憂傷……

    自從我被“判”給媽媽後，爸爸每月給我三十元“撫養費”放在媽媽那裡。這一天我到繼母那拿到下個月的三十元錢，坐上火車去了北京。

    媽媽見到我像見到了大救星。她的腿還打著石膏。她沒有告訴我因為什麼摔成這樣，我什麼也沒問把她接回了長春。

    回來後媽媽的房子被別人占去了一間，我和媽媽擠在另一間只有六、七平米的小房間裡。“文革”中是不能顧人的，我就天天守在她身邊，幫她做所有我應該做的。 

    冬天的房間很冷，我不知在哪弄到一個碳盆，晚上把碳點上屋裡頓時暖和多了。媽媽笑著說，在延安他們就是用碳取暖，先用泥燒碳再用碳燒炕。我在媽媽的敘述中慢慢睡著了。半夜裡頭部劇痛把我疼醒，我發現媽媽正用一隻腿在地上找拐杖，我想爬起來可心裡明白就是動不了。我意識到是碳中毒，怎麼掙扎身子都如一攤泥。

    在床上已經臥了一個多月的媽媽這時竟扶著床站到了地上。她來不及找拐仗不顧那條傷腿一瘸一拐趕到窗前。她看我說不出話一邊喊我的名字一邊用盡力氣去開窗子，可是窗子怎麼也打不開。她又對我喊讓我別著急她會有辦法，然後她又返身找到了那根拐仗。她舉起那支拐用力去推窗子，窗子終於被推開她竟沒打破玻璃。然後她又回身把桌上的一杯水“撲”地倒在碳盆上，又手忙腳亂地把桌上暖瓶裡的水也嘩拉嘩拉全倒在碳盆上。轉眼間碳盆冒著青煙“滋滋”地響。

    窗外正下著大雪，雪天的深夜靜極了。我望著站在地上不安地看著我的媽媽，她只穿著薄薄的睡衣，身上沾著水和碳末，她的頭髮蓬鬆著，美麗的眼睛著急地望著我。她一拐一拐走到我的床前，用手摸著我的頭。我感到她的手冰涼，一個勁地發抖。她冷得直哆嗦，可就是不回到她的床上去。

    我的眼淚湧出來，濕著了枕邊。我突然意識到，她是我的親生媽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