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裡糊塗地,七十歲了。
我生於壬午(馬)年臘月,可是按照如今世界通用的陽曆紀年,這已經是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元月了。
朋友戲稱我已經進入70後。而按著中國的傳統,我已是“古稀”老人了。
由於陰曆壬午年的絕大部分是在陽曆的1942年之內,所以我日後的表格中生日的這一欄,我一直填1942年,日期則按陰曆填寫。這也是當時人對出生年月普遍的處理方法。大概是在高中的後期,不知誰搞到一本萬年曆,上面有歷年陰曆、陽曆日期的對照表,這樣才查到陽曆我1943年的生日。
可與別人說起年齡,我還是願意以壬午馬年為准。這一則是因為在馬、羊之間,我更偏愛馬;二則是太太也是馬年出生,大我幾個月,實實在在的1942年。老家有句話,“女大一,不是妻”,意思是如果女比男大一歲,這夫妻便作不長久。為圖個吉利,我也願把我的年齡拔高一點 ,就與太太持平了。大概也由於我堅持與太太“同年”,所以儘管外面總有風風雨雨,家中也沒少了磕磕碰碰,也總算平平安安地走過來了。說起太太,最讓我不開心的事是我們兩人是大學同班的同學。男人都有愛吹牛的毛病,我也不能免俗。可一看旁邊就有一個清楚自己“老底”的人,弄得我一輩子也沒敢好好地自我吹噓一下。
到了這把年紀,雖然還沒蓋棺,也大概可以“論定”了。可這論定,誰給論定呢?小人物一個,在這世界上,有了你沒有人會覺得多你這個人,沒有你也不會有人覺得少了你這個人。這個世界上最拿著你當回事的大概還是只有你自己!平心靜氣的回憶一下自己走過的七十年,既沒有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也沒有走麥城這樣的失誤,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中不溜丟。在這七十也不算太短的日子裡,我努力地尋找自己的閃光點,想給歷史,退一步想給自己的家族留下點值得回憶的東西,想了半天,竟然是一件也想不出來!
可也沒有白活!回憶我走過的七十年的歲月,最值得回味,最值得寫上一筆的不是自己所作所為,而是我所經歷的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太幸運了,生長在了偉大而劇烈變革的時代。這是一個以前不曾有過,今後再也再也不會重複的時代。
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過了一段恬淡、平和的田園生活。十幾畝地,一頭牛,父親、母親、我和妹妹、弟弟五口人。父親耕地,母親紡線。父親耕地的犁和秦漢時代的犁一般無二,母親紡線的紡車也與秦漢時代的紡車完全相同。這“一般無二”,這“完全相同”是我從《齊民要術》、《農政全書》中知道的,《天工開物》中的插圖也畫得清清楚楚。七十年代長安的兵馬俑出土,發現兵馬俑穿的鞋竟然是千層底的布鞋,鞋底用線繩納過,並且在腳掌和後跟的部位納得更加密實。當時的報刊大贊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可是就是不順便反省一下當代中國的落後。2000多年竟然是沒有什麼長進!
落後是落後,可日子過得也算舒心。喂口豬,十幾隻雞,肉蛋自己吃一點,大部分換錢,買日用品。餘糧可以賣些錢,母親紡出的“線穗子”也要換成錢。 窮是窮了點,可是從沒到了缺吃少穿的地步,日子過得也有滋有味。
那時農民也不必供養那麼多的父母官。當時的縣衙門僅一個大院,前門掛政府的牌子,後門掛縣委的牌子,一個院子僅幾排平房而已。最清楚當時我們鄉的“鄉政府”,僅三名工作人員,其中的兩人:鄉長和鄉支書還不脫產,僅一個鄉秘書是脫產幹部,也只管一些結婚登記之類的的事。這事我記得很准,因為這鄉支書便是本家的伯父傅德明,而鄉長是附近韓莊的馮書梧,而這鄉秘書是鄰村任樓的任鴻賓。任鴻賓大概還不到20歲,也很隨和,人們都叫他“鴻賓”,更有不少人開玩笑叫他“紅屄”。
大可不必擔心那時的社會治安狀況。政府的職能很弱,治安靠的是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社會倫理道德。那時人們也頗注重自己門戶的聲譽,如果行為不端,不僅丟了面子,甚至會影響到兒女的婚事。同村的人大都是同一個祖宗經過幾百年繁衍留下的後代,而村與村之間因為姻緣也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大到偷盜、犯罪,小到家庭的不和,鄰裡的糾紛都要過問。出現各種問題後,最終可以通過各種關係獲得解決。那些不拿工資的“調解員”們,恐怕比今天的政府的官員們更有威望,更有效率。
各種經濟活動按著那延續了幾百年甚至是幾千年的固有方式進行著。人們進行各自的勞作,五天一個集市,那是人們進行貿易的地方。平日裡各種小販也走街串巷。各種不同的小販會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響:一聽到梆子的聲音便知道是買油鹽醬醋的;買小百貨的用手搖一種既帶小鼓又帶小羅的一種東西;賣盆賣碗的則直接敲打他的瓦盆。打鐵的,鋦盆鋦碗的,製作笤帚的……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些十分動聽的吆喝聲:“張好馬尾籮吆” ;“ 狗皮貓皮換鞭稍”;“搶剪子了,磨菜刀”……
不過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很快有了改變。
2013年1月17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