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失憶,事後訴說﹕「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生活里這樣的事例很多,不記得當時發生過一些甚麼,是因為當事人失憶。但不記得不等於沒有發生過,這些發生過的事也不會因為某些人失憶,而被抹掉或一筆勾銷。
我們常講的歷史,就是指發生過的事,遠者靠文字、古物与遺跡,蒐集考證、研究分析,近者除了文字、圖片,還可從當事人回顧追憶中還原歷史真相。
對
歷史的描述與解讀可能會有不同,但真相只能有一個。受了不同描述與解讀的影響,我們往往會不明真相,把假象當作真相。很多人不願接受在自已認知中存在的這
種錯誤,可能他們覺得一旦承認自已誤讀歷史,就是承認自已天真幼稚無知。他們寧肯積非成是,固執己見,把試圖還原与正确對待歷史本真的努力,統統貶為抹黑
攻擊,痛快是夠痛快了,但能服人心嗎?能站得住腳嗎?能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嗎?
答案是很明顯的。
記得兒時在大陸看過一部電影《國慶十點鐘》,根據「炮擊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改編攝制,情節驚險曲折,全片高潮是眾敵特在千鈞一髮之際,被神勇公安偵察員識破陰謀,束手就擒。這一宗震驚世界的謀殺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其後不斷被提起,用作提高階級鬥爭意識的活教材。
我
和小同學們看畢這部電影深受感動,又聽老師在課堂上反复教誨要「提高警惕,嚴防敵特」,於是自動自覺在廣州街頭「盯哨」,五、六雙小眼睛不放過來往的每一
個行人,燙頭髮打扮妖冶的胖女人,戴氈帽尖嘴猴腮的老頭,特別是拎小箱子与挾著包袱者,都被懷疑為攜帶炸藥電臺的美蔣特務。一旦發現可疑人物便跟蹤他,記
得有次尾次一個鬼鬼祟祟的瘦男人走了幾條街,他每停下來跟某人說話或買南乳花生,都留下一個同學「盯哨」,同學們一個又一個留下,最後只剩下我單獨跟蹤這
個「可疑人物」。不知走了多遠,他拐進窄巷鑽入一所公廁,我便守在巷口,也不知他是否便秘,很久都不見他出來,我又渴又累,只好放棄回家吃飯去也。
「炮
擊天安門」是一樁大事件,發生的背景是新政權甫始建立,韓戰隨之爆發,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指示要「先發制人粉碎美帝破壞共和國之陰謀」。結果
在偵察科長曹純之等人努力下,成功破獲意大利人李安東為首的「炮擊天安門」特務組織,涉案者還有日本人山口隆一、意大利人馬迪儒、哲立、法國人亨利‧魏
智、德國人甘詩納、中國人馬新清,根據當局公佈之証據材料,李安東等人准備了八二迫擊炮、手榴彈、槍支、毒藥,并繪有天安門草圖,意圖在國慶那一天用迫擊
炮射擊天安門,謀殺毛主席。
一九五一年八月,所謂「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槍決,其余從犯均遭重判。
人民日報以整整三版圖文并茂詳盡報導此案,全國范圍內隨之掀起反美示威、聲討大會等群眾運動熱潮。
一九九九年,《刺毛陰謀》一書在中國首次刊行,作者是一位意大利記者白楊。有評論家指出,她在這本二十四萬字的書中,以學者的嚴謹搜證態度加上記者的敏感触覺与發掘精神,一層又一層揭開了這件驚天大案的層層黑幕。
白楊的書使人們看到另一個真相﹕缺乏証據,臆想推測,屈打成招,倉卒結案。
破獲「共和國第一案」成了羅瑞卿的頭功!但被判死刑的山口隆一在聽到判決之後曾放聲大笑。他之所以笑,是因為他實在無法想象自已和李安東在國慶節的早晨,能夠抬著沉重的迫擊炮,穿過五十萬興高彩烈的群眾,在水洩不通的天安門廣場上架起炮座瞄準城樓射擊……
這一段空白的歷史,應該寫上正確的答案了。
(附
記﹕當年破案時有記載公安部門認為被告家所在甘雨胡同與天安門直線距離不超過二千米,而八二迫擊炮最遠射程三千米,情勢危及,故立即下令逮捕李安東等人。
軍事常識顯示在這麼遠的距離要擊中城樓,必須至少經過兩發試射調整彈著點。至於如何在自家後院隔著萬戶人家,瞄準兩公里之外的天安門城樓一擊即中,則未作
合理解釋。另外,起訴書中列明作案凶器為六零口徑迫擊炮一門,而人民日報公開之罪證照片卻為八二口徑迫擊炮一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