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得了奧斯卡金像獎。

    這回得的是“最佳導演獎”。比起上次得的“最佳外語片獎”，顯然又高出了一個檔次。 “最佳外語片獎”怎麽聽著都覺得有點像是在正式的獎項後，又設了個安慰獎。李安的這個獎杯，是個有分量的真傢夥。

    李安的得獎，讓老夫我很有一種酸溜溜的滋味：既喜歡，又嫉妒。所以喜歡，是這李安畢竟是華人，是炎黃子孫，李安得獎，也讓我與有榮焉。我的高興還有一說，這說明我們炎黃子孫的智力水準不低。在分析一個民族的前途時，判斷一個民族能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總是把這個民族的這一先天的因素看得特重。一個民族，儘管由於歷史或者制度方面的原因，可能在經濟或者文化的發展方面落後一時，但只要在先天的基因方面沒有問題，這個民族一旦誕生一個英明的領袖，並由其主導建立一種優越的製度，這個民族就必然會崛起成為世界強國。李安的得獎，還有那麼多的海外華人，港、台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讓人確信中華民族的智力水準並不低，中國在世界上崛起並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是必然的事，是早晚的事。

    說起嫉妒，也確確實實地有這麼一點。畢竟兩岸已分隔 60 餘年，為什麼奧斯卡金像獎的這個小金人恰恰地落到了海峽的彼岸，沒有落到面積更大，人口更多，且文化積澱更為豐厚的這邊呢？

    說起台灣人的文化素質，恕我直言，除當年蔣介石帶過去的人中有一部分文化人以外。所謂的台灣本土人（不計台灣山胞），其實都是福建漳州一代貧苦的山地農民。並且凡是外逃謀生的，多是格外窮得噹噹響的農民，哪來什麼文化？後來的台灣人，更是長期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苟延，活著就不錯，文化二字，更是談不到了。我作一個十分不科學的估計，當年台灣人全部的文化底蘊，加在一起大概也不比江南一個蘇州地區，或一個杭州地區，或一個紹興地區多多少。

    區區 2300 萬人的台灣，按人口僅為河南的 1/5 ，江甦的 1/3 ，何以在與大陸 70 餘年的分治以後，在文化、藝術領域竟有如此的發展。當年的鄧麗君的錄音帶流入大陸，讓當時只會唱“主旋律”、“革命樣板戲”的大陸人聽得如癡如醉。而今天，台灣的電影，竟然捧得奧斯卡金像獎，讓大陸人，也包括我老人家，望“獎”興嘆，心裡酸溜溜地不是個滋味？

    怪只怪兩岸分治後的最初的 30 餘年，大陸對於文化事業的摧殘和對文化人的圍剿。不說別的，光說這電影事業，不管是編劇，是導演，還是著名演員，不是少部分人，甚至不只是大部分人，而是百分之百的人受到迫害。古今中外沒有哪個民族如此愚蠢地糟蹋自己的文化，殘害自己的文化精英。其必然的結果是，燦爛的中華文化變成一片荒蕪。於是 10 年只出了“八個樣板戲”，《地道戰》、《地雷戰》兩部電影！

    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在眾多有良知的文化人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衝破“兩個凡是”、“主旋律”、“姓資姓社”等一道道枷鎖，中國的文化、文藝事業恢復得也還是很有成績。去年一年，中國大陸的電影即拍了 600 多部。雖然這些影片良莠不齊，精品不多，其中 70% 連個上映的機會都沒有。不過比起當年 10 年八個樣板戲荒唐局面，已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了。大腕導演，也還是出了不少，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幾個人，也確實不錯，已初步具備了衝擊世界獎牌的實力。

    中國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積澱，有如此豐富的人才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歷史上，尤其是近代，更尤其是現代，發生的如此多的引人入勝的，匪夷所思的、世界上絕無僅有故事，為中國的文化事業，提供了絕好的素材！

    也有諸多的因素仍然制約著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權力的濫用。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會議上說：“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宜腐的保障機制。”此話雖然是針對這腐敗現像說的，但“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思想，對於懲戒官員在文化事業上權力的濫用同樣適用。只有將管文藝的官員的權力關進牢籠，讓這些官員的亂加干涉和瞎指揮的行為得到約束，中國文學、文藝更加燦爛的春天才會到來！

                                              2013 年 3 月 1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