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望

習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權力的前後簡單情況是：

習父仲勳被認為是個善良、正直，勇於改革的中共前高幹，自稱“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習父政治理念與耀邦及紫陽相似。胡當年被逼下臺，只有習一人挺身為胡辯解。六四習仲勳反對開槍，被鄧小平痛罵。姐姐習橋橋與前陝西省委書記馬文瑞女兒馬曉力是閨中蜜友，常參加胡耀邦長子胡德平的討論會，是呼籲政改的黨內民主派人物之一。

習近平文革曾受過一定折磨。文革後當官，母親就厲言不得在所管範圍從商。習在閩、浙掌政，給人性格平和，慣於協商，有廉潔從政之印象。在閩每年放假回京，都去探望被保守派暗算離職的前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朱厚澤是被胡錦濤嫉恨的黨內民主派領軍人物，朱去世時僅有他和李源潮兩個政治局成員送花圈，有乃父厚道之風。據說習上臺前曾與胡德平深談，胡向習提出“經濟穩中求進，政治穩中求改，文化穩中求變”的建議。在浙時習支持建立政府與民眾直接對話的民主懇談會，創出有別於重慶和廣東的“小政府大社會浙江模式”。 當時資深媒體人李偉東更這樣說：“改革重新被高調提起，……，並開始有所期待，期待一個新團隊哪怕不敢政改也可以在體制改良方面做許多事，緩解社會矛盾，成為好人政府。”

十八大後習走馬上任，即沿著鄧小平南巡之路走了一圈，到處親民造訪，大搞“民心工程”。對腐敗問題提高到可能亡黨、亡國的角度看待，嚴禁政府高消費行為，對關係民生的食品污染，也表現出認真對待的態度。人們還看到解除包括維權人士馮正虎等的軟禁，允許重審被薄熙來迫害的律師李莊，李克強強調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承諾改革或廢除勞教制度。以上都是人們推測及期望習會大力推動“各種”改革，即使不能全面政改，也能給國家帶來多點良性變化、多點寬容和自由的原因。

二，疑慮

十八大胡錦濤政治報告強調“不能改旗易幟走邪路”，回絕了政改呼聲。汪洋及李源潮這兩位改革型人物未能入常，又以較為保守的兩張一劉入局，人們認為已規範了習、李政治取向。

人們記起09年習訪墨西哥宣稱“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有人透露習近平筆桿子是公認的“新左派”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香港雜誌披露習向親友推薦兩本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和《輝煌苦難》都是“偉光正”著作。

習強調現在跟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整體，不能分開。他感歎蘇聯垮臺“沒有一個真正的男兒”出來阻止。習又提出“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的“七不講”。指示嚴打互聯網中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

人們認為這些跡象說明習更像毛的兒子，一個嚴厲的維持會長，不會考慮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讓人感到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左”。懷疑習即使自己願意追隨父親遺願，但習、李究竟有多大能耐走改革之路已存疑問。

三，宣示

三中全會在人們期待中召開，我們絕不懷疑習、李對改革表現出的巨大決心，讀者朋友可在各種媒體的報導、評論中，清楚瞭解他們煞費苦心擬定的大量對人民有利、前所未有的措施。李偉東“成為好人政府”的期望應不成問題。

當然也不乏質疑之聲，人們注意到在對“改革”進行超大力度的宣示中。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和黨的建設“六位一體”全方位的改革，經濟是重中之重，這沒什麼不妥。“政治改革”也不避談，而“政改”的含義是：怎樣把“黨的絕對領導”加強和改善，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核心作用。當然也要做更周密規定，有效防止黨員違規。這顯然與外界希望“改革政制”的含義南轅北轍。中共有權希望怎麼改革，問題是中共是執政黨，他的政策關乎整個國家，也不能不考慮其他意見，把外界政改訴求一概視為“全面照搬西方模式，不符合中國國情”。

四，問提及答案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治理，走來走去始終走不出毛澤東擬定的基本治理方式？也許需要從中國大陸政體的由來及發展尋找答案。

中共是推翻蔣介石後取得大陸政權，那時毛抓住機遇，看準蔣的弱點，打出“新民主主義”皇牌，巧妙利用了民心。加上才華橫溢的精英們悉心輔佐，建立了一個有如唐似漢基礎的國家，蕩滌了古老大陸不少污垢。五、六十年代毛毅然決定製造火箭、原子彈，走了有遠見的一著。不談毛邪惡的帝皇思想及治理的嚴重錯失，其實那些跟隨毛奪取政權的人，大部分是真心希望中華民族復興的革命志士，這些真心為國為民的英雄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輔佐毛的功業。毛奔天後，鄧時期這些人還有不少，他們沒忘記奮鬥目標仍是純粹為國家民族而非金錢私利。故此那時貪贓枉法的事罕見，許多黨內元老從民族前途著想堅定同意與時俱進的政改。

