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還是有話要說。從那數不過來的單子看，無非表明我們的祖國那時期多麼強大，偉、光、正！

    似 乎是這樣。不是有句話說嗎？大鍋裡滿了，你飯碗裡才有嘛。非常有道理，我們當時就這麼認為：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挽救國家財產要不惜一切，甚至你的生 命。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尤其看了那堆積如麻的成績單），國家的大鍋是滿了，老百姓的碗裡卻只有清湯寡水的幾根菜葉，這就叫“國富民窮”。

    不用統計數字，光憑我的經歷就能感覺出點兒什麼來。隨便舉幾個例子：四九年我隨父母從根據地進天津，那時雖然共產黨已控制天津，但社會還保留在舊式的架構上，短暫的社會穩定，令我看到了農貿市場大木盆裡的活魚。而下一次我再看到大木桶裡的活魚，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上海農貿市場。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文革後訪問上海，臨走時說了一句令上海人心酸的話：“四十年前我曾來過上海，今天又來，上海沒變。”我認同，他說的是大實話，文革期間一千萬上海人承擔著十三億中國人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中央把上海黃浦江的水都快抽幹了，她能變嗎？！

    上 海老一代人一定記得有個著名地段———“蕃瓜弄”。原來是個棚戶區，新政權為了體現人民當家做主，五十年代拆了破草棚建起了工人新村。這原本是件好事，可 不知是領導苦於找不到更好的工人當家做主的案例，還是別的什麼。到了七十年代末引領各國元首參觀上海新氣象的楷模依然是“蕃瓜弄”。面對報紙上大幅的照片 和元首們言不由衷的讚美之詞，我都替咱們政府臉紅：幾十年過去了，你以為那些元首們都是弱智？

    在上海問一個堅定擁護共產黨的草民老人：“你一生最好的時光在那段？”

    他認真地想了想，回答：“三十年代抗戰以前。”

    “那甚光末地戰爭，陿其適宜。”（那時候沒有戰爭，非常舒服）他又補充道。

    我想，那不是魯迅時代嗎？

    我 中學下鄉勞動，學校請當地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憶苦思甜。老大娘講最苦的年代是民國二八年（一九三九年）潮河發大水，莊稼全淹了。“不過再苦也苦不過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老大娘哭了起來：“大隊掀走了我的鍋，連飯都沒吃的了！那才叫慘呐。”這是我親耳聽到的，看看身邊的老師絕對一臉的尷尬。

    經 常在網上搜索到這樣的照片：一群稚嫩的孩子，在破爛不堪的校舍裡讀書。什麼意思？我不懂。抨擊現今社會的不公？有人花天酒地揮霍公款，有人連基本的國家義 務都享受不到。立意很好。只不過下次再拍同樣的題材時，麻煩攝影記者再多問幾個問題：你們前三十年是怎樣上學的？你們的學習環境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 壞？

    通 常在類似的憶苦思甜語境裡，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新舊社會之說。我舉了那麼多例子並不為了說明什麼，只是想表明中國的社會沒有新舊社會之分，只有政權的 更迭。滿清王朝、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共產黨政府只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罷了。任何一個政府相對他的前任政府而言都可以說是新舊社會之分。有了這個概念您對各 個政權會有較理性、較公正的認識。

    滿清王朝腐敗無能是事實，中國人的屈辱俯首皆是。可就這樣的國度裡，中國人和有識之士包括慈禧太后也作了一些益于國家進步的改革。國民經濟總量也曾是世界第一。

    北洋政府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民主的政權，雖然它導致了政府更換頻繁，軍閥混戰，還有張熏的辮子軍和馮玉祥逐出清皇於故宮的極端事件發生。

    國民黨原本是革命黨，建黨初始就一直忙於打仗，對中國的建設沒有太多的貢獻。但他統一中國，抵禦日本侵略還是應予肯定。

    共 產黨執政初期，最得民心，是中國人民期望值最高的政黨。人民以最大的熱情響應它的號召，以犧牲精神換取了中國的初級建設。只可惜執政者沒有管理社會的素 質，以理想代替現實，以理論干預實踐，違反了社會發展規律，不講誠信，熱衷於階級鬥爭，一次次地打擊和挫傷了人民的積極性。最終與人民分離，演化為一個利 益執政黨。為了黨的利益，他的政策總是左右飄忽不定。一旦政策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就像脫韁的野馬飛速飆升。一旦政策違反了社會的發展，中國經濟 就像是進入了暗礁險灘的扁舟，時時險象環生。

    所以說，任何一個朝代都有正反兩面，關鍵是：適者生存。順從潮流，地久天長。違逆天命，危在旦夕。

    祝願左右兩派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2013/5/27  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