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我和攝製組正在東北農村採訪，忽然接到第一汽車廠朋友的來電，說是汽車研究所的兩名老總研製出一台家庭用微型小轎車，取名“三口樂”。等我們見到其中的楊建中副總師時，他正穿著件背心，汗流浹背地和幾個工人在他們自己搭的工棚邊忙著。工棚裡掛滿了電鑽、電錘等各式工具，棚外真的停著一輛塗得五顔六色的小汽車，車身後部還畫了一個調皮的小狗。這麼小的車我們是第一次見到，它沒有一般轎車的氣派和華貴，卻長得小巧玲瓏，機靈滑稽。

楊建中見記者來了，沒等問便停下手裡的活兒樂呵呵地介紹說，這個車名叫“三口樂”，主要是給一個家庭用的，前面可以坐父母，後面可以坐小孩。它的標記由三個“口”組成，兩個“口”是父母，一個“口”是寶貝兒子。說著他拉過一台自行車比較著說，它的長度與自行車差不多，高1.4米，寬度是1.2米。這麼小的一個體積裡要把人放進去，人不能變小，所以是很難的。

為什麼要造這樣一台小汽車呢？小得令人費解。

1953年，楊建中畢業於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汽車專業。當年的清華大學喊出口號，畢業後要“為祖國工作五十年”。楊建中年輕時喜歡打冰球，說相聲，有著過人的精力。他中等身材，戴著副細黑邊眼鏡。40年過去了，他依然嗓音宏亮，震震有詞。一生從事發動機設計研究，他最得意的代表作，就是那台聞名中外的高級轎車——《紅旗》。

楊建中還有個習慣，就是愛觀察。經常有身邊的事會打動他。一旦被打動了就愛談感受，一有了感受就愛發表見解。他雖然學工科卻對社會學十分敏感，除了趴圖板還常有點文學的體驗。

我們稱楊建中為“楊總”。此時他把我們領進他家裡。楊總愛養花，我一眼就看到放在陽臺上的一盆米蘭，這是南方植物，楊總說他是從廣州帶回來的，冬天他也能養得很好，大雪天依然能聞到撲鼻的花香。楊總的書房很寬敞，書架邊放著一塊大圖板。“在家裡也架圖板，肯定是用來畫‘三口樂’的”，我心想。他的家用辦公桌上擺著好幾個紅紅綠綠各式各樣的小汽車，像玩具，像模型，像樣車，他說多是從國外帶回來的。桌上放著厚厚的汽車雜誌和報告，隨便打開一本，無數輛各式小轎車就會向你撲過來。

當我們支起燈架起笨重的攝像機時，楊總已經有些著急了，他坐在書桌邊，看都不看話筒一眼，比比劃劃地就說開了——

“那是1976年，北京發生大地震，我80多歲的老母親在地震發生時腿被擠折，慌亂中鄰居用一個推土的車把老太太推到醫院。我知道後心裡很難過，母親不知道她兒子是搞‘紅旗’高級轎車的，可母親受傷連輛計程車都找不到。倒不是因為我母親，我總覺得人民是需要車的。除了領導需要高級的公務車外，老百姓也是需要車的。那時候中國所有的汽車廠都是給領導造汽車，沒有人想到老百姓需要轎車。國外家家都有車，可中國老百姓買不起轎車。因此我天天想能不能造一台老百姓能買得起的小車”。

平時就愛動腦子出點子的楊總這時冒出一個念頭，自己要試著造一台小汽車。於是他利用出差機會今天往家扛兩個輪子，明天買回個曲軸變速器，不久自家院裡就堆滿了大小零部件，一個造汽車的小作坊就誕生了。

當時任轎車廠“紅旗”底盤設計的副總工程師華福林有一天到楊建中家坐客。1955年華福林畢業于山東大學自動車系汽車專業，到一汽也是一干就是40年。他說話不多也不快，遇事沉穩心中有數。現在他看到楊建中家堆滿院子的汽車零部件，奇怪他又冒出什麼新點子。楊建中說他想試著造一台平常百姓能開的小汽車，華總聽了十分感興趣，於是楊建中有了合夥人。

兩個人說幹就幹。他們先是參閱國內外資料，那時義大利、德國、日本等都在設計小型車，他們利用出國機會細心考察國外同類車型，絞盡腦汁考慮中國老百姓能買一台什麼樣的車。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像著了魔似的趴在圖板上畫圖直到深夜，所有的節假日都用來設計小車。他們邊畫圖邊湊零部件，自己花錢買輪子，買發動機，買坐椅。他們又請了剛從德國學習回來的年輕人一同設計車型，一些號稱“汽車迷”的工人也來幫忙，每天一下班大夥就湊到一起又是敲又是鑽。開始只作為一種業餘愛好，轉眼間竟奇跡般造出一台漂亮的超微型小轎車。

