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浪漫主義的巔峰時期,大約算在唐朝。春秋戰國時,作為文化起源時期的繁榮,已經有些浪漫主義的影子了,但卻缺乏整體的浪漫主義的胸懷。魏晉時代,在於消隱,代表者是竹林七賢,有很大的對現實的報復情緒——雖然這種報復是以自我說服的生活哲學般的極端柔軟的方式進行的。物質豐富、社會安定、內外交流頻繁的唐代,為浪漫主義情緒的蔓延鋪墊了各種客觀條件。以李白為代表的文人把這種情緒提升到了社會氣質的高度,後人美其名曰“大唐氣象”。
李唐以降,幾乎再也沒有浪漫主義普遍生存的空間。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後,文化變得陰柔、女性化。元朝以陽剛之氣衝擊、橫掃大江南北,可卻也少了文化的底蘊。經明代的調整,及清又複略有氣象,但已是封建體系的迴光返照。故除《西遊記》尚帶有浪漫主義情調外,似乎再無文藝作品以此為基調。
浪漫主義被一種抵制的、消解的、批判的東西所取代。新文化運動便是這個過程的肇始。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請進來了,知識份子以投槍匕首式的文章對腐朽的體系進行抨擊。這個時期的藝術作品,洋溢的與其說是浪漫主義,不如說是激進主義。暗含其中的便是,人們既無從回到過去,又無法抵達更好的將來。在這樣的彷徨困頓中,最多只有林語堂式的幽默,而再無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romanticism)與浪漫(romantic)還不太一樣。後者大約更多地指向與愛情相關的東西,是遠小於前者範疇的概念。絲毫也不奇怪的是,我們可以在許多文獻中找到浪漫的影子,但卻再難找到浪漫主義的影子。成為主義的東西,要生根發芽,是需要很多條件和長時間鋪墊的。
在近代西方文化史中,浪漫主義的起源地及重鎮大約被公認在德國,最為人熟知的是它的“狂飆突進”運動。文藝復興之後,漫長而又黑暗的中世紀結束了。知識界一片新鮮氣象。相較於同時代的法國、俄國等仍處於封建禁錮下的體系,德國更有些空間去實踐浪漫主義。運動之後,浪漫主義便輻射到整個歐洲大陸。近代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昭告著世界浪漫主義的中心在歐洲。它以科學、理性、人文為武器,揮手告別舊時代,並且積極地擁抱前方那個朦朧而美麗的新世界。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國家的解放運動波濤洶湧,青年們也走向街道去搞各種嬉皮反叛運動,浪漫主義一度不知所蹤。但到了今天,浪漫主義似乎又在美國大陸上冒了出來。美國似乎成為當代社會中唯一仍有些浪漫主義氣息的地方。歐洲思想界、文藝界早被自反的後現代主義拉入了暮氣沉沉的深淵;遠在東方的新興經濟體,自認為在制度設計和理念上低人一等,而無任何浪漫主義氛圍。
獨獨在美國,經濟上仍是老大,又自詡著占盡人間價值的巔峰——事實上也可能確實如此——有條件為浪漫主義提供生存土壤。美國的浪漫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技術浪漫主義。它信封科技能改變世界,解決一切難題。層出不窮的科幻作品,洋溢著濃濃而又深刻的技術浪漫主義氣息。比如以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浪遊者》為代表的科幻小說,充滿了對電腦技術時代賽博空間、賽博人的想像,並開創了賽博朋克文化。而此後的各類科幻電影,《ET》、《盜夢空間》、《鐵甲鋼拳》以及超人系列等等,充斥著拯救地球、大戰外星人的主題,是技術浪漫主義的集中體現。
這樣的作品不太可能發生在歐洲,以及東方。它有發生在美國的充分條件。今日科技的重鎮在美國,二戰把許多歐陸科學家推向了北美的自由王國。從整體上而言,他們在新的土地上,沒有了歷史的包袱,而更願意、也只能夠看向未來。這也是為何未來主義會並只會在美國興起的原因。未來主義的物質基礎便是技術主義及其衍生品,它總意味著一種底氣與自信、一種朝氣與狂妄。技術浪漫主義大約便是在這種背景中產生的。
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本質上也有激進、破壞的一面。換言之,它與審美或崇高並不可等同而視之。歷史上,很多革命性、破壞性的活動,至少在名義上,都有浪漫主義的幫輔。浪漫主義是摧毀活動的最美工具和最好裝潢。在《迷醉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chantment)》一書中,作者大衛·布萊克(David Black)便分析了德國納粹時代浪漫主義被工具化的諸多例子。在這種語境下,浪漫主義煽動了一種狂熱的社會情緒,並且也放大著這種情緒,從而沾帶上了非常反理性的特質。
當然大衛·布萊克似乎想把理性與非理性均統一在浪漫主義的大旗之下。這種矛盾本身也就意味著在今日的社會思潮中,重新高舉浪漫之旗是不太會有市場的。這個內涵被拓展的概念,遠不如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或“溝通理性”來得更有誘惑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大衛·布萊克仍在努力地回答西方後現代主義所指向的諸多問題,他是從審美入手的。他視審美為宗教、理性之後,思想界走出困境的第三條道路。
但審美也是可能被異化的。正如浪漫主義的大旗上也可能塗滿來自政治或市場伎倆的顏色一樣,審美也在異化。換言之,浪漫主義這條本身被浪漫化的道路,在被一種越來越強大的消費主義所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