時代前進了，主要搞經濟了，毛時“整個群體”捨命為一個“權”字，鄧後“整個群體”就為一個“錢”字。鄧提出可以搞“先富起來”也很合理，筆者不相信鄧僅僅是為了某個特定群體。不過由於某個特定群體手中現有的條件特別容易“先富起來”。 搞經濟“權”也很重要，它是謀取“先富”的利器。加上“革人命”轉向“革錢命”，人性利慾浮出水面，文革對中華基本優良傳統的摧毀，改革開放後道德教育的缺失；“天下是我們先輩用鮮血換來的，這個江山我不坐誰坐？這個‘富’我不先得誰先得？”的思想。在經濟進一步發展，可謀之利越來越大下，大量有條件近水樓臺先得月者毅然投入“革錢命”行列。只要幸運地成為這“群體”的一份子，很快能嘗到“肥”起來的甜頭。今日已不是一般富的問題，書記委員們不一定兩袖清風，可能家襯萬貫，過上比“共產主義天堂”更風流的生活。有誰願意愚蠢地放棄現今而拘泥於老式“革命”？所以儘管社會差別加大，不公處處顯現，普羅大眾利益受損，人民怨聲四起，對外界要求放下手中寶貝——“權”的政改就顯得慎重，原來爽快的態度變得含糊其辭了。

所以為永保先輩打下的江山，永保群體在中華大地的政、經權利：

1），要堅持黨領導；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毛的“百代猶行秦法政”，牢牢掌握槍桿子。改革不能脫掉“黨”這個大帽子，不能超越這個大框框，嚴防有人借機動搖黨的權力。

2），一切改革都可以研究，經濟改革要特別寬鬆。外間所提政改則絕不能答應，那是西方資本主義別有用心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實際情況”。

3），群體可以被“批評、監督”，百姓可以提意見發洩不滿。還要嚴懲過於出格的官員，但力度必須由黨拿捏，以免傷自己人或引起社會不穩。

4），不能搞北韓那種醜陋的家族血緣相傳。現已確立的那套大家心照不宣、行之有效、有中國特色的、使更多人有機會的“革命血統傳承”制度是幾代人摸索出來的，是要堅持的。

5），毛澤東不管他得罪過多少人，整死多少真心擁護他的人，畢竟江山是在他老人家帶領下打出來的，沒有他就沒有今天治理國家的根據，沒有今天的“偉業”。他的雄才大略誰能過之？批毛、以及去深入否定文革等於與自己過不去！這樣的蠢事不能幹。

今時不同往日，群體的領導們大多不是權力場上高手就是行政、技術精英。他們學貫中西，頭戴碩、博之冠，不乏“人性化”理念，對世態清晰瞭解。既有兼顧群體共同利益之能，又有讓民眾分到“一杯羹”之策。群體共同利益既“可持續發展”，人民意見也不至“爆棚”。

明乎以上，對“為什麼中國的治理，始終走不出毛擬定的基本方式？”就可以豁然開朗矣！

五，中共能創造新的政體模式嗎？

1945年毛經常親擬社論的《新華日報》寫道“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什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複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這一原則現在仍對嗎？

其實華人關注的民族政治制度的前途，也是史學界深入探討的議題。著名已故史學家唐德剛說過：“……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中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他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形態為何？。”唐認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熔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的錘煉出來的。”唐說歷史學家：“只談抽象存在而不談具體形態，歷史學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僅此而已！”（見唐德剛《袁氏當國》94頁，廣西師大出版社）

人們知道現在已實行“代議政府”的地方，“具體形態”基本是兩黨或多黨制。唐的說法似乎令人覺得今後新的某國要“出現的民治時代”，其社會政治結構的具體形態是不一定的，歷史學家不瞎猜可能的“具體”形態。既然如此那麼是否可以理解為，說不定會出現一黨領導下的“代議政府”政治形態？或會出現一黨領導下的“民治時代”？果真如此，中共就真的創造了世界政體的新模式，那就謝天謝地了，要衷心祝福中華民族了！

（17/1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