一傳十十傳百，微型小車驚動了南方一些鄉鎮小企業。有人來電希望老總他們作“技術轉讓”。大家一想如果這台車通過技術鑒定，讓那些企業來生產，老百姓不就有車買了。於是他們給這台車定價一萬元，自己立了個“法人”作代表，學著個體戶在工商局注了冊，正式成立了一個“三口樂家用小汽車設計所”。

9月初，煙臺二輕局捷足先登，首先提出要把“三口樂”送到即將召開的煙臺國際葡萄節展出。

剛剛出生的小寶貝就要走向市場，樂壞了所有為他付出辛勤勞動的工程師和工人們。一時激動，兩位老總高興地向一汽領導作了彙報。

領導聽說兩位老總私下幹了一台車，帶著好奇心頗有興致地去現場看車。他們萬萬沒想到兩位大名鼎鼎的老總竟在這樣一個簡陋的工棚裡用這樣的工具幹出這樣一台漂亮的小汽車。他們什麼也沒說默默地回去了。

兩天后，一汽領導突然提出“三口樂”必須以一汽的名義參展，否則不許運往煙臺。原因是兩位老總帶頭在廠裡搞第二職業影響職工隊伍穩定。老總們聽了大吃一驚，於是圍繞著科研人員該不該搞第二職業問題在廠內廠外泛起陣陣議論。有人說幹好本職工作就不能三心二意，即使是業餘時間也要把自己的技術變成生產力。還有人說搞第二職業實際就是鼓勵人人為自己額外找飯吃，不可避免發生分心現象。一位副廠長說，人是屬於我的，成果也屬於我，我說了算。於是一汽進一步提出“三口樂”必須收歸一汽，“三口樂”設計所必須解散，以防止別人效仿搞第二職業。

楊建中在接受我們採訪時激動地說：“我不可能24小時全部想我當前在搞的奧迪、紅旗、電噴，全想我談判的事情，這是不可能的。我有休息下來的時間，有人去看小說，跳舞、打麻將，這些我不會，我就願意看看書，動手做點什麼，這有什麼不行？”楊建中說，“汽車廠目前這個體制要想在短時間幹成一件事是很困難的，確定一個東西程式很複雜，而且層次也很多。比如我們這個小車，因為是家庭用車，所以我們希望它能活潑一些，就在車身上噴了一隻小狗，現在中國人也都喜歡養寵物。那麼這只狗要是廠裡討論的話，就要考慮這只狗將給汽車廠帶來什麼形象，是什麼意思。如果哪位領導對狗很偏愛說可以噴只狗，那麼又要討論是噴公狗還是母狗，是哈巴狗還是狼狗，這樣討論下去就沒完沒了了。如果這只狗已經定了，還有一些領導認為應該是只貓，最後討論要照顧大家的面子和權威，最後這只狗肯定是狗腦袋貓尾巴，這種事我可以舉出很多很多”。

楊建中說：“再比如討論汽車廠一個標記，紅的，藍的，綠的，黑的，這就要把所有的懂的不懂的人都找來，按職務和職稱找來，大家論資排輩地提些意見，就這麼一個小小的標記，沒有三次五次會定不下來。在這樣一個體制下，我們當然不同意把‘三口樂’轉讓給汽車廠。”

為了能讓“三口樂”去煙臺展覽，兩位老總勉強同意以“一汽”和“三口樂所”兩家名義參展，但堅決不同意取消“三口樂”法人資格，更不同意把“三口樂”納入一汽，於是十幾次的協商陷入僵局。

幾天的反來複去的談判把兩位老總折騰得筋疲力盡。有人說兩位老總為了錢連本職工作都不要了，有人說他們做了太失身份的事。第二天華福林在辦公室心臟病突然發作，他從地上爬到屋外打的呼救電話。楊建中下班後找人給自己算了好幾卦，不知“三口樂“的誕生是禍還是福。他一生愛汽車，想汽車，從設計中國第一台轎車開始，他就成了“汽車迷”。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給老百姓造一台車有什麼不對，當他在電話裡講這一段時，竟哽咽得說不下去……

