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續不停、日益高漲的學大寨浪潮中，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沒有絲毫懈怠。他說中央的鬥爭太複雜，我主要聽兩個人的話，一是毛澤東，二是周恩來。毛澤東號召要“繼續革命”，大寨還要出“新套套”，那就是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徹底改變人的自私、懶惰和虛榮的本性。

不識幾個字的陳永貴向人性發起了挑戰。

陳永貴理解的“艱苦奮鬥”就是要苦，要窮。

有個年輕人一次在街上逛街，進飯館吃了一頓被陳永貴知道了，就在大柳樹下語重心長對那個年輕人進行教育。年輕人不服，說又不是吃公家的，陳永貴說吃自己的也不能貪圖享受。一年夏天，幾個年輕人幹活累了往樹下一躺，聊天說“最好有沙發坐，開起電扇，喝一瓶汽水”，這句話被一名幹部聽到了，所有的領導都到大柳樹下對青年們輪番進行教育。從那以後陳永貴規定絕對不許年輕人戴手錶，穿皮鞋，穿花衣服，燙頭髮。因為大寨村太苦，一些年輕姑娘想到外地找物件，遭到陳永貴嚴厲批評。聞名全國的“鐵姑娘隊”的姑娘們不斷收到一些各地寄來的“求愛信”，也真有姑娘和外地人信來信往建立了感情。陳永貴像個大家長，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是資產階級思想對大寨這塊純潔土地的侵蝕。他在大柳樹下召集團組織會議，要求鐵姑娘們正確對待婚姻。一些記者看到姑娘們模樣不錯，用相機給姑娘拍照，陳永貴很不高興，照得越美他越不高興，怒氣衝衝地趕跑了記者，然後在大柳樹下繼續開會，向村裡的女人們再三發出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呼籲。

1963年一場百年不遇的洪澇災害降臨大寨，洪水呑沒了成片的村莊和田野。房屋倒塌，土地沖毀，虎頭山下一片廢墟。男女老幼幾百口人擠在大寨的一個會議室裡。陳永貴組織人在大柳樹下支起四、五口燒菜鍋給村民煮飯吃。大寨的災情被報導出去，立即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慰問電一個接一個傳來物資支援的資訊，可是被陳永貴全部拒之門外。緊接著昔陽縣撥來一筆醫療費，又被陳永貴謝絕。最激動人心的是縣裡又撥了1000元，那年頭這可不是個小數字，許多村民提心吊膽生怕再給拒絕了，果然，到手的錢又被退了回去。縣裡又派來兩輛馬車，全是八方支援的被褥，衣服，這正是受災的村民最需要的，可車上的東西看都沒看，兩台車就被陳永貴退了回去。然後陳永貴立即在大柳樹下召開大會統一思想，口號是“不要國家救濟，堅持自力更生”。以後，軍隊和政府機關多次給大寨送錢送專案，還有的想幫助買農機，建體育場，陳永貴對一切援助予以排斥，在他看來，接受外援就是動搖了自己的“自力更生”。

當年的一位元記者舉例說，比如羊官放羊，他老婆要生孩子，你說他是先把羊趕到羊圈還是先顧老婆?結果他先把羊趕到羊圈再去看老婆，這就叫“先公後私”。

七十年代有了機械化，村裡到山上安了滑道，一次往山上挑糞，一個年輕人說將糞筐往滑道上一掛一溜就上去了何必用肩挑呢。陳永貴又讓大家到大柳樹下開會，說有了機械化也不能丟了“艱苦奮鬥”。他帶頭拿起糞筐，天上的滑道吊著東西在飛，他挑著兩筐糞在山坡上爬，村民們不聲不響跟在他後面……

早在1919年，20多歲的毛澤東曾發表文章，吐露他有一個到嶽麓山去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理想，他設想“新村”裡要“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養雞魚”，要辦成“公共育兒園，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醫院和劇院”等等，這其實就是“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工農商學兵融為一體的人民公社制。這個設想的烏托邦圖景也是58、59年他曾嘗試卻又失敗了的所謂共產主義追求。

陳永貴的想法與毛澤東一脈相承。他堅持大寨走集體經濟道路，乾脆一年一評工分，不許有人太高有人太低，多勞少勞差距不能懸殊。他要求工農商學兵職工也一樣記工分，公社要辦好學校、合作醫療、幼稚園、縫紉組、文化室、公共食堂，等等等等，所有家庭自留地全部收回。

可毛澤東就非常讚賞陳永貴的管理辦法。他說，過去共產黨打了三十多年仗，實行供給制，幾十萬人過的是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壬物資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激勵。毛澤東認為，不講政治覺悟，只講個人主義的物資刺激，這是“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種表現”。

遺憾的是，不論毛澤東還是當年的副總理陳永貴好像並不瞭解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八億多農民在五萬多個人民公社裡幹了二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水準不如解放初期。大約有一億戶人家糧食不夠吃，四千萬戶人家糧食只夠了吃半年，剩下的幾百萬戶更是食不裹腹。至於現金收入就更可怕了，大約有一億一千萬人每天只掙一角一分錢，四億六千萬人每天掙一角三分錢。另外兩億人掙的多一點每天平均也不超過兩角兩分錢。農村有將近一半的村子沒用上電，在這樣的情況下搞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公社制，只能成為今天的歷史笑談。

當年一位省委的宣傳幹部說，結果能幹的農民不願多幹，他們不遊行示威抗議，就搞無聲的反抗，在地裡磨洋工，比那個反抗還厲害。億萬農民在地裡磨洋工，是非常可怕的。

六十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農民為了度過嚴重饑荒，提出了分責任田的“包乾制”。他們按下手印，冒著掉頭的危險換取饑餓問題的解決。可是他們遭到了極“左”路線的強大幹撓，責任田沒能得到推廣，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這些被稱為“三自一包”的經濟政策受到更嚴厲的批判。

而陳永貴推行的公社制，看起來卻是春風得意，前程遠大。

1976年2月，周恩來總理逝世。

同年9月，毛澤東主席逝世。

不久，“四人幫”被趕下歷史舞臺。

1978年春天，《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在全國掀起一場思想解放的大討論。那幾天，中南海的政治家們都在尋找5月11日的《光明日報》，只有陳永貴沒有把它放在心上。後來發現中國大船有掉頭的跡象，才讓別人把文章念給他聽。很快，各地農村在思想解放的召喚下，開始了一場否定大寨模式的運動。

雖然陳永貴並不很理解真理標準、社會實踐這些概念，但他以農民的精明與敏感，意識到中國農村改革風暴可能到來。他最關心的是持續了十幾年的農業學大寨浪潮還能不能繼續下去？他本人的命運又將發生怎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