9月8 日，“三口樂”在山東正式展出，立即成為引人注目的特殊產品。王光英親自在“三口樂”手絹上簽字，當天的“煙臺日報”關於二輕局展會九行字的報導中，有六行寫的都是“三口樂”。可是負責展出的二輕局為二位老總未能到會大為惱火，所有關於製造老百姓買得起的汽車的討論和與各地汽車專家的會談被迫全部取消。山东二輕局負責人對記者說，：“三口樂”是零的突破。一汽搞了幾十年汽車，沒有一台是為尋常百姓造的。“三口樂”應在中國汽車發展史上寫上一筆，可是它的設計師們好像做了一件錯事，他們表示非常不理解。

與此同時，一汽關於“三口樂”的歸屬問題仍在協商。一汽堅持說只要取消“三口樂”設計所，將對兩位老總實行重獎，目的是制止正在出現的“三口樂”效應。

9月11日，“三口樂”結束了在煙臺的展出被運往三面環海的山東榮城市。榮城市汽車工業公司比煙臺下手还快，第一個與“三口樂”所簽定了協定，準備投資兩千萬製造“三口樂”。等我们赶到荣城时看到重型推土机正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轰轰作响。公司董經理說，他們要蓋2萬平方米的廠房，用三、四千萬投入新產品開發，九月末有十幾位各地來的人才到位，根據每人不同情況分配新的住房。他說他更著急的是儘快把兩位老總聘過來，聘用條件是每人贈送一套價值34萬元的小樓，配給汽車一台，並為每人存款20萬。因為當時已有秦皇島、蘇蘭、大連、北京等多家企業在爭奪二位老總，其條件都比榮城優惠。

從榮城坐船返回，我們得到信息：就在“三口樂”事件發生前不久，一汽某分廠一位副總工程師帶著好幾位技術骨幹奔赴廣東。他們一不要檔案，二不要戶口，三不要黨籍，並放出話過年春節還要回來公開招人。

這就是南方向北方的挑戰！

人才的競爭，實際上已成了勢力的競爭，待遇的競爭。也許待遇的競爭才真正體現了人才的價值，知識的價值。只有競爭才會促使社會對人才的重視。

我們曾再三請一汽的領導出來談談，卻再三得到謝絕。因為他們不願同中央“讓一部人先富起來”唱反調，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職工搞第二職業。他們也希望在勞動與分配上能拉開檔次但難於下手，為保證國家支柱產業的任務他們只能求穩定，搞平衡。北方的一汽其實不是不知道人才的重要，幾十年來卻一直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國營企業的船太大，太重，按照實際生產水準，當時的一汽起碼多出幾萬人。如果把這麼多人推向社會，社會怎麼辦？一汽還有個近兩萬人的退休大軍，一個退休職工相當於兩個青年工人的工資。每年一汽有上千娃娃落地，一個孩子只要生在一汽，企業幾乎把他包到退休。所有的托兒所、學校、醫院、公安、法院……都要由企業來負擔。即使這樣，政府每年還指令一汽接收上千名轉業軍人和上千名大學生。一汽的房子無論怎麼蓋也跟不上人口的增加。一個企業就是一個完整的社會，社會負擔又牽制著企業的活力。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可能讓一部分知識份子得到高薪報酬？又怎麼可能讓楊建中、華福林這樣的高級工程師住上小樓？

這是東北經濟與南方經濟的重要區別。

多少年來，一汽曾把解除社會負擔的希望寄託在各級政府身上，它多麼希望政府能關心一下企業的社會負擔。政府也深知企業的難處，可全省許多企業虧損，政府沒有財力幫助企業，企業也無力支援政府，於是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惡性循環。

所以，肯定了“三口樂”就等於肯定勞動與收益的差別，肯定了在國營企業可以搞“第二職業”。顧慮重重，重重顧慮，許多能說和不能說的理由使大企業改革舉步維艱。

採訪中我們覺得還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作為全國重工業基地，東北有著國營大企業集中統一的優勢，它又恰恰是傳統舊體制弊端的集合體。因此，東北的生產指令性計劃程度最高，政府管理企業的系統最完備，傳統體制下人們舊的觀念最深——東北改革最難。

而中國沿海的許多城市，當年多是外國人掠奪中國的登陸點。外敵入侵也種下了商品經濟的萌芽。而日俄爭奪了數十年的東北，長期的掠奪性開採留下的是恥辱而不是市場。

現在，當一汽的一些人才不辭而別遠走高飛時，一汽廠長耿昭杰說，他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希望像楊建中、華福林這樣的人不要再火上加油了。

兩位老總何去何從呢?

楊建中說，他在一汽幹了一輩子，不是誰能給錢他就能跟誰走。他理解一個大型企業在改革中的困難，“船大難掉頭”。他說他不願意在一汽有困難的時候離開一汽。

華福林說，只要一汽對知識份子依然很重視，能拿出更好的政策，不一定非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

9月17日，兩位老總同意在一汽的協議書上簽字，同意解散“三口樂”設計所。自此，“三口樂”正式歸入一汽。

“三口樂“走入一汽的消息傳開之後，再次在車城內外掀起波瀾。有人說這是兩位老總改邪歸正了，有人說這是知識份子的軟弱性，被“招安”了；還有人說老總們為獎金多少與廠裡討價還價；更多的人對老總們同意把車交給一汽表示不理解……埋怨、感歎、牢騷、謠言……沸沸揚揚，折磨得兩位老總苦不堪言。

9月18日，所有參加“三口樂”研製人員在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裡召開“解散”會議。他們掛起了還沒來得及掛的“三口樂”旗幟，在心愛的“三口樂”小車旁靜靜地聽兩位老總講話。華總說，他年輕的時候一直是學校的首席小提琴手，他那時就盼著自己在一生中能做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想到老了老了，真的做了一件既驚天又動地的事，“三口樂”使他成了全廠和省內外關注的人物。華總遺憾地說，我多麼想嘗嘗“獨立核算”、“自主經營”的滋味，奮鬥了一年，沒想到還是掉進了“大鍋粥”。

楊總說，他明白作為他這樣一種身份的人，在一汽困難的時候應該作出怎樣的抉擇。他大聲說，他非要看到中國大地上能跑起成千上萬輛家庭用小汽車。轎車走進中國家庭的事業一定要在他這一代人手中實現！

10月初，一汽又決定不要“三口樂”了，有說是因為覺得大企業不值得幹這麼個小車，有說是因為發獎金無法搞平衡。不管怎樣，“三口樂”終於像掙脫韁繩的小馬，向中國的市場飛奔而去……

一場圍繞“三口樂”掀起的風波平息了，可是關於“第二職業”、“人才流動”的討論並沒結束。人們還在關心，一汽將怎樣迎接來自市場更兇猛的挑戰？政府又將怎樣幫助一汽再振雄風？

這部關於“三口樂”的紀錄片播出後，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第二天電視臺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尤其是一些科研單位更是議論得熱火朝天，有個研究所全辦公室的人一上午都在討論這部片子，觀眾來信也如雪片般飛向電視臺。我注意到，議論最多的話題，是老百姓需不需要小汽車，還有第二職業，人才流動……

按照電視臺的規定，這部片子將在第三天晚上重播。一汽得知消息後，派人到台裡，把片子複製了回去。

當天晚上，一汽召集最高層領導在大會議室將片子重新放了一遍。據說看片過程中有指責的，有不滿的，有從頭到尾一聲不吭的。

第三天下午，我被通知去一汽，廠長耿照傑要求“會見”。這部片子是否重播，就看這次談話結果了。廣電廳廳長，台長，主任，都在等待。

我認識耿廠長，他個頭不高，精明強幹。他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曾帶著一汽大軍完成了由大卡車走向小轎車的轉型，实现了令世界汽车业震惊的创举。他懷有一腔熱血，為中國汽車工業鞠躬盡粹，深受工人們愛戴。此時他坐在我面前，平和地看著我。他沒有為這部片子惱火，也沒有絲毫的譴責。他只是講他的轎車生產的規劃，講一汽的宏偉藍圖，講他的戰略思想，講他和他的十幾萬職工的汽車夢……

雖然他隻字沒提這部片子,雖然我基本聽不懂他的偉大規劃,但我從他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體會出了,他在做大事,他不希望有別的幹撓。他表現出了並不在乎一部電視片，可他找我一個普通記者談話，本身就說明了他很在乎。

走出他的辦公室時，我很失望。因為我非常敬佩的這位大廠長，在他那麼多的規劃中，隻字沒提到“老百姓的汽車”。

我直接去廣電廳廳長辦公室彙報。廳長不在，我給廳長留了一張紙條，我說，一汽在全省舉足輕重，建議還是停播吧。

當天晚上，紀錄片《“三口樂”風波》停播。

一年後, 春風融化了一冬的冰雪吹綠了遼闊的田野。“三口樂”通過了專家鑒定，轉讓給南方三個企業。

第二年，《“三口樂”風波》獲得全國紀錄片一等獎。


1992年完稿
2013年11月11日略